从民国元年（1912年）袁世凯定都北京至1927年国民政府上台，为北京工业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北京工业发展比较迅速的时期。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势力，建立起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物权、发展生产的经济法规，推行鼓励发展实业的政策。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厮杀而无暇东顾，减弱了对华的经济侵略，民族工业获得了宝贵的发展时机。紧接其后，五四运动爆发，广泛开展抵制日货的运动，又为民族工业产品的销售扩大了市场。在此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中国民族工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具体到这一时期的北京，民族工业趁着国内外的有利条件获得了较快发展。除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的有利条件外，中央政府与北京地方政府给工业经济发展提供的政策扶持，也是推动这一时期北京社会经济特别是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有利条件之一。

1.中央政府扶植工业发展的举措

北洋政府建立伊始，将中央实业行政机构分为工商、农林两部，1914年又将这两部合并，称为农商部，统管全国农工商业事宜。由于北洋政府继承了清政府的财政烂摊子，中央财政极为困难，因而重视实业的发展，力图缓解财政困难局面。袁世凯曾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发布、修订各项经济法规以利实业发展的法规法令，“凡关于保护兴业各法令，业经前清规定者，但于民国国体毫无抵触，应即遵照前次布令概行适用，次第施行”[31]。同时，还强调“各省民政长有提倡工商之责，须知营业自由，载在国宪，尤应尊重。务望督饬所属，切实振兴，以裕国计。举凡路、矿、林、垦、蚕桑、畜牧，以及工艺场厂，一切商办公司，其现办者，务须加以保护；即已停办及有应办而末办者，亦应设法维持，善为劝导”[32]。这些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各项。

制定、完善各项工商法规，破除旧有体制对实业的限制和阻碍。为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北洋政府在清末新政有关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并颁行了许多新的工商法规。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规定“工艺上之物品及方法首先发明及改良者，得呈请专利”[33]，把专利权明确限于工艺品的首先发明者和改良者，废除了晚清的设厂专利垄断权，使中小资本获得在各业各地自由设厂的条件。

1913年，农商总长张謇提出应早日颁行商人通例。后经国务总理熊希龄于1914年1月呈请袁世凯批准，同年3月北洋政府公布《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9月1日正式实施。《商人通例》共计73条，其内容较清末仅九条的《商人通例》要丰富完善的多。《公司条例》，共计251条，也大大丰富了清末颁布的《公司律》。《公司条例》规定，“凡公司均认为法人”[34]，由此明确承认了企业和企业家的法人地位，使之均可享受国家的法律保护，这对工商业从业者的经营给予了法律肯定。

对于公司注册事宜，北洋政府工商部于1913年5月底制定了一个暂行章程，共计18条，7月1日正式实施。该暂行章程规定公司注册由商务司办理，“凡公司、局、厂经部核准注册，当即发给执照，以资信守，并通行该地方官厅保护”[35]；同时针对清末有关章程中注册费“应缴数目，殊嫌过重”的情况，对注册费用“从轻规定，以恤商艰”。到1914年7月19日，又正式颁布了《公司注册规则》和施行细则[36]，肯定了暂行章程的各项规定。

表2-2 北洋政府鼓励实业兴办系列政策措施统计表[37]

保护工商业发展，推行各种奖励措施。1913年2月，时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在阐述工商部的工商政策时，即特别强调：“中国旧治，尊士重农而贱工商。今欲以工商立国，则必于工商业加极端的保护，而足以鼓励人民之企业心，以正社会上轻实利、好虚荣、昧进取、喜保守之趋向。”[38]不仅如此，当时的工商部还具体制定和采取了“培植工商业人才”“选择基本产业”“解决资本问题”“制造精密统计”“推行度量衡新制”“设立工商访问局”等一系列措施，以扶植工商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农商部还拟订了《公司保息条例》，于1914年1月呈准袁世凯批令颁行。该条例规定，“政府为发达实业起见，拨存公债票二千万元作为保息基金”，每年以其利息借助棉织、毛织、制铁、制丝、制茶、制糖各业公司，“为对于公司之股本而保其息”。被保息的公司分为两类，甲类即棉织、毛织、制铁业资本在70万元以上的公司，按实收资本额保息6厘；乙类即制丝、制茶、制糖业资本在20万元以上的公司，按实收资本领保息5厘。“凡新成立之公司，自开机制造之日起继续三年，为保息期间”。保息公司自领到第一次保息金后第六年起，每年按照所领保息金总额的二十四分之一摊还；有关保息款项之收支，由农商部委派中国银行经理[39]。这一措施减轻了因工商界通行的官利制度而带来的企业负担，对于吸引更多的人士创办新的公司企业，进一步促进工商业发展，显然具有积极的作用。

北洋政府颁布实施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规定凡“发明或改良之制造品，经本部考验，认为合格者，分别等差，给予奖励。其奖励之法如下：一、营业上之奖励，给予执照，许其制造品于五年以内得专卖之。此项奖励年限自给予执照之日起算。凡此项奖励，本部应将其制造品名及制造工厂名称，或制品人之姓名、商号于公报公布之。二、名誉上之奖励，给予褒状”[40]。

1915年，农商部又颁行奖励经营实业的奖章规则，规定“凡创办经营各种实业，或其必需之补助事业，确著成效者，得依本规则之规定，由农商部给予奖章”。按照该奖章的规定，凡“建设工厂制造重要商品者，其资本金在5万元以上，营业连续满3年以上；经营直接输出贸易者，其每年货价总额在10万元以上，营业连续满3年以上；发明或改良各种便利实用之工艺品者，视其种类有一二特色以上……”[41]都可以获得政府奖励。

2.北京地方政府的措施

在北京地区，中央政府除积极实施以上政策法令外，还专门设立京都市政公所，统筹管理北京地区实业发展、城市建设。京都市政公所制定了城市发展规划，揆度财力，分别缓急，相继对北京城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造和管理。为促进北京地方工业发展，京都市政公所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措施。

第一，整理市政，改善城市基础设施。从1915年开始，市政公所先后主持改建了正阳门，增开了和平门，打通了东西长安街，拆除了皇城，开辟了南北新华街，使封闭的皇都向开放的近代城市格局发展。修建了环城铁路，解决了城市环线的交通；1924年12月由官商合股的北京电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始运营，以后陆续在北京设立了6条有轨公共汽车。交通的便利，有效促进了商品和人员流通，加快了北京近代化的城市步伐[42]。

第二，举办国货展览会，扩大北京工业的影响，为推销工业产品造势。“民国四年六月十八日，农商部为奖励国货起见，诚设国货展览会于京师，罗致各省物产，择优陈列。俾由展览上之比较以为研究国货种类竞争、工商事业改良之准备。展览会由京都市出品协会自筹经费，广征京都市所有工艺原料，共有出品者一百余家，品物一千余种参与陈列，展览日期自九月一日至九月十日，历时十天。”[43]举办国货展览会起因于“欧美各国，以世界为销货之场，故其设置展览会往往通牒万国萃集精良，固不仅饰一时一地之瞻听已也”。而“我国制造之兴，伊古以远代有，发明宫室、衣服、舟车、箭矢，前民利用载籍昭然。于今时，开埠互市数十年来，乃渐益趋于颓靡，败退之域盖已。无可讳言，邦人未尝不窃然忧之。默查社会心理，对于内地制造亦颇能注意讲求，苟能循是渐进，必将日见起色。惟以介绍无术，则销路艰宽比较无方”。市政公所希冀通过举办大规模的国货展览活动，吸引公众对实业的关注，“京都为首善之区，百工云集，制造精良，驰名四远，在昔为全国之冠，此固社会所公认也，乃历时既久，渐改旧观，失提倡之方，循固蔽之见。驯至工艺日见消沉，原料随之缺乏，即日用所常需乃转无借求之适应。吾人目见市政之凋敝，当亦同抱今昔之感矣”[44]。通过开办国货展览会，开阔了北京工商业者的视角，也达到了宣传推介北京工业品的效果。

第三，设置京都市工商业改进会，推进北京工业生产技术提升。在参与国货展览会的过程中，北京工业界深感自身装备水平的落后，改进生产、销售的愿望十分迫切。在此背景下，京都市政公所于“民国四年六月，设京都市工商业改进会，专为京都市出品渐次研究改良之预备，其事务所先在新开路，继迁天安门内，今移海王村公园之内，内部组织有研究室、评议会及萃宝所。研究室则选足当代表之原料食料制造各品供其研究，分类陈列任人参观。每年夏正前半月间，更举临时陈列以资展览上述之比较。评议会则为工商业代表及工商学者之结合，月有例会，出其心得，互相攻错，以促技术上之向上。萃宝所则为商品贩卖之介绍，惟以尚待详议，徐图设置”[45]。其中研究室下设：包装研究室、广告研究室、标本研究室。京都市工商业改进会的设置，旨在“振兴京都市工商业，谋都市经济之发展，以改良制造便宜销售，并备市政督办咨询”，该会“对于市内市外经营工商各业务并直接监督提倡之机关及与有关系者得为相互联络以利推行”，自设立后先后组织展开工业改良研究，提倡的主要改良方式包括：“都市固有物品良好者，回复其原状，并得因时宜为一部变更之研究；京外或国外物品之适于时用者，并得以研究改良之结果，剀切指导之；其他之工艺或原料有研究改良之功用者”三个方面，研究涉及的工业品包括：“一、用具；二、服饰；三、陈设品；四、文房具；五、学校用品；六、饮食品；七、药品；八、书画；九、音乐；十、玩具及嗜好者等。”[46]通过“直系的比较：市内物产之新旧比较”和“横系的比较：市内固有物产或仿造之物与市外或外国制品的比较”，找寻北京工业生产的差距，奋起直追。工商业改进会的设立和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北京工业技术水平，因而得到了实业界的肯定。

民初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北京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北京工业蓬勃发展起来，首先表现在工人队伍的逐步壮大上。以采用大机器生产、注册资本较多的规模以上工业为例，1912年，全市产业工人总数为5382人，之后呈不断上升态势，至1920年已达8920人，增长了约65.7%（见表2-3）。

表2-3 1912年至1920年北京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工厂职工人数统计表[47]

再以中央政府直辖工厂为例，1914年在京的中央直辖工厂共有工人3276人，短短7年后的192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9568人，增长近两倍（见表2-4），其中财政部印刷局、陆军被服厂、京汉路机车厂工人达千人之多，足见这一时期工业经济的发展之快。

表2-4 1914年、1921年中央官厅直辖工厂职工数目统计表[48]

再从工业门类数看，清季北京工业虽有发展，但无外乎纺织、煤炭、电力、印刷等若干门类，至民国初年工业勃兴，工业门类渐次增多。据民初北京市社会局统计，北京的机器工业已经可以按“火柴业、啤酒业、电气及自来水业、地毯业、织布业、印刷业、铁工业、工艺业、瓷器制造业、玻璃制造业、机器面粉业、杂项工业”[49]12类统计。可以看出，相比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一些新的门类，北京工业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但是，北京工业的门类仍然多局限在轻工业，如面粉、纺织、火柴、工艺等行业，需要一定高端设备和技术要求的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等行业依然十分薄弱。其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至1928年，北平市政府财政统计中“民间工厂种类”已经按“化学门、饮食门、纺织门、机械门、服用门、公用门、窑业门、木料门、燃料门、交通门、文化门、其他门”[50]12门划分了，不但出现了交通、机械等基础工业，而且出现了反映当时工业水平的化学工业。这说明，北京的近代工业不但继续拓宽了范围，而且科技水平有了比较大的提高。

从具体行业看，电力、钢铁、机械制造等重工业部门获得了长足进步。纺织、食品等轻工业行业则蓬勃发展起来。

重工业方面，电力工业是民初北京工业发展的产物。随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北京地区用电量日益增长，清末建立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西城根电厂的发电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用电需求。于是在1914年，公司复呈经农商部立案，增加公司股本至600万元。1919年8月，华商电灯公司在北京西郊广宁坟村新建石景山发电分厂，首台汽轮发电机组容量为2000千瓦，于1921年10月建成，1922年2月通过石景山至前门的北京第一条33千伏输电线路向城区送电[51]。

1923年10月，石景山电厂增装英国制造的3台手烧低压锅炉（厂编号4、5、6号炉）竣工；1924年2月，增装英国茂伟厂制造的5000千瓦汽轮发电机1台（厂编号3号机）投产发电；1926年4月，增装英国制造的3台8.1吨/时低压锅炉（厂编号7、8、9号炉）竣工，至1927年，北京华商电灯公司已成为华北最大规模电厂之一。

除北京华商电灯股份公司外，民初北京地区还新建大量企业自备电厂，且为数众多，这些电厂多不与公共电网相连，自发自用，不但利于企业的动力需要，而且对于缓解京城的电力紧张发挥了积极作用。主要电厂包括：

双合盛啤酒厂电厂，始建于1914年，商办，工程投资20万元，装有汽罐3台，7千瓦发电机1台，47千瓦发电机1台，共计54千瓦。

石景山制铁厂发电厂（首钢动力厂前身），建于1919年，在北京西郊筹建石景山制铁厂时，投资500万元建电厂，安装250千瓦直流发电机2台，于1924年投产发电，供制铁厂照明。

东安市场电灯房，始建于1923年，初为官办。装有蒸汽机1台，120千瓦发电机1台，1924年改为商办，自发自用，后因成本过高，改由北平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供电。

大森里电灯房，1923年始建，商办。工程投资5万元，装有蒸汽引擎带动的95千瓦发电机1台，供照明用。

门头沟煤矿公司电厂（北京矿务局河北电厂前身），1925年由中、英股东各出白银10万两自建电厂，安装200马力（149.2千瓦）发电机2台，80马力（59.68千瓦）发电机3台，750千瓦发电机1台，1929年安装完发电。

通州发电厂，1924年始建，位于北京市通县东门外大蓬村，距东门3千米。该厂原为北京市电车公司自备电厂，安装1500千瓦机组1台，750千瓦机组2台，100千瓦机组1台，共计3100千瓦。

另有：协和医科大学电厂安装发电机5台，总容量675千瓦；北京图书馆电厂安装190千瓦发电机1台；双桥电台电厂安装1000千瓦发电机1台；北宁铁路电厂安装60千瓦发电机2台；其他各工厂、学校、机关、单位自备发电机组为数众多，难以统计。

钢铁工业是北京从无到有的一个重工业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钢铁价格暴涨，西方国家输入中国的钢铁总量急剧减少，国内工业发展又急需大量钢铁做原材料，在此情形下，北洋政府以“官商合办”名义兴建龙烟铁矿及附设的石景山炼铁厂。该厂“位于京西永定河畔，工程浩大，全厂占地二千二百亩，有单轨铁路通入厂中，工厂建筑系由美国贝林马萧公司承办工程及安装一切机件，并聘美国人格林为工程师。与农商部定有合同，资本共用去六百余万元，官股及商股共五百万元。农商部与交通部各分官股一百二十五万元，此外还由美国茂生公司垫付若干万元”[52]。至1922年，工厂主体建筑已完成80%，建有250马力发电机2座，打风机2座，水泵2架，水塔1座，抽水机2座，绞车机2架，烟囱3个，500马力发动机6台，清灰炉2座，厂用机车2辆，热风炉2台，钢炉4座，化铁炉1座，升卷机1座。另建有专线铁路自三家店至将军岭一线共计6千米，耗资40万元。在永定河畔石景山下已出现了一片炼铁厂的建筑群。但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又将钢铁向中国倾销，铁价低落，无利可图；加之军阀混战，无力经营，于1922年停工。虽然龙烟铁矿及附设的景山炼铁厂几经周折在民国初年并未建成投产，但该工程确为北京近代工业化以来单笔投资规模最大、生产系统最为庞杂的工业项目，其无疾而终与当时国际钢铁市场低迷，市场需求不旺密切相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北京工业基础尚为薄弱，技术装备积累尚难支撑大型钢铁工业的建设，其市场需求也不足以消化现代化钢铁企业的产品。

机械工业是现代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它的出现是工业革命完成的标志。所以，机械工业的出现对于中国十分重要，对于北京工业的发展更是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因为机械工业对于技术装备及工人素质都有较高要求，是某一地区工业化水平的缩影和重要标尺。民初时人记载：“自工业革命而后，机器之发达日精，其用日繁，吾国工业因外力之竞争，遂亦日趋于改革之途径，始而用外国机器仿造洋货，进而仿造各种机器以求自给，上海开风气之先，平津后起于后，至于近年，吾市自制之机器，已有相当之成绩。”[53]“自工业革命而后、机器之功用日精、大而海陆运输之具、细而寻常日用之品，以及一针一缕、一钉一丝、皆出于机制。我国见外货之皆机制也、于是购机以仿制。又见机之不能自制也、购机多耗金废时、于是进而制机、并进而制机之料与制机之机。此机器铁工厂之所由起也冶铁炼钢以汉冶萍为首创。制造机器、沪上实开其先。三十年来，铁工厂之组织、亦即由南推进而至平津。”[54]

1912年，民族资本家便在京开设了永增铁工厂[55]，创办时只有资本1万元，修理人力车等。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这个工厂积累了一定的资本。1921年扩建厂房，增购机器，职工增至200多人，仍然为各系军阀修理武器并生产矿山用的小绞车、水泵和铆焊炉等，是私营工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1927年资本总额达25万元。1921年美国教会集结了一部分资本，开办了海京铁工厂，有职工百余人，制造暖气炉片和协和医院用的手术台等，后来美国人将资本抽回国内，改由中国人继续经营。此外，还有一个以中国资本名义登记、实际上为美国资本的升昌铁工厂。根据1924年的调查，海京、升昌两厂的资本总额为326818元，差不多占了当时被调查的62家机械工厂（不包括长辛店铁路工厂等交通部门附属企业）资本总额的一半[56]。1923年，北洋军阀向中法实业银行借款并募集部分私人股份，在其所开办的有轨电车公司下附设有轨电车修理厂。1923年香山慈幼院创办慈善型铁工厂，购买德国旧式车床11部，开始创造简易车床；但因质量低劣，成本高昂，销路不佳，利润微薄，资本家即改做机器配件、木螺丝、铁钉等产品[57]。

纵观北洋时期北京的机械工业，“铁工厂之制器，概属仿造。约分两类：一造模，二刨旋。专用刨旋者，只用原铁料从事制造（亦有先须造成钢模者），其造模者，先绘图样，照图制为木模，复由木模以砂制为坯样，将铁镕化灌入，乃成。亦有须加刨旋或他种手续者。此造模与刨旋二者之要则，首在量准尺度，次在精选铁质。尺度稍有差缪，铁质不能适合，则完全失其效用。以故平市现状之下，各厂能仿制之品，甚属有限。缘制器之用具，不惟有多少之分，并有大小之别，如用具不全备，则必不能仿制。”[58]从上述记载看，民初北京机械工业虽已能制造部分机器设备，但工艺水平仍然有限，处在低水平仿制的阶段。“……又制器之铁料，不惟有生熟之分，并有性质之别，如铁料不精良，则亦不能仿制（例如，永增现仿制人力车轴，其轴中钢珠，须用外货，不能仿制）且规模较大之厂，其制造手续，可全由本厂完成。否则如造模须由翻砂厂代制，刨旋及油漆电镀等项，尚须借助于他厂。此皆仿制之情形也。若言创制新器，则所罕见。”[59]这种情况表明北京机械工业虽已起步，但由于自身工业基础较薄弱，技术储备不足，又缺乏相应的机器，因此生产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大量工业机械制品生产尚属空白，须仰赖外埠输入。

从企业规模上看，“平市机器铁工厂六十余家之工人总数当在五千人以上。永增为最大之铁工厂。职员约二十人，工人约二百二十人，学徒约六十人。其他各厂，百数十人至数人不等。工资，每人每月自六七元至五六十元，食宿由厂供给。学徒满期，为三年一节，不给资，间有月给一二元者。其营业情形，颇见发达”[60]。各厂的工人已经多在百人以上，说明工厂已经具备相当的规模。机械工业作为民初北京发展较为迅速的重工业门类，不仅填补了北京的工业空白，显著提升了北京的工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而且使北京摆脱了旧有单纯拥有手工业与加工工业的落后境地，是民初北京工业发展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重要标志和集中体现。

与重工业相比，北洋政府时期，轻工业是北京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工业门类，其中以纺织、火柴、啤酒等行业最为兴盛。

纺织工业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衣以章身，与食住二者同为人生之要需，国人素尚俭德，布衣者占大多数，是以布之需要最广，近年来提倡国货之风日盛，国布销行随之而畅”[61]。加之社会风气的变化和民初改服制的需要，都大大刺激了纺织工业的发展。其中棉纺织业继清末之后又有一批新厂开业，采用华纶、经纶、经纬等新式设备进行生产，有的还采用了电力驱动。据1924年资料记载，京师织布业亦日趋发达。现家数甚多，大者数十架，小者数架……据称大小总逾百数户。其中规模较大的是祥聚、镕善、经纬三家，职工均超过百人。印染工业到1918年已有印染厂、加工作坊96家。规模较大的有大顺、西晋和两家，大顺职工达150多人，西晋和职工达130多人，一般染坊也有五六十人之多。[62]

针织工业是纺织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才传入中国，北京地区最早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针织厂是1911年开设的华兴织衣公司，该公司设有织衣机3台，内瑞西式1台，本大力1台，以及缝纫机、袜机等纺织设备，春夏主织棉织品，秋冬主织毛织品。华兴公司的成立，为北京针织业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工人。规模较大的还有前门打磨厂的利容毛巾厂，有毛巾机20架，工人45名。其他针织厂大都是家庭手工业户[6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上国内军阀混战，民族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其中纺织业是遭受打击最大的行业之一，北京的纺织工业也不例外。据1925年《经济半月刊》所载《去年北京经济回顾》一文记述：“北京工业向鲜巨大机器工厂……近年因战事影响更形衰退。至于织布、袜子、毛巾等工厂，则因去年棉贵纱贱，沪津各纱厂皆减少出货，京内棉纱殊感缺乏。而毛料也以交通不便之故，来源不旺。前岁各厂织造货品已较普遍为减。而当年市面之冷淡，各乡销路之迟滞，实较往年为甚。故各厂出产虽属不多，然尚有积存之叹。十九无利可言，赔本者尤属累累”[64]。所以，在北洋政府统治的后期，北京的纺织工业步履蹒跚，无发展成绩可言。

食品工业是民初北京地区另一发展甚为迅速的轻工业门类。清末，北京已建有尚义酒厂、贻来牟和记面粉公司等轻工业工厂。进入民国后，北京市民的社会生活习惯发生重大转变，食用机制面粉，饮用汽水、啤酒成为流行的生活方式。“西式烟酒、咖啡、荷兰水、糖果、饼干、罐头等食品在许多商店里经营，而且还出现了专营商店，如前门外二妙堂咖啡冷食店，以经营洋酒罐头发了家的祥泰义等。最初喜欢西式食品的多为达官贵人及喝了洋墨水的大学教授，到后来便逐渐推广起来。……今则非三星白兰地，啤酒不用矣。”[65]消费需求的变化，开拓了新的市场，市场在短期内就迅速扩大了，北京的现代食品工业适应需要迅速发展起来。

北京食品工业的门类因此不断完善，先后建立了酿造、啤酒、汽水、面粉、制糖、糕点、乳业等一批利用近代机械设备加工生产经营的食品企业。其中以啤酒和汽水等食品业产量质量为佳，执北京轻工业之牛耳，京产“双合盛”啤酒行销全国各地，一时声名大噪，20世纪80年代仍有生产。

啤酒系丹麦发明，晚清传入中国，广受欢迎，每年销量不断攀升。到民国初年，“我国需要啤酒之量日增，而各企业家设厂仿造之品，不见佳良。德日等国之啤酒输入数，甚足惊人。华商张廷阁，侨俄有年，久在海参崴营商业，积有巨资，极思回国创办啤酒厂，以挽利权。于民三[66]同一捷克人名尧西夫嘎啦氏，由哈埠来平，赴玉泉山参观啤酒汽水制造厂，见该厂只有汽水，并无啤酒。其时正值德国啤酒不能来华之时，氏因言此地能制德国啤酒。于是张邀尧氏为技师，出资二十万元，择地在广安门外平汉路广安门车站旁[67]，建设双合盛啤酒厂，并报部立案，于民五开始制造出货。初只购地二三十顷，嗣因存麦摊麦屯酒窖冰储瓶等，皆须建筑房屋，陆续拓地至七十余顷。并续加资本三十余万元。”[68]生产“啤酒所用原料，为大麦与酒花，以国产大麦为大宗，多来自徐水宣化。徐水丰收时，年产大麦约在五万石，歉时在三万石左右。宣化丰收时，年产大麦约在三万石，歉时在二万石左右。其物质，以徐水为最优，粒大皮薄色白。宣化次之，粒大皮厚色青。至酒花则为造酒之主要成分，即如中国之酒曲，产自德奥等国。闻入桶酿酒时所用之鲜引子，仍为首先发明之丹国农人所有，他人迄今不能仿造”[69]。由于制造工艺讲究，“北平双合盛之五星牌啤酒，为中国唯一之优良酒品，性质滋味，与外来德国啤酒殊少差异，且定价较廉。以故遍销各地，尤以北平及天津、上海、汉口、济南、青岛、烟台为最大销场。北平一处崇关十八年份货物统计表所列，已有二万八千六百九十六打之多。因此种啤酒，销售外人者十居其九。销售本国者十居其一。凡居留外侨最多之处，最易销售。其总销量年约六万箱（大瓶每箱四打，小瓶每箱六打，大瓶每重二斤半，小瓶每重一斤半）”[70]。

进入20世纪20年代，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卷土重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冲击下进入曲折发展时期，北京经济则由于外向性不强而一枝独秀，但并不能长久，后因受到津沪等地经济衰退的波及而发展渐缓。

纵观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工业的发展，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推动力与清末相比已经不再来自政府，而是依靠市场需求拉动和市场调节的推动，民间工商业逐渐居于工业发展的主导地位。私人资本兴起、轻工业迅速成长是这一时期北京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轻工业也逐渐取代清季时期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一跃成为北京工业经济的支柱之一，同时重工业亦发展起来。北京工业经济的总量有了较快增长，工业资本较清季激增一倍以上，是北京工业的第二个快速发展时期。但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这种市场调节模式，缺乏统一的政府统筹和规划，企业资本又有限，工艺比较落后，产业结构严重畸形，缺乏足够的市场调适能力和竞争能力，使得工业发展后劲不足。这一系列缺陷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步显现，加之遭遇了其后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迁都之变，北京工业恰如屋漏偏逢连夜雨，进入了一个发展缓慢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