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在扫**了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后，国民政府宣告成立，并宣布定都南京。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北京骤然失去了首都地位。1928年6月28日，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决定，南京国民政府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并成立北平特别市，直隶国民政府[71]，随后原北洋政府的机关单位大部迁至南京，史称“国府南迁”。

首都和国府南迁至南京后，直隶降格为河北省，北平市改名为北平特别市，暂为河北省省会。一年后省会迁至天津，北京降为一般城市。北京的城市地位因此一降再降，市政府原下设的财政、土地、社会、公安、卫生、教育、工务、公用8个局，由于行政级别降低、财政困难等原因，几度归并或裁撤，最后仅存社会、公安、工务3个局[72]。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行政级别不断下降的同时，北京所辖行政区域也骤然萎缩，原京兆地方所辖20余县，全部改隶河北、察哈尔两省。北京市界总面积不足700平方千米，除京北清河、京西香山外，其他方向出城十里便入河北省境。至七七事变前，北平市总面积虽几经拓展，也不过706.93平方千米，不仅不足今天北京市辖区面积的4%[73]，甚至小于同期天津、唐山等华北周边城市。

北京城市地位的下降和城市面积的缩水，不仅使北京市民尤其是工商业者顿感一种空前的失落感，而且从根本上影响了城市的发展。中央政府迁都南京，北京原有机关部门人员多随同南下。原在京的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至上海，大大影响了北京的资金融通，并因此波及工业的筹资和融资。城市地位下降，城市面积缩水，居民外迁。上述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对于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北京地区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国府南迁带给北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人口锐减，政府机构和居民外迁，使得城市人口骤然降到150万人。时人曾如此描述国府南迁后北京地区的人口：“素称大有人满之患的北平，现在忽然大变了现状。虽然不敢说是十室九空，哼！大概也差不多了。不信随便走到那条大街小巷里，看那墙上电线杆子上，鲜红的招租单子，不知有多少！由此看来，方知我言之不谬。还有铺子歇业，学校延期招考，这全是北平人口减少的最有力的证据。前任的老爷们自从将饭碗摔了之后，到是很自量，知道自己在北平是绝对没有立足之地了，于是扶老携幼，趁早‘溜也’！”[74]对于那些曾经到过北京的国人来说，再度来京，其感受的反差则更为明显：“我再到的北京，离开才一年多的工夫，他已改名换姓称北平了，记得去年暑假离他的时候，是何等热闹中！要人似朝忙暮忙，忙着捧老小子张作霖坐大元帅，忙着抽小百姓的筋，敲小百姓的髓……汽车夫忙，饭店招待员及厨夫忙，以至于小民们苦于奔命的供应忙，一切莫不显出大忙特忙，忙个不了，所遁形敛迹的，只有学子们领导的民众运动。这次来了，大变化了，热闹的北京城冷落萧条，现在虽是初秋天气，大类如凄凉的九丹，最苦的胶皮车夫都在那里安闲的休息着，来往的行人真减了许多，惟是青天白日徽章或是旗帜，陈列的陈列，飘扬的飘扬……”[75]

人口减少又带来了消费减少与市场萧条。随着人口的减少，消费人口也减少了，特别是高官达贵这类有着超强消费能力的人群减少了，市面的萧条势所踵其后而来，“一时间深宅大院，空闲冷落，市面一片萧条景象，商铺频频倒闭”[76]。用时人的话来说就是“市面穷”：“我们见着商家，只一谈起来，他便愁容满面的说，市面穷。在这市面穷三个字里，包含着无限的焦虑与痛苦。只觉前途是不得了，环境是无办法，要埋怨也埋怨不了谁。所以实实在在的说一句话，就是市面穷。”[77]国府南迁后的第一个中秋节，北京市内各糕点店铺门前购买者寥寥，存货甚多，而照往例，月饼往往在节前二三日已经售完。此外肉店门前均竖有大减价之牌。市面的窘迫可见一斑。

据国民政府北京地方政府公安局行政科统计，在宣布国府南迁后仅三月有余的1928年9月下旬，10天之内，北京地区内城停业商店310家，外城停业商店506家，四郊停业商店155家，其中饭馆及旅店业占十分之三，其余还有未经允许停闭的饭店、歇业而未准者百余家[78]。1929年1月1日至10日，十天之内，北京市内“停闭商店四百七十七家，虑年关将至，恐尚有数百家不能支持”。北京地区商号在1928年以前有39000余户，而截至1929年1月，这一数字降至“不足两万九千七百九十……现在只得维持现状，质量不同，环境使然，平市大商号占全数三分之一，余皆负贩小商也”，仅“自一月一日至十日，复停关商店四百七十七家”[79]，北京近代经济史上著名的商号——瑞蚨祥，1925年的营业额超过60万元，1927年陡然降为37万元，1928年进一步跌至30万元，1929年已不足27万元[80]。

市场的萧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收入，人们必然要紧缩开支，降低生活水平。曾经依靠祖产及特权地位过活的“闲人”阶层，如北洋政府中下层官员及依附于官员的亲属家人等，由于时过境迁，失去了往日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优裕生活。“北平的丘九，更是著名的阔。你看他们永远是革其服，皮其履，冬天又穿其洋外套，真是阔乎其阔了。现在首都南迁，一般的人，全都失了业，以至于穷。但是丘九怎样呢？因为他们的家长失业所以也就随着变穷了，不像从前那样阔绰了，现在全都是穿着很长很瘦的裤子，来代替洋式裤，很短很瘦的棉袍，来代替外套，鞋呢？不是那双裂了纹的黄皮鞋。然则素称大爷派的丘九，以至于此，亦云窘矣。”[81]普通市民生活则也在市场萧条中趋于拮据，“市民为了节俭，改乘电车，以致人力车价值顿贱，难以果腹”[82]。越来越多的市民“成了冷水打的鸡毛，越过越少。这也不用得把算盘来算，那是一定的道理，少一家人家，就要多空出一所房子。所以慢慢的过着到了现在，空房子到处都是。这可急煞了一班吃瓦片的，望着上万上千银子的血本，在那里要成废物。人有钱，最稳当的莫如置不动产。现在看起来，觉得就是不动产，也未必就靠得住能当现钱。说来说去，还是各人预备一点本事好，东方不亮西方亮，本事是带着可以跑的，并不受地点的限制，然而吃瓦片一类的人，他也以为是吃本事，那就不亦误乎”[83]。人们收入的减少、生活水平的下降必然影响消费，而消费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工业生产的市场，带来市场萎缩，从而直接导致工业生产停滞。

北京的近代机器工业具有强烈的都市经济色彩，其发展赖以依存的条件即为繁荣的市场，如果市面不景气，则必然导致工业生产萎缩：“北平各种工业制品，夙有京货之称曩昔贸易，以畅销于蒙古东三省为大宗，而津保及华北各省，亦其主要之销场。自国府南迁后，地方经济，日渐凋敝，渐入衰落之境矣。”[84]表2-5是三次调查的数据，典型地反映了国府南迁后北京工业萎靡不振的情况。

表2-5 20世纪20年代北京工厂调查统计表

在1924—1929年，北京地方政府曾对境内工业企业进行过多次调查，第一次在1924年，北京农商部在颁布暂行工厂通则以后，特派员调查北京的工厂，编有北京工厂调查报告。第二次在1926年，北京农商部为颁布保工政策，又派员视察江、浙、京、津的工厂，印有保工汇刊。第三次在1929年，河北省工商厅视察员奉命调查北平大小工厂，编有北平工厂调查表。严格来讲，三次调查都未把所有应当调查的工厂包括在内，只包括工厂的大部分情况，调查的结果更因为调查机关和调查方法的不同，不能详细比较。但三次调查对比，还是可以反映出20世纪20年代北京工业的衰退。

1929年的调查，范围较大，不仅包括了符合工厂登记法的相关企业，还包括了部分中小厂商，故而第三次调查工厂数较第二次调查增加了87处，但这并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因为虽然工厂数目增加了，在技术没有明显改进的情况下，工人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新增工厂平均每厂仅1.86万人，这显然不合理，应当是总体上裁员的结果，反映的是工厂生产的缩减。在各类工厂当中，衰退最显著的是化学工业，工厂数量显著减少，工人数量减少了一半。也就是说，虽然化工厂数量看起来减少的并不多，1929年只比1924年减少了两个，但是工人数量逐渐减少，这就明显反映了工厂生产的不景气。即使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任何条件下其产品都为人们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工业也处于衰退中，在所有工业行业中只有纺织业一项无论工厂数还是工人数量有所增长。

与工厂规模、工业品销售不断锐减形成佐证的是，1928年后北京地区的失业工人数量始终处于不断攀升之中，市民失业率居高不下，失业工人已占原有工人总数的三成以上（见表2-6）。

表2-6 1928北平市各业行会失业人数[85]

时人记载称：“本市非工业区域，大小工厂甚少，其稍具规模者如京华印书局、双合盛啤酒工厂、丹华火柴工厂、永增铁工厂，寥寥数处。其余或规模狭小或为手工业及家庭工业。自国都南迁以后，市面萧条，以致工业界呈消沉之象。本市手工业中如景泰蓝、地毯、绢花、雕漆属特有之出品，且能远销国外，惟此等工业近年因种种原因外销颇感疲滞……”[86]。也就是说，不仅产品的内销发生问题，即使是外销产品也因为西方经济正处于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时期而受到严重影响。

地毯工业曾是北京近代出口创汇的大宗商品，其繁荣时代之贸易额，每年不下200万元[87]，“地毯工业，自咸同年间，已由新疆蒙古等地传入北平，其发达纯受西洋之影响，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开国际展览会于圣路易时，中国地毯获得第一奖，嗣后西人对中国地毯，益加称许，需要日增，于是北平地毯工业，日趋兴旺，尤以欧战时最为兴盛。究竟北平不是商埠，不适于大工业的组织，而又与华北唯一商埠的天津毗邻，于是地毯工业，又乘时兴于天津，而北平地毯业大为减色。及后因国内战乱频繁，加以政治中心转移，不徙地毯工业更为衰落，其余一切工业，亦莫不凄然。”[88]即使是情况稍好的北京传统支柱工业——纺织工业，形势同样严峻，“织工业，华北地方，以天津最盛。北京此项工业，工人多属女工，工厂的设备，甚为简陋，散处工人居多。工厂主以原料分给工人，工人在家庭工作，所以每天工资，殊无定额，只视其作物数量而定。平市织工业出品，只可销售于本市内及市附近而已。从前市人购买力较强，货物消耗较多的时期，此项工业因成本轻而获利亦较多。但是现在的衰落程度，可谓无以复加了。”[89]

北京地区传统优势产业尚且如此，其他工业门类情形也自不必说。令人最为震惊的是曾经耗资600万之巨兴办的龙烟铁矿石景山炼铁厂也横遭不幸。1928年，国民革命军抵达北京，战地委员会委员长蒋作宾委派黎世衡为龙烟铁矿局局长，将石景山炼铁厂全部接收。黎氏不仅没有整顿厂务以求发展，反而竟将厂内重要机件作价数万转卖门头沟各煤矿。后由经济部派专员查办，只得改由铁道部于1930年2月接收保管石景山炼铁厂[90]，设置了铁道部龙烟铁矿厂保管处，人员三十余驻山。境况之凄惨令人扼腕叹息。

“九一八事变”后，抵制日货渐成风潮，加之部分东北官僚、商人携大量资产内迁，北京的工业得以部分复苏，著名的燕京造纸厂即于这一时期由张学良投资创办，成为当时整个华北唯一的机制造纸厂。但由于华北局势的不断紧张恶化，北京地区工业发展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因此无法很好发展，仍处于停滞乃至衰退状态。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1936年，北京共有工厂6895个，职工50997人[91]。与清季和北洋时期北京的工业相比，此一时期虽有所发展，但与同期天津、唐山等华北城市相比，差距却在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