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有元一代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经元明清三代不断发展，北京演变为中国古代社会末期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商贾云集，贸易繁荣，手工业较为发达。

早在元朝，京西就已经有了手工采煤业。明代初年，官营手工业发展起来，明后期，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官营手工业逐步被雇工生产代替，原来只供皇家贵族享用的手工艺品在私营作坊开始生产，有纺织、酿酒、食品、鞋帽、窑冶、金银器皿制造、军器制造、营造和景泰蓝、漆器、玉器、印刷等手工业，工匠曾达数十万人[1]。北京城市地名中也有大量反映手工业遗存的名称，如造甲厂、铸钟厂等，这正是历史上北京地区手工业繁盛的佐证。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门户洞开，西方侵略者接踵而来，展开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中国原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步瓦解，并日益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在部分沿海通商口岸，近代工业破茧而出。北京本属京畿之地，地理位置与城市职能特殊，又远离东南沿海等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严重之地，自然经济仍旧居于统治地位，工业化进程较口岸城市起步时间晚，但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不断深入，北京也迎来了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19世纪70年代，北京开始进入近代工业的滥觞阶段。

1872年，宛平县商人段益三在门头沟创办通兴煤矿，开始安装机器提升设备，这是北京近代工业开始的标志。[2]虽然北京近代工业的开端始于民间资本，但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半个世纪里，北京工业真正居于统治地位的却是大量的官僚资本，走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后发追赶型工业化道路。

近代以前乃至鸦片战争爆发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清统治者始终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往往视西方工业品为“奇技**巧”，竭力排斥，甚至动用政权力量加以干涉。北京作为国都，直接置于封建最高统治集团控制之下，近代工业能否顺利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由于多方面原因，封建统治集团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客观上为北京近代工业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

首先，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对工业品有现实需求。西方入侵者进入中国，不可避免地带来资本主义近代物质文明与生活方式，大量西方工业品也随之涌入中国，追求奢华享乐生活的清统治集团逐渐接受并开始积极追求近代化的生活方式，慈禧本人在兴修御苑时就建造了大量西式建筑，室内陈设西式家具，西苑建立了皇家电厂，在北京地区最早实现了电力照明；工部专门兴修宫廷小铁路，供慈禧本人乘用[3]，颐和园昆明湖的摆渡开始采用近代蒸汽小火轮。这虽然主观上是为统治集团的享乐服务，但客观上有开风气和促进北京近代工业产生的效果。

其次，洋务运动的兴起直接引发了北京早期工业化的兴起。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洋务派“自强”的口号下，在全国各地先后兴建起一批近代军事工业、重工业企业。北京作为畿辅重地，亟须加强武备以拱卫京师。于是，京师驻军开始装备新式洋枪。但是向国外购买洋枪洋药价格昂贵，清廷乃逐渐改用国货，由天津机器局代为制造，但“取携”不便。总理衙门遂有“在京添设总局，仿外洋军火机器成式，实力讲求，以期多方利用”[4]的打算。

之后，北京机器工业步履蹒跚。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政府公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顺天府据此提出了发展近代工业的政策规划[7]。《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的统治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殆局面，为了挽救残局，清政府逐步实施包括鼓励工商业发展在内的“新政”。1903年，中央政府设立商部[8]，该部为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积极主张吸收民间资本开设工厂以辟财源[9]。清廷乃实施自强新政政策，逐步放开民间设厂限制。1904年，清政府在京创立高等实业学堂，意在促进工业发展，大体上以达到高等工业学校程度为目的，分专科和预科两科，分化学、机械、电气、矿学四门[10]，工业教育的启动为这一时期工业勃兴提供了宝贵的技术人才。

北京在近代本来并非对外开放的商埠，但外国商人却在京擅自开设洋行，直接运销洋货，收购京畿地区农副产品。清政府对华商和洋商的货物实行不平等税率，鼓励了洋商的活动。洋货泛滥使北京和近畿地区固有的手工业生产遭受到打击。以织布业为例，畿辅地区向产棉花，民间“纺织皆女工”，由于“外国布来，尽夺布利”[11]，手工纺织业迅速衰落，加剧了小农经济的瓦解，破坏了旧有封建经济的基础，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流通条件。此外，由于战乱和灾荒等原因，京畿地区不少小农和个体手工业者破产，也为近代工业提供了广阔的劳动力市场。

清末新政时期，北京地区工业发展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基础工业建设与工业门类完善两个方面：

北京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利用电力的城市之一。慈禧在中南海饽饽房修建发电厂，容量75千瓦，专供宫廷使用。这是北京电力工业的开端。其后，英商在东交民巷建瑞记发电厂，容量576千瓦，主要供给公使馆及帝国主义经营的企业使用，中国人民无权问津。[12]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德国商人在东交民巷设立“电气灯公司”，装有3台80马力（58.88千瓦）卧式煤气引擎发动机，向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供电。[13]

嗣后，清政府官吏筹集资本，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前内顺城街[14]创办京师华商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第一座公用发电厂——前门西城根电厂也于同年动工兴建。翌年11月25日，该厂两台150千瓦交流发电机组竣工发电，并开始对外供电营业。从此，北京的电力事业由供清宫廷、官府衙门和洋人用电逐步扩展为供工业、商业、市民用电，是北京公用电力事业之始。起初设机组三台，容量360千瓦，温炉是低压手烧炉，利用井水发电，到民国元年（1912年），前门西城根电厂经3次扩建，装机7台，总容量已达3035千瓦[15]，其中，两台1000千瓦机组为华北地区首次出现的低压汽轮发电机组[16]。

除电力的建设使用外，1906年京汉铁路、1909年京张铁路、1911年津浦铁路先后建成通车，北京与外界建立了西、东、南三个方向的交通大动脉，加强了北京与东南、长江流域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为物流畅通、人员来往提供了极大便利。[17]

1908年3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暨纺纱厂，调员董理，以资提倡”[18]获准，3月28日（二月二十六日），农工商部等又奏：“筹办京师自来水公司，拟招华股洋银三百万圆，并请饬直隶总督每年筹拔官款十五万，预存银行，为保息之用。”[19]至1909年6月，“京师自来水将次告成”[20]，前后规划、建设仅历时一年有余。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建立使北京一跃成为华北地区少数几座具有现代供水设施的城市之一，并使得北京的公用事业在电力之外又多一近代化生产的领域。

新政时期，北京的煤炭、机械工业均有较快增长，同时在原有手工业基础上，引进现代机器动力，新建了印刷、纺织、火柴等近代工业门类，其中尤以官营工厂资本增加为巨。

在机械工业方面，1897年邮传部京汉铁路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在京创建，初称卢保铁路卢沟桥机厂，由法国设计师图耶按工厂的规制设计。初办时工厂设备十分简陋，后于1900年为义和团损毁。1901年工厂复建，先后建有办公室、客货车迁车台、锻工厂、轧钢厂、锅炉厂、货车装配厂、铸工厂、机工厂、车辆修理厂、油车厂、锯木场、工作坊，工人达800人之多。1905年，邮传部又增设长辛店电器修缮工厂，修理铁路调度电话[21]。1906年，清政府在詹天佑主持下修建京绥铁路，又在京绥线上设立了南口铁路工厂，占地76.73亩，共有厂房589间，划分为机车、铆炉、打铁、翻砂、机器、木样、电机、修车、木工、油车、杂工11房。有职员31人，工人870人，主要任务是制造机车车辆上的各种配件，修理机、客、货车，制修道岔、夹板、螺丝及各种信号烽、售票打字机、磅秤、路牌、电器、零件、铁木器等。长辛店与南口两个机车厂负责机车和客货车的修理及铁路的维修，由于需要大量的机械，两厂都配备了完善的机械工厂，包括机械、锻、铸、焊、热处理，甚至配备了炼钢设备。这两个厂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北京乃至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机械工厂[22]。

印刷工业方面，1908年清政府批准设立度支部印刷局，投资110万两白银，厂址在外城白纸坊，原工部火药局废址。印刷局的规模、样式完全仿照“美国立印刷局”的成规，其设备之齐全、技术之先进为当时国内印刷界所仅有，在国际上也属一流。宣统三年（1911年）三月一日，度支部印刷局印出钢版凹印钞票——大清银行兑换券。从此开始了中国采用雕刻钢凹版设备印钞的历史[23]。纺织工业方面，1907年陆军部奏办了官商合办的溥利呢革公司。该厂的建立为北京近代毛纺工业的开端，也是当时国内生产能力最强的现代化毛纺织工厂[24]。

除以上若干大规模现代化工厂外，清政府在“振兴实业”的口号下，还在北京兴办了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等培养工业人才的教育机构。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顺天府尹陈璧在广安门外四眼井创办了京师工艺局，实行官办、商办和官助商办等办法经营。工艺局“共分十五科，约有工匠徒弟五百余人”，“所设工科，多系京中未有之艺事”[25]，其中有制作地毯、洋式木器家具、肥皂、织造毛巾、玻璃器皿以及新式打井等。此外，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在前门外琉璃厂义仓开设工艺局。开办资本为10万元，购置了机器设备，招募无业贫民，教授他们各种技艺。该局制造十余种产品，如肥皂、中西式家具、地毯、棉布、电器等。局内还设有英文学堂和夜学馆，对艺徒进行文化知识的培养，使他们学成之后或留下充任工匠，或自行开业从事生产[26]。“据农工商部1904—1908年统计，京师工艺局和工艺传习所生产各种布料达14820件，各种床单、毛巾13750件，大小镜屏401件，大小印花布1896件，染漂各色线料4385件等，除供应宫廷，还有部分作为商品销售。”[27]

官办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北京近代工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储备了一定的生产技术与专业人才，更极大地刺激了民间投资兴业的意向，引导着社会资本向现代工业领域的流动，于是在1905—1911年的短短六年间，北京地区出现了一大批商办近代工业企业，资本总额达到600万以上，见表2-1。

表2-1 清末新政时期北京地区新建商办及官商合办工厂统计表（部分）

续表

上述企业中比较著名的有丹凤火柴厂、京华印书局、贻来牟和记面粉公司、北京清河溥利呢革有限公司等，创办资本均超过10万两白银，属于规模比较大，机器生产实现工序化的近代工业企业。如创办于1905年的京华印书局，其前身为直隶官书局，成立后即淘汰了木版印刷设备，而选用铅石设备，承印书刊、教科书、大清银行及其他钱庄的有价证券和新式簿记等。后又设北厂，添彩色石印。厂内的设备有石印、铅印、照相、铸字炉、西式装订、中式装订等，其业务范围远及西北东北各省，后在各地广设分厂，工人达千人之多，跻身于北京实业界巨擘之列[28]。贻来牟和记面粉公司开设于1910年，地址在西便门内大街，靠近火车站，主要经营机器磨面加工。开办时资本为12万元，有石磨4部、蒸汽机1台。后采用新式钢轴磨麦机磨面，高峰时期置有新式钢轴磨麦机3组，70马力蒸汽发动机1组，旧式直立磨麦机4架以及35马力蒸汽发动机1组，为当时华北生产能力较强的面粉加工企业[29]。

经过晚清几十年的发展，北京的近代机器工业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但是，其主要成分仍然是官办工业。这是因为清政府出于自身统治的考虑，严格控制着北京地区的工业经济管理权。政府行为是决定工业化进程的首要因素，工业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投资的多寡，因为政府部门往往直接充当了投资主体。这种工业化道路需要以强势政府为支撑、有力的物质保障为基础，其发展原动力并非来源于市场需求，而是以政府意志为基础，其建立的工业经济也以基础产业和重工业为基础，但这类工业门类往往附加值较低，收回成本周期过长，并不利于资本的迅速积累。虽然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其财政情况已十分紧张，但仍不惜重金在京投资兴办实业，先后建立起神机营机器局、度支部印刷局、京师电灯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等一批近代化企业，在短时期内填补了北京近代工业的诸多空白点。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改变了原有对私营工业的过度限制政策，借以振兴实业，扩大政府财政收入。但即使是在有限的商办工业中，官僚投资所占比例仍是不可小觑的。以溥利呢革有限公司为例，该企业商股25万主要为礼亲王、张之洞等官僚贵族认购。丹凤火柴厂，资本几乎全部由商部任职的官员认领，创办者温祖筠，系清政府补用知县。其他如京师玻璃厂、贻来牟和记面粉公司等虽名为商办，但实际控股和运作者无不为清政府在任或卸任官员。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与官僚阶层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财富，具有投资兴业能力直接相关；也因为这些人拥有广博的人脉关系，可以打通官场规避部分风险。事实上，在清季北京近代工业史上，确有相当数量的企业通过与政府协商，享受一定经营特权，如京师自来水公司，招收商股“由农工商部保息，所需一切材料准予免税”，丹华火柴厂经商部奏准，获有“在京城大兴、宛平两县境内专办十年的专利权”[30]。这些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业的发展，部分抵御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入侵。这一系列新政的实施，推动了北京近代工业化发展的第一个**。晚清40余年的工业发展确实为北京早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并提供了必备的物质条件，但也造成了官办工业为主的局面。

清政府这种官办为主的投资模式，限制了工业企业间的竞争，阻碍了更多社会资金流入工业建设，部分企业仰仗特权拥有稳定的利润收入，不思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阻碍了工业的健康发展。部分官办企业则管理体制更为腐朽，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和统计结算，经济效益十分低下。如溥利呢革有限公司规定专为军队制作军呢、军毯，产品不能投向市场盈利，企业生产的产品如数上交，经费完全依靠政府划拨，企业缺乏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大生产积累资金的动力，一旦财政供给紧张必然导致企业发展停滞，溥利呢革有限公司即由于经费不足而于1913年宣告停产。官办企业基本沿袭了封建皇都官营手工业的生产和管理体制，仅将过去的手工操作改为机器生产而已，至于那些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领导权实际操控在官府手中。因此，清代北京这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以官僚资本为主体的工业化政策，并没有充分调动吸引民间力量，难以顺利完成工业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