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回放】

某省属重点中学有6名校领导，其中4名副校长第一学历是中师，另外2名是专科。而该校第一学历是本科的老师有一半以上，其它第一学历是专科的老师也基本上已经进修为本科了，却无一人在中层干部之列，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扪心自问】

在一个“官本位”意识十分浓厚的国度，当校长比做老师更有成就感、更来钱快、甚至更神气，似乎已经达成共识。然而殊不知，这样的风气最容易造成投机钻营、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在权力角逐中亦步亦趋应试教育的要求，最终将老师和学生在应试教育的道路上越“赶”越远。

“官本位”校长正在进行着“渐进式扭曲”

一位刚刚离开北京市东城区某重点中学教师岗位的老师说，他不爱当老师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收入或者成就感的问题，而是陷身于某种可怕的“渐进式扭曲”中感到对不起学生、也对不起自己，感到非常可怕。

在解释这种“可怕”之处时，他认为，最关键的是和基础教育中的“官本位”及功利主义教育有关。

这里的“官本位”，是指学生的升学率等指标已经作为校长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也是一所学校能否升级（例如由区重点升为市重点）的必备要素。

这里的“功利主义”，是指由此而带来的校长官职高低（普通学校校长是科级、区重点学校校长是副处级、市重点学校校长是正处级）以及拨款额的大小。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各种优惠政策，还有指定或者约定俗成的共建单位。

这些共建单位实际上代表着某种经济利益，通常都是该地区的部委机关或者效益好的企业。他们送一个孩子到学校就读，一般至少需要支付几万元的共建费。

处在这样一个社交圈中，中学校长是一个微妙而特别的角色，有很多强势社会关系。

是谁把学生当作筹码

解剖中小学校内部结构，可以发现其中呈现着封闭而谨慎的权力状态。最引人瞩目的是，初考、高考的升学率对提高老师名望有很大帮助，能够带来许多软性收入如开辅导班、讲座、家教等等。说句不好听的话，功利主义下的校长是把第一线的老师当马前卒，把学生当筹码，带班的老师尤其是带毕业班的老师，实质上在进行金字塔式的能量积累。

因为，要提高升学率就必须在学生之间开展竞争。这种竞争的方式主要就是考试。

现在普遍规定考试不公布成绩，可是越不公布成绩，这样的考试就越揪人心。作为学生，他们都想知道自己在班上、在全校所处的位置。尤其是其中的优秀学生压力更大，必须随时提防他人超越，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非常理解他们平时为什么不屑与人交往、为什么在学习上以邻为壑了。

好校长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好公民

上述这一切，主要是高考指挥棒造成的。在指挥棒的统一指挥下，大家万众一心冲着“学习”奋勇前进，校园里弥漫着一种对高考指挥棒无条件的顶礼膜拜。

从现代公民社会的要求看，这样的教育方针和教育目标，与依法治国要求国家培养好公民的目标大相径庭。

好学校应当培养好公民，好校长应当培养好公民。可是我国传统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好“顺民”。这一切，都需要校长高瞻远瞩来加以改变，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否则，从短期看是抓住了“重点”、提高了学生成绩，而从长远看，就是耽误了学生的前途、更不符合素质教育的方向。

例如，欧美国家100多年前就已经开设科学课与社会课。这里的社会课涵盖了我国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法律、生活课中的基本常识，主要培养目标是学生的民主意识、公众意识、爱心、人格，从这些方面来塑造他们的独特个性。

然而在我国，2001年开始的基础教育改革课题推广实践活动，各校开设基础教育综合课程（即科学课与社会课）困难重重。因为在以知识技能作为衡量学生唯一标准的应试教育下，应试教育与功利教育下的学生往往没有自我、不懂个性，上学的任务就是要“服从规矩”。

克服功利主义从放松束缚开始

在功利主义环境下，要让学生得到健康成长，校长要做的工作首先是跳出对学生的功利主义束缚，给他们以更大的自由度。

例如，小学生上学的第一天，他们就从玩具成堆的地方被赶到规矩成堆的地方。

正如老师在歌中教他们所唱的那样：“小眼睛看老师，小耳朵听好话；双手放背后，说话先举手，才是好宝宝”。这样教育出来的“好宝宝”纯而又纯，以至不具备最基本的判断——无法正确看待一个人的成功与幸福。

他们唯一懂得的是，只有学习成绩好才能得到老师和家长表扬。因此，学生之间十分冷漠，老师也往往凭借班长、组长、“线人”的组织网络以及成人社会的政治手腕，对学生进行控制。

这一点在小学里尤其明显，而且越是好的学校各种条条框框越多，纪律被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