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回放】
2002年1月9日，河南省农村某村小学的107位学生，浑身发抖地坐在雪地上课，老师们流着泪在雪地讲课，家长们同样流着泪在雪地上围着。1/3的学生手上有冻疮，1/2的学生患有感冒，咳嗽声、吸鼻涕声此起彼伏。
由于该校的3排教学楼有2排属于危房被贴了封条，1排新盖的教室因为欠款被锁了门，学生在这种露天上课的情形已有半年多了。
此时此刻，老师们也已经连续17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
【扪心自问】
在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基本实现义务教育目标，与其什么时候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两者并不是同一概念。
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实事求是地解决教师待遇问题、更快更好地发展农村义务教育，都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用“毛入学率”统计的义务教育普及率是低水平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由于各国学制不同，义务教育水平通常定为8年或9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对193个国家及地区的统计调查，义务教育目标定为8年以上的国家有136个，而实际上很多国家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在当年有资料可查的142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中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其中占第66位，处于中等水平。
这一数据表明，推行义务教育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全世界都一样。更不用说，这里计算的依据还仅仅是“毛入学率”（Gross Enrolment Ratio）了。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入学率”的统计规定，入学率应当按照“净入学率”（Net Enrolment Ratio）来计算，并且要求达到100%。
“毛入学率”和“净入学率”的区别在哪里呢？两者都是以该教育阶段的适龄人口总数为分母，前者以该阶段在校生总数为分子，后者以该阶段在校生总数中的适龄人口为分子。很明显，“净入学率”要低于“毛入学率”。
那么，为什么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都采用“毛入学率”计算呢？原因在于，这样的计算结果更“好看”一些。按照这一统计结果，2000年世界发达国家的义务教育普及率为98%，我国为99.1%。
我国每年有数百万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辍学在家
1986年，我国通过并实施《义务教育法》，开始以法律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根据规定，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县为“人口地区单位”进行验收，主要指标是该县初中的“毛入学率”达到一定水平——按照经济发达程度，要求达到90%～95%以上。一旦通过验收，就表明该地区的总人口全部达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要求。显而易见，其中还有5%～10%的适龄儿童没有进入初中学习。再加上各种原因而引起的、没有读完初中就离开学校辍学在家的学生，这是一个庞大数字。
据《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报》公布的数据，1997年我国初一入学新生为1836.47万人，到2000年毕业时只剩下1633.45万人，其中有超过11%的学生中途辍学在家。其中还不包括15%根本没有通过九年制义务教育验收的地区在内，它们的辍学生比例更高。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2000年“基本普及义务教育”的地区包括三类：即占人口覆盖率85%的地区，要求达到基本普及小学和初中的义务教育目标；占人口覆盖率10%的经济比较困难的地区，要求达到基本普及小学“六年制”的义务教育目标；经济很不发达的贫困地区，只要求普及小学三年级（普三）和四年级（普四）的义务教育目标。截至2000年末，我国有522个县（旗、场）没有达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
这说明，要实现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一项相当艰巨的长期任务，单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有很大难度。
正如全国政协常委、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张孝文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项“国家的任务”，应当由中央及省级政府共同帮助当地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步骤，帮助这些贫困地区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目标。
只有明确义务教育是国家任务，才能彻底解决工资拖欠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教育发展体制，基础教育在财政管理上由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负责，这对迅速改变基础教育落后面貌、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曾经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可是它的弊端在于，义务教育的实施责任及管理层次也随之逐级下放，从而形成了“村办小学、乡办初中、县办高中”的基本格局，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县乡两级政府无力投入更多资金用于义务教育。
据教育部统计，2000年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1833.82亿元，其中来自财政预算拨款1085.07亿元，占59.17%。这就是说，还有大约750亿元的经费是由地方政府通过其他渠道筹集而来的，其中大约有450亿～500亿元又是由乡村两极负担的。这是造成农村乱收费的一大“罪魁祸首。”随着农村“费改税”的大面积推行，这一局面还将继续维持下去。
有鉴于此，应当把基础教育分为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两个阶段。非义务教育阶段仍然可以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方法；而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应当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工负责、共同保障实施。
按照当前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已经完全有能力通过中央和省两级转移支付，把那些县乡财政无力承担的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缺额承担起来、应保尽保。
只有明确义务教育是国家任务，是政府责任，目前所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才能最终得到逐步解决。单靠“县级统筹”的新体制，只能提高教育投入的稳定性与平衡性，并不能解决教育投入资金总量的短缺问题，而总量短缺恰恰是农村基础教育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拖欠教师工资就是其结果之一。
当然，怎样在保证中央与省级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县级财政不降低努力程度，则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本篇《稳定教师队伍要有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