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回放】

众所周知，中国拥有2亿多名学生和1000多万名教师。如此庞大的规模，令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教育进展表示出浓厚兴趣。然而遗憾的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教育的窗口——教育教学论文很少能让读者产生一种兴奋感。

究其原因，正如《二十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载2001年第2期《教育研究》）中所述的那样：“大量的文章是解释和综述性的，实证性文章比例很低。”

【扪心自问】

或许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教学论文不能向读者揭示未来中国社会状况的真知灼见，它的发表价值就不得不要打个问号了。

丹麦奥尔胡斯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Stig　Thogersen（中文名曹诗弟），一位连续阅读中国教育期刊长达20多年的外国人，以他独特的视角认为，中国教学论文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没有从下到上地进行研究。

教学研究从上到下的弊病及表现

曹诗弟教授认为，中国绝大多数教学研究采取的都是由上到下的理论视野，而且通常在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进行“内部交流。”

也就是说，多数教学论文所表达的内容，是根据一些相关理论资料和政策文献从中得出主观意见，而不是描述中国教育的真实情况，从而告诉读者教育应该是怎么样。

虽然近年来已经在教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些统计学方法的运用，可是其中所使用的基本数据和概念框架，仍然来源于行政机构。所以，它仍然不能被称之为从下到上的研究。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国家一倡导“素质教育”，教学研究人员马上就会以“素质教育”为题进行多方面阐述。在这过程中，很少看到从教育消费者（学生和家长）角度进行的研究，例如他们如何看待教育？如何选择教育，选择依据是什么？不同的学生和家长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有哪些不同？知识基础和社会背景存在差异的学生和家长，他们希望教育如何变革。

教学研究从下到上才能反映真知灼见

绝大多数读者都希望能看到“从下到上”视角写出来的教学论文，认为这种文章更有“看头”。究其原因是，它能反映作者的真知灼见，修正读者对既定问题的常规看法。

例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的职业教育有了一个系统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末的农业中等学校，到60年代末的开放学校，到80年代的农业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给人的印象是它们为农村培养了一大批技术娴熟的劳动力。在这期间太多数量的相关教学论文，似乎也表达着这同一个意思。

然而，根据曹诗弟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山东农村的一系列访问，所得结论却与此相反。无论是农夫，还是木匠、铁匠、泥瓦匠，基本上都是拜人为师、民间学徒。甚至一些乡村教师和医生，也是在实践中“自学成才”的。从农业学校毕业的学生，由于他们自恃比周围农民高出一等，反而离开农村不干农业了！

这就是事实。这样的教学研究才反映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可是遗憾的是，现在并没有人在进行这样的研究。

从下到上的教育研究需要有体制保证

类似于上述从下到上的调查研究，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也完全合拍。那么，为什么这种教学研究无人问津呢？关键在于它得不到体制保证。

换句话说，它没有从上到下视野下的教学论文“见效”快——为评定职称而撰写的教学论文只重数量、重发表、重论文等级，而不重质量！

曹诗弟教授当年把上述结论与中国教授进行交流时，中国教授说：“真是可惜，你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去和大字不识的村民闲聊，你直接去找当地的教育局多好！他们会给你一些报告，这样你很快就能知道当地的教育情况是怎么一回事。”

这就是“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两种研究方法的交锋。曹诗弟教授遇到的苦恼，老师们平时遇到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