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回放】

2002年，武汉大学附中应届高中毕业生艾天，以619分的高分顺利通过托福考试，被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录取，同时获得美国富里曼基金会提供的富里曼亚洲奖。这是全球最高的奖学金，4年总共18万多美元。

【扪心自问】

提供富里曼奖的目的，是从亚洲国家挑选优秀人才到美国学习，并且希望这些学生将来能成为美国的领导人物。从数值来看，18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150多万元，不能不说令人羡慕。

可是更令人羡慕的是，艾天同学一贯成绩优秀，当年高考得了596分，并且从来没有上过补课班！

从来不上补课班，只求进入15名

艾天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武汉大学电信学院副教授，母亲在武汉商学院工作。难能可贵的是，艾天的父母从不对他抱有“非分之想”，从不要求他进入全班前3名，而只要他能进入全班前15名即可。

父母从小对艾天的要求是多看书、拓展知识面。当其他家长纷纷忙着让孩子补课时，艾天的父亲却带着他爬山、打球、看课外书，显得非常“另类。”他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一味地让他们去补课，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不上补课班，其实不容易

像艾天那样不参加各种各样的补课，对今天的学生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这种补课班，教学内容不是课文中的就是课文的延伸。例如，星期六的补课实际上上的是正课，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缺课，哪个学生也不敢耽误；也有的老师在补课时经常讲一些难度较大的题目，如果不参加考试时就根本做不出来，这样的补课又有谁敢不参加呢？

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有人以为自己学习成绩不错，就可以不参加校内补课，实际上很不容易办到。

补课形式各种各样

纵观各地学校补课的形式大体有以下三种：

一是“抓两头，躲中间，化整为零打游击”

例如，放假正式开始后一些学校立即进入“状态”。以国庆节放假期间7天为例，10月1日上午上课，10月2日、3日两天全天上课，名为“复习”。10月6日、7日再连续补课两个半天，名为“预习新课”。

二是“战略转移，曲线救国”

例如，通过“校中校”、“校外校”的形式，打着“补习”、“培训”等各种招牌，通过任课老师、班主任或者校长，对学生或明或暗或强化动员，要求学生补课。

也有的学校是由退休教师出面开办另一所“假日学校”，其授课时间专门安插在每个星期的周六、周日和平时的节假日。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本校学生几乎被“连锅端”，不去不行，去了便可以摆脱学校补课的嫌疑。因为它已经不是自己的“母校”了，最多只能算“近亲”。

三是“见缝插针，全方位全天候运作”

例如，学校安排一部分同学在正常的上课时间以外，每天上课前和放学后各安排一节课用于补课。这样，校外不知情的人根本不会发觉。

也有的学校是，每天规定的课时全部用来上基础学科，挤掉一些“偏份”科目如美术、音乐等的正常上课时间，然后把它安排在节假日的“兴趣班”中。这样既达到了增加课时的目的，又可以通过“兴趣班”来酌情收费。而且，这样的“兴趣班”学生不敢不上，否则，就无法正常毕业。

补课行为亟需规范

在本篇即将结束的时候，有必要提一下规范补课行为的问题。

在为写作本书采访时，本书作者听到许多学生反映：“单位里让家长天天加班，他们会拿着《劳动法》去论理。面对各种各样的补课，我们又到哪里去寻找保护我们权益的‘补课法’呢？”

是呵！这的确是个新鲜话题。除了调整高考指挥棒以外，说不定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一部法律来规范补课行为，规范教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