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回放】

2002年3月，某重点中学开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当场兑现承诺，给2001届高三老师分发10多万元的“红包”，最多的老师领到7000多元。

【扪心自问】

众所周知，根据原国家教委的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都不能依据考试成绩作为奖惩学校、老师的唯一依据。在1999年第3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又去掉了其中“唯一”两字。

从这个角度看，按照学生成绩奖励老师于法无据，甚至是违法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像本案例中这样迷信“重奖之下必有勇夫”的学校和老师并不少见。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害苦了老师，更害苦了学生。

如此量化考核，让老师们捏了一把汗

仍然以该校为例。该校从1997年起连续4年本科上线率低于50%，为此，2000年10月学校校长、书记和一名副校长全部遭到免职。新任书记兼校长上台后，一位副市长明确要求“一年初见成效”，否则校长“就地免职”。于是，这位新校长制订了重奖高三老师的方案，希望成功与否在此一举。

该方案中“高考奖”部分的规定是：“根据学校确定的高考目标，设立目标奖。达到学校当年确定目标，任教高考文化科目老师每人奖励1500元，班级本科上线率达50%（文科班30%），班主任奖300元，语数外科目的老师各奖600元。理化生（政史地）科目老师各奖350元。超过指标上线人数，学校按每生30元分别奖励每位任教高考文化科目老师，班级本科上线率超过50%（文科班30%）后，每增加1人，语数外科目老师每人奖100元，理化生（政史地）每人奖60元，班主任每人奖50元。没有完成目标不给奖励。老师所教科目的班级上本科的学生中该科没有达省平均分的，每生按语数外100元、理化生政史地60元核减目标奖。”

除此以外，该方案还设立了：

“学科质量奖”，“其标准为高考人均分在全地区排列重点中学”第一二三名，人均奖励分别是600元、400元、200元。

“突出成绩奖”，如果产生省、市文理状元，该生高考文化科目任课老师、班主任分别奖15000元、10000元，年级其他老师每人奖200元、100元。如果产生英语省市状元，按照文理状元奖励的一半给予奖励。如果产生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生按2000元奖励该班文化科目老师和班主任。根据当年情况确定艺术、体育高考的目标（包括保送生），本科上线目标内每生400元，目标外每生另加200元。

“高考管理奖”，“高三年级组长另增发人均奖励的30%”。

量化考核到了如此地步，任课老师们不禁捏了一把汗。什么“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负担”，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啦，最重要的是自己能得到奖励，而且是重奖。

陡增矛盾纠纷，考核毫无公平可言

由于奖励方案对所有高三老师一视同仁，所以全体老师都铆足了劲，拼命给学生加压，大大增加了收费补课、题海战的力度，资料推销更是无穷无尽。并且，这股风也转嫁到了高二、高一年级学生身上。辅之于留级、劝转学、劝自费留洋等变相消化差生的各种措施，一时间“三乱”、“加负”如火如荼。

为了平息“红包”事件引起的震动，校长不得不出面解释：评价中学最过得硬的指标是高考！高考出成绩就有声誉，就能招到学生，就能创造出经济效益！重奖高三能够体现“多劳多得”，符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如此云云。

然而，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平息非毕业班、非高考科目老师和其他职工的心中之火。

他们认为，高三老师本来每月的结构工资就比其他教职工高出一倍，再加上各种考试所拿到的监考阅卷费、节假日补课费、征订资料回扣费、公费旅游等，收入差距要高出其他老师1万多元。现在对他们再进行重奖，就等于把学生高考的功劳全部算在高三老师的头上。更不用说，经过2001年的高校扩招，高校录取率自然而然就会上升几个百分点。

再说，现在一些重点中学本科上线率已经超过80%，而该校仍以50%为目标，这样的考核指标难道不令人可笑吗？

心理不平之后，引发了每个老师都想教高三。不仅奖金可以比其他老师高出5倍，而且教学反而更轻松。

而领到了“红包”的高三老师也有意见。不是抱怨班主任在文理分科时没有留住优秀学生，就是责怪高三分班和高二文理分班搞名堂。

高三学生的意见更大。他们认为，能否考上大学的决定因素在自己，而不是老师。因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如果把学生的考分高低完全归于老师，这不符合科学原理。

教育专家指出，老师从事的是非物质性生产劳动，根本不能像生产物质产品那样计酬发奖。如此这般根据考试分数对老师进行重奖，对学生是不公平的，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是非常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