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头回放】

2002年1月，沈阳市一位优秀小学班主任，因为按照上面的规定减轻了学生作业负担、放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结果使得该班的综合成绩下降到年级倒数第2名，被家长痛斥为“耽误”了学生的前途。

在寒假前举行的家长会上，这位老师哭着向家长们鞠躬道歉，表示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加大作业量。

【扪心自问】

据悉，这位老师在当地教育界小有名气。特别是2001年她组织开展的“我给鸡蛋当妈妈”活动课，还被共青团辽宁省委评为“优秀创新奖”，又被评为“区劳模”。她教的数学课更是多次在市、区获奖。然而，她照样由于“成绩没有搞上去”而背负骂名。

这位班主任自责道：“我这学期如果像别的班那样，下课时间也要求学生学习，学生作业留到晚上11点，也许大家今天的心情就不会这样沉重。”

旧的评价考核方法一时还无法取消

这位优秀老师的困惑表明，目前一方面提倡素质教育，另一方面却仍然把分数和升学率当作评价一个学校、一个班级、一个老师的硬指标。其原因，需要从我国教育体制、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中寻找。

从教育体制上看，我国的基础教育管理基本上是中央政府集权，公办学校几乎一统天下是最好的证明。学校和老师本身无力、也无权制定相应的素质教育规程。

从教育行政法律关系看，学校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延伸，或者叫准政府教育部门，校长属于国家干部身份是最好的证明。在这种情形下，校长不敢、也不可能违背政府已经搞了50多年的应试教育模式，自作主张另搞一套。

在现有教育体制、教育行政法律关系下，如果谁要取消以“统考成绩”、“高考升学率”来评价学校的办法，情况会变得更糟。因为如果旧的考核方式抛弃了，新的考核方式又没有建立起来，这样的素质教育很可能是无为而治的代名词。

这就是我国开展素质教育的风险和难度。

实行素质教育不能脱离中国国情

除了上述两点以外，实行素质教育还必然涉及到国家发展历史、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如果离开一个民族的文化泛泛而谈素质教育，不会有人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我国是一个内敛国家，难以套用美国的素质教育模式，两者在历史、传统、文化积淀方面有诸多不同。

首先看美国。美国是在拓荒中发展起来的，美国人个性强、谁也不服谁，感情外露，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向外扩张侵略性（也有人把它叫做“进取心”）。怎么办？最后只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绝对民主”来解决问题。这种“绝对民主”要求个人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这也是美国学校开展素质教育的内在动力。

其次看我国。我国几千年来都是农耕社会，社会活动范围小、相对闭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来领导与自然斗争、抗击外敌入侵。所以从古至今，中国人向往的都是“明君”、“清官。”性格上比较内向、沉静，政治上尽量敬而远之。直到100年前还在高呼“吾皇万岁”，把“皇上”当作是绝对权威，哪怕他是一个昏君！

在这样的封建传统下，现在仍然处处可见“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在这样的皇帝（领导者）一言堂场合，实际上不需要“下人”有什么素质。如果一定要谈什么素质，往往也是如何阿谀奉迎、如何讨上级喜欢的“素质。”

从这一点看，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缺乏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在动力。正如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长陈至立所说的那样，“推进素质教育步履艰难，基础教育还没有摆脱‘应试教育’的惯性和影响，在一些地方就像有的同志形容的，‘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动地，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

搞不搞素质教育最终关系到学生前途

搞不搞素质教育，最终耽误的是学生前途，国家前途！因为我国已经下定决心走依法治国道路。推行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家需要的是人才，而不是奴才！

据湖南省教育督导顾问、湖南省前政协主席刘正反映，1997年他在汨罗市某中学视察时发现，那里的学生书本堆成高高的两摞，学生只能从夹缝中看黑板。把学生的书本收上来一看，是13门功课的19本书，243万字，加上《应试指南》等辅导书，有56本500多万字。一位老师上课时从头至尾一个人唱独脚戏。刘正问他：“能不能留点时间让学生讨论？”那位老师回答：“我这样讲都讲不完，哪有时间讨论？”

时代呼唤素质教育，但是不能回避的是，素质教育的推进受到诸多现实因素制约。从应试教育眼光来看，学生的头脑是填充知识的容器；而从素质教育眼光来看，却是被用来点燃的火种。

角度不一样，要求当然也不一样。作为老师来说，当前最主要的是提高自身素质，因为这是推进学生素质教育的基础。老师的人格、气质、修养，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小环境来影响和改变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