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之所以欣赏“小和尚”，主要有三个考虑：

第一，这小伙子很灵活。胡雪岩与“小和尚”认识，其实很偶然——是他在湖州先认识的恒利丝行档手让“小和尚”带他去找郁四，才使他与这小伙子有了一面之缘。但就这一面之缘，胡雪岩发现他与人交接不露怯，对胡雪岩提出的问题，既对答如流，又合适得体。胡雪岩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后生可以造就”。

第二，这小伙子不吃里扒外。这是胡雪岩在郁四那里了解到的。郁四虽然认为“小和尚”太精，而且吃喝玩赌样样都来，但对他不吃里扒外倒给了相当公正的评价。而说“小和尚”太精，又恰好证明了胡雪岩认为这小伙子很机灵的第一印象不错。

第三，最难得这小伙子还很有血性，说话可以算数。这是胡雪岩自己试出来的。胡雪岩在正式决定将“小和尚”收到自己身边之前，和他谈了一次话，临分手时给了他一张五十两的银票要他拿去随便用。此前，“小和尚”已经答应胡雪岩要戒赌，胡雪岩知道好赌的人身上有钱手就会痒痒，他要试试这小伙子是不是心口如一。“小和尚”虽然忍不住当晚还是到赌场转了一转，但终归还是拒绝了别人的蛊惑没有下场，这一点便更让胡雪岩看重。胡雪岩本来就有一个说法，看一个人怎么样，就是看他说话算不算数。

在胡雪岩看来，一个小伙子吃喝玩赌，都不要紧，只要有上面这三条，也就有了很大的再造的余地。吃喝玩赌，人很滑头，这自然不是什么优点，但它却也从反面说明这个人在场面上还“玩”得转。而他能心口如一，说明他还是有向善之心，这些短处也就可以促他改掉。比较而言，培养一个人的外场能力，比促一个人改掉毛病要难得多。

胡雪岩就这样把陈世龙带到了自己的身边，让他跟古应春学“洋文”，让他给自己跑外场，为他撮合了阿珠的婚事，的确很下了一番功夫和本钱，也终于造就了一个自己生意上的好帮手。

胡雪岩对陈世龙的改造和利用，可以给人们很多启发，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因势利导，顺着人的性情去培养和使用，这样，即使看似不是人才的人也能派上大用。

§§§48　洋人可以为我所用

胡雪岩经商兵法

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远处乃至全国的生意。”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

《孙子兵法》在寻求各种变局时，以为回避强敌，到新地重新进行谋划进攻兵术，是争胜之道。这就要求视野开阔，不拘一格。对于胡雪岩这样一位敢于挺身立世者来说，经商也必须“师夷之长技！”在晚清，朝野上下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有分歧。胡雪岩从商人的实际出发，认为洋人可以为我所用，并率先实践。

胡雪岩本人曾说过：“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一个是指海禁大开，可以与洋人做生意，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洋场生意同左宗棠西征一样，成就了他的事业。

海禁初开之时，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几个人。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周旋斗智，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洋场势力、官场势力，合在一起，促进了他的商场势力。

结交洋场势力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互市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

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他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外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在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惟利是图”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

与那个时代许多办洋务的人不同，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

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

中国封闭多年而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在文化上，崇孔崇古，排斥打击外来文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灵，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色变。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分人对洋玩艺顶礼膜拜；部分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

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