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形疗法在这些收缩场景的手段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活在当下的首要性原本只是它的方法中很小的一部分。尽管许多实践者对完形疗法有一些狭隘的印象,完形疗法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方法论体系。完形里面“此时此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当下的功能包含回想、想象以及计划。虽然这个合格的当下感应该确保关注任何体验,无论在哪里或何时发生,但它已经承受了合格的当下感经常会承受的命运。它已经居于次要位置了。人们不可避免地因相信过去的事不重要而同时又相信回忆很重要这种自相矛盾的冲突感到困惑。由于矛盾双方的平衡很难把握,于是一方就变成了主导——相信唯有当下是重要的。
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完形疗法的创始人弗里茨·波尔斯自己身上。他早期创建理论学说时把当下描绘成“在对立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一个永恒运动的零点”,还是将过去与未来认作当下的实时参考点。虽然他从未真正改变过他的想法,一个人也不会通过读他后来有关当下的格言了解到这点。不过,在实际治疗工作中他在引导人们进入早期生活体验的重现方面是位大师,那些恢复过来的体验如此活灵活现,以至于感觉几乎像经历了一个穿越时光隧道之旅,而他在《今日完形疗法》中写道:
我只有一个目标:去传授一点“此刻”这个词的意思。对我来说,除了“此刻”什么都不存在。此刻=体验=觉察=现实。过去不再来而未来还没来。
他的读者和听众会怎么想?他们中间最认真严肃的人能够去将这个表达与他的实际工作和他其他的指引协调一致,就好像去完成未完成的事的需要,人物与背景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人类功能的向心性。这些看法都尊重了体验的多样性以及体验所根植的背景。尽管如此,对另一些人来说,他对“此时此刻”过于简单化的描绘还是太显眼了。在快速交流服务中,一方面,波尔斯确切说明了在此刻与体验、觉察和现实之间清楚的等式,另一方面,也很好用——不过只是大致准确。由于当下只是时间连续性上的一点,它实际上既不是体验也不是时间,跟盒子里的一件珠宝并不是盒子是一个道理。
一个关于此时此刻更进一步的错误是,波尔斯关于当下的那些口号是广为传播的存在主义思潮的一部分。实际上,许多存在主义者,包括克尔凯郭尔、宾斯万格、梅和狄格,在其他人中间,并不赞成当下至上论。举个例子,根据亨利·埃伦伯格的记载,狄格说只有一岁大的孩子生活在当下。四岁大的孩子已经有天的概念,五岁大的孩子有昨天和明天的概念,八岁大的孩子有周的概念,十五岁大的人有月的概念,二十岁大的人有年的概念,而四十岁的人则兼有几年和几十年的概念。他补充道,精神分裂症限制了他们对过去与未来的意识,与智能发育迟缓和精神变态一样。
然而,波尔斯的观点确实配合了让·保罗·萨特对暂时性高度复杂的看法的过分简单化形象。在《恶心》一书中,萨特将他的故事主人公昆廷荒谬地塑造成一个历史学家,把当下以外的所有体验都抹去。昆廷说:
我焦虑地环顾四周:当下,除了当下什么也没有。家具明亮而结实地扎根在它的当下,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带镜子的壁橱——还有我。当下的本真揭示了它自己:它是存在的一切,那些非当下的一切都不存在。过去不存在。根本不存在。不在事物里,甚至不在我的思想里。现在我知道:事物完全是它们呈现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而在它们背后……什么也不存在。
这是对生活中的背景因素令人不寒而栗的屈从,与波尔斯的那些口号相匹配,照亮了走向抹杀情境之路。然而,正如波尔斯谨慎的思考会揭示出对一个更充分的对人类体验范围的关切,此时此刻的局限也会被认为是萨特的讽刺性模仿。例如,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他说:
如果我们从当下这个瞬间岛上孤立的人开始……我们彻底抹去了理解他与过去原本的关系的所有方法。
跟随着这种孤立感,一个人可能看到,即使在昆廷除了当下什么也没看见的《恶心》这本书里,他的状态也会被评论为一种病而不是一种自然的人类状态。他感到被囚禁在当下并且因意识到他不再想要让时间停止而焦虑。他深受烦扰,对目的的需求,对成型的关系的需求,对熟悉的活动与地点的需求都是满足感的不确定性。他哀怨地说道:
我以前从未有过这么强烈的感受,我缺乏隐秘的维度,封闭在我身体的局限里,随意的想法从体内像泡泡一样往上浮。我用当下的自我建立起记忆。我被赶了出去,被抛弃在当下。我徒劳无功地试图重回过去:我无法逃离。(斜体字是我说的)
昆廷封闭在当下的极度痛苦符合鉴定为神经官能症的所有困境。也许萨特将昆廷看作被当下悲剧性地禁锢了;也许,相反,他将他看作懊悔地不愿意活在当下。实际上,那儿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可存在也没有可逃离的。想到“活在当下”令人想起数字时钟,给孤立的当下一个合适的象征。这个发明不只具备普通便利性,这在蒂娜·雅各博维茨的观察资料里有详细说明。她是新泽西的一个教育工作者,她注意到孩子们学分数不如原来学得好了。她认为传统钟表盘面显示出来的关系在数字钟表中不再显现。有些概念比如之前、之后、整体、部分、过一半和四分之一这些,都无法在这些时钟上具体表现出来。对于一整分钟里所有无穷多的瞬间来说,时光是静止的,而且总是静止的,无论时钟显示的是什么时间,都只是任何人可以看见的时间而已。为了有利于简单化,数字钟表抹去了任何特定时间出现的情境,从而抵消了连续转化运动的视觉体验。严格以当下为导向的人便生出类似的数字思维。不过,只是通过考虑到时间运动的必然性,一个人的注意力才能够和谐地指向充足的人生体验。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用于突出注意力的心理漏斗,“此时此刻”对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有用,它有助于拉近每个人之间以及生活事件之间的心理距离。当努力进入当下状态时,一个人捎带着会被推动着进入他自己内在的体验。一个人发现最重要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在谁身上发生、怎么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对所发生的事情一个人的感受如何,特别是所发生的事情的后果是什么。在直接将一个患者引向这个人的功能和意识而不是“活在当下”时,治疗师会更加关注根本的东西。然后因高度专注而产生的狭窄的体验会带领一个人往前走,就像一架飞机在精确的无线电波引导下自动导航。
为了使放大的体验自我赋能的强度与承载着每个人的体验的更广阔的包罗万象的现实相协调,治疗师必须足够多才多艺,可以在与患者共舞的不同模式下来回穿梭。在治疗中包含这种综合性和添加一种日常人情味,一般被视为浪费时间,比如交换菜谱、到处开玩笑、回顾一部电影或者讨论度假计划。谈论某人房子的装修,描述一个亲密的朋友,或者提到一次迷路的冒险,持续延伸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简单的兴趣。展开一个人体验过的主要事件的故事,看到他正在做的事情的含义,为新的机会做计划,感受友谊的重要——这些以及类似的人性关切都强调了每个人注意力的综合性。这个话题的范围和形式有助于将一个孤立的体验转化成一个人更广泛的存在感的显见部分。
从一个模式转入另一个模式并不需要排除高度集中的状态。当然转换为高度集中的状态提供了舞台。就算是小说那么浓缩,也并不会制造一个持续的心悸感觉,治疗亦然。相对于聚焦于内在、击打枕头、进入对峙局面或者神经元跳动的颤抖,一种代表性的人**战意味着更多。因此通常值得去冒险淡化收窄的能量。转换太少——只是将注意集中强调“此时此刻”——会阻止很多重要的东西:投入的持续性、一个人行为的含义、对那些必须要有准备的复杂性有所准备、可靠性、对人们确实会暴露出来的需求的反应,等等。当这些不可避免的生活要求被习惯性地放到一边,为那些应该只是临时技术性需求让步时,后果则会是产生与相关社会主流部分的疏离感,而另一个后果则是将生活过得死气沉沉。
举两个人们受到对当下体验的固有思维影响的例子,这有助于展现一些疏离的结果和一些逃离当下的治疗性诱因。阿比盖尔是个25岁的女子,她的父母基于宗教原因反对她与一个男人未婚同居而疏远了她。尽管阿比盖尔为与父母之间的疏离感到无比烦恼,但她还是坚持与这个她所爱的男人住在一起。她很急切地想要与父母和解,但不想以牺牲她的选择自由为代价。在跟我讲她的故事时,她的语调听起来比她实际25岁的年纪要小,以一个绝望的孩子般的地位与她父母抗争。对于现代生活她比父母了解得多得多,可她说起话来却总是软弱无力。我请她对父母大声说出来,想象他们就坐在我的办公室。她说他们会尖酸刻薄地问她是否打算结婚。作为答复,她说她不想谈这事儿。通常,在实际面对他们时,她要么会流着眼泪态度软化,要么会陷入一种紧张性昏厥似的僵硬状态。我鼓励她尽最大努力说出来,乘机利用她的知识说出她所了解的真实情况。之后,通过扮演双方角色,她呈现出她与父母之间的如下对话:
阿比盖尔:我们还没有结婚是因为我们享受住在一起,但我不想去做任何事,仅仅因为我应该去做……我必须内心感觉到这事本身非常重要才行。
父母:(尖酸刻薄地)好吧,那么对你来说基督教信仰是不是一个足够好的结婚理由呢?
阿比盖尔:基督教信仰对我非常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信仰的精神意义,去体验与神同在的感觉。对我来说,信教并不只意味着恪守规条。根据我们的教义,结婚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无法理解这点。(痛哭起来,看上去又困惑、屈服了)
此时到达了一个关键点。有一会儿阿比盖尔在清晰表明她的立场上做得很好,然后,她又出现了典型的困惑状态。她在目前的环境下坚信自己知道的东西,换到和父母在一起时就动摇了。尽管她很相信自己的真相,但因为这些真相是分离的,所以在跟她爸爸妈妈说起来时就变得不适用了。
他们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告诉我,当她想象他们时,他们挑剔地看着她,既不理解她也没打算去理解她。对她来说通常感受到的就是她在做错事。尽管她和她的父母在一起感到不舒服,她还是依附在她的过去上面。她需要他们不仅仅因为关系本身,也是为了克服她被从她整个过去隔离的感觉。她的无连接感就像一个切除术,把她割离了她可以获得的支持,将她置于无限的哀怨中。失去双亲的丧失感对她来说够悲伤的,但当她放弃一生的体验时,当然这些体验并不属于她的父母,她感到倍加不安。
这时我告诉她,她看起来像是要停止和他们说话,因为她认为他们不会听——不过她可能停下得太早了点儿。无论他们听不听,她都需要澄清那些话的意思。当我问她是否愿意继续这个对话时,她回到了对话上。她再一次扮演双方,这次以一个柔和一些的语调来说。她父母告诉她由于她的离开他们感到深受伤害,并且说他们很担心她在浪费她的人生,因为她没有未来。作为回应,阿比盖尔回答道:
阿比盖尔: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个相当好的未来。对我来说,我此刻所拥有的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后。就应该这样。我不知道什么会持续那么久。我此刻所拥有的与未来没有丝毫关系。这是我所选择的活在当下的方式——可能会变,我不知道(她的声音里又开始出现一种哀怨的味道并且开始听起来有些勉强了)。我只知道我今天过得很开心。(毫无说服力)
她似乎陷入了对当下体验的顶礼膜拜中。我跟她解释,她已经开始说出来她有一个相当好的未来,然后又完全不相信未来而放弃了这个信念。我解释道,她可能确实对未来有些期待,有些很微妙,有些相当明显。我提示道,她的父母之所以认为她错了,是因为她告诉他们未来不重要,而不是像她开始说的那样,她对她的未来有不同的看法。她可能也认为自己错了,因为未来确实重要,尽管这会被她所交往的那些极度以当下为导向的人反驳。她的困惑令她站不住脚。这时,我建议她再对父母说话,只说对她来说是真实的话。
阿比盖尔:当你们说我没有未来,那没什么意义,那就是说如果我不结婚那很快就会轻易完蛋,而如果我结婚了,就不会。没有人能够脱离未来……我不认为这是真的……我认为我们对彼此有非常强的承诺……无论我们之间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会从长远来考虑,而不是仅仅考虑现在的好处,并且我们不会因为更容易卷起铺盖就走而结婚。
此时,她的声音里完全没有了哀怨。凝视的目光清澈澄明,而平时她的脸上会带着疑问的表情。她现在仿佛不在乎她的父母是否接受她所说的话。她明显对自己的话很确信,当我问她这么说的感受如何时,她只是回答“很清楚”。她此刻看上去非常理智踏实,并且后来觉察到她一生所累积掌握的知识。“这是一个改变我被教导的东西,再加上我学到的其他一切,将全部放到一起的过程。”
在阿比盖尔的思想中,当下明显占有优势地位。这种专注使她可以拥有一段她的背景所不允许的关系。由于她无法处理矛盾状况,她不得不切断她父母的影响,也与她人生的大部分脱离开来,这完全没有必要。她错误地将她父母的影响等同于她过去的人生。但她的过去——任何人的过去——都比她父母的态度大得多,并且,无论她的父母接不接受她,都可以为她现在的人生留下舒适宜人的背景。她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的整幅画面变得完完全全混乱不堪,很像是被洗脑的人从中国被扣押回到美国文化中。一旦她认识到她自己的论点中的真相,将这些全部放到一起并不会如她认为的那样令人绝望。一旦她相信她真实的未来而不是依赖分裂的胡言乱语,她对与她所爱男人的关系所拥有的权利作为她人生简单连续性的一部分便被看见了。
另一个患者,叫安,是一个35岁刚毕业的社会工作研究生,她描述了她被“当下”禁锢的不同的体验。她说:
我曾经非常以目标为导向……我的婚姻一破裂,我就失去了我的未来感,失去了我的梦想,还失去了我可以拥有这些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认为我总是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切——这也许是年轻的特性之一。我通常……都能得到我想要的。现在我不再有那种感觉——我一度真的有那种感觉——那种我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的感觉。但我并不真的像过去常常感觉到的那样感觉到它了。而我也没有梦了——真的梦。我不去想象我自己结过婚了,我甚至再也无法想象结婚是怎么回事,或者甚至是生个孩子,我无法想象。
我偶然发现了我写过的东西,是关于失去梦以及去做些梦的需要,而如果你不做梦,你就跌落进一个无底洞——数年前我从认知的角度意识到我需要创造些新的我想要的东西,但下面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有种我无法得到它们的感觉。
安的话有一个熟悉的环,那就是萨特笔下的昆廷和通常情绪低落的人们之间很常见的怀旧感,他们一向体验着没有未来的感觉——只有失去。他们的注意力局限于一个暗淡的当下,同时又自相矛盾地避开当下那些可以使他们生动有趣的部分。然而安并不典型,尽管她说着很沮丧的话,但她还是精力充沛的。她说话很快,几乎像是发连珠炮,但每一次说到那儿,她的体验都不是新的。她每分钟的连串体验一个紧接着一个挤进一个聚集的当下,就像钢琴师弹的一个个单音,毫无独特性。
对我来说越来越清楚,安的未来感的丧失导致了她几乎不想从她的体验中得到什么。需求驱动人们走向任何体验的结果。安有必要开始对我,对她的朋友、她的工作、她的患者、她自己有所需求。她理解了这个意思并且将它转化成寻找新的工作利益。她之前只是固守着那份兼职、临时的工作,想着能干多久就干多久,而现在她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这份工作会对她的未来产生更大的影响。
这带来一些行动。她不得不搬到一个远的小区,这种小区通常不会吸引她而她还打算之后再搬走。这份工作和这个小区提供了更高层次的体验机会,提高了职业尊重,给了她特许工作时间,以及与她更意趣相投的同事,让她从大城市你死我活的竞争中解脱出来,并且有一个明确的基础可以迟些在她想要去生活的城市获得另一份工作。她以一种慎重的眼光选择了这份工作,考虑到什么对她长远来说是最好的。不过,即使是短期来看这也是值得的。她的面容变得更明媚,她说话更清楚,她的衣着显得更加有自尊,而她的焦虑几乎不复存在了。她甚至不再怕我。但她不可能永远生活在这个镇子里:这里不是属于她的城市。当她对此牢骚满腹时,很明显她限制性的当下感还是根深蒂固很难消除。她短视的习惯仍然导致她去说她不知道她在那儿干什么。她非常清楚她在那里干什么——恰恰是在获得她计划得到的一切。实际上,当她放开她对毫无新意的镇子的老套看法时,她发现她正是在这样的镇子里过得非常愉快,正是在一个新社区的中心,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丰盛活跃,在那里她所做的一切产生了个人影响并且带来了转变。她还找到了卓越的伙伴关系。但她没找到一个男人可以同居或者结婚,她因此而感到非常遗憾。无论如何,尽管未来从来不会自动显露出它的轮廓线,但它还是很清楚地在那儿,并且她知道她正不可阻挡地朝着它走去。(最近,写下这些一年以后,我收到了她的结婚通告。)
关于人们以此时此刻为导向对连续性进行的割裂,大卫·赫勒斯坦有进一步的阐明,他写了一本名为《彼得·潘》的书,讲一群不愿意“长大”的男人。他所描述的这些男人们非常迷人、聪明并且暂时很成功。表面上,他们生活得很美好:他们轻松结交,愉快玩耍,工作干得也很好。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允许他们自己从这些成就中获益。当在同样位置的其他人动起来,无论是提升工作还是发展关系时,他们就只是逃开。这就是些这样的人,只是猎取当下提供的一切——兴奋、新奇、浪漫、爱慕。当他们感到应付不过来,无论是被新的要求弄得应付不过来,还是相反,被一种重复感纠缠,而不是通过将注意力放在下一步可能自然发生的一切上面来使他们的体验焕然一新时,他们就必须一切重新开始——另一个地点,另一个人,另一份工作。
每次这些断断续续的变动发生后,这些人在再度面临无聊、复杂性、承诺或者一个新的讨厌任务带来的障碍前会一致地理解。当然,这些障碍无论如何都会来到他们每个人面前,但他们能够暂时隔离性地维持那种重要的幻觉——这一切只是在此刻发生。正如赫勒斯坦提到这些人中的一个时所说:“他可能看起来很严肃地投入一份工作或者一段关系,但他又随时准备翻到另一个存在状态。当需要做出真正的承诺时,他会瞬间溜走:他不会安定下来。他们活在无视生物钟和父母期望的状态,在永远年轻的幻觉中自我陶醉。当下对这些人来说常常是美好的,令人上瘾地不可抗拒,而且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将他们的世界收缩到没有未来的新奇中。”
与彼得·潘的快活神经症正好相反的是在加缪的《局外人》中墨尔索的凄惨命运。在这部经典小说中,加缪带着启示性与预言性的洞察描绘了漂泊不定、毫无意义的生活的相似之处。墨尔索,经过一系列他似乎无法掌控的偶发事件,最终杀了一个人。他杀他并没有个人利害关系,然而他还是在这么做。杀掉他也没有带来任何不同结果,因为一切还是照旧。他在谋杀受审中所做的与他在审判中明显的利害几乎没有关系。他评述事件相当简单而且只是偶尔透露出重要性或意义。尽管他的生活很危险,他还是会很快失去兴趣。他评述道:“真正引起我注意的唯有偶尔一些短语……手势,或者一些大费周章的长篇激辩——不过这些都是孤立隔离的部分。”他体验到的一切制造了大量与其他一切相似的虚无主义色彩,尽管事件本身非常多样化。墨尔索告诉了读者他的连续性的悲惨丧失,他说:“有天早晨,当监狱看守通知我说我现在已经在监狱待了6个月了,我相信他——但这话在我脑子里没有任何意义。对我而言,这就是一个和自打我进到这间囚室以来一直在过的日子相同的一天,而且我一直在做相同的事情。”
先不论每个人在一间囚室里可能体验到的自然的相同感受,墨尔索的相同感只是一种对之前他人生中所熟悉的千篇一律体验的夸张。他母亲去世之后那天他所做的事与她已经去世这个事实没什么关系。对他来说,对彼得·潘那种人来说,人生中的当下只是没完没了的重复,一种墨尔索从未治好的疾病。作为一个男人体验的报告——在一部小说中——这种悲剧很容易被抛到一边。虽然是一部经典小说,触及了一代又一代富有洞察力的人的敏感性,它还是唤起了一些认识,证明它是值得注意的社会评论。
从这些对以当下为导向的人卡住的状态的描述中——我的患者,彼得·潘人和加缪的墨尔索——生活在狭隘的当下,很显然可能会深受其害。它不能代替在人生所有复杂的维度中去体验戏剧化。当此时此刻使人们洞察到收窄的注意力产生的力量时,重要的是要在斗争中加入人文主义的份量,不要让技术占了上风。对技术的强调戏剧性地突出了常见的人**战,这在完形疗法中始终是在方法上至关重要的东西。这包括许多很平常的东西:支持、好奇、善意、大胆的语言、大笑、犬儒主义、对悲剧的吸收、愤怒、温和以及坚韧。这种常见的意识,对超越启示性的技术是必需的,它始终活跃却没有得到普遍的认识。简单的人性的确可以引发迷恋而且与支持技术相呼应来强调戏剧化,强调每一个活着的生命的现实。这些更广泛的兴趣,特别是由小说家表达出来的,可能有助于治疗师尽一切可能将人们的生活全部包括进去,不仅在这里,还在那里,不仅有此刻,还有那时。这对虚构的墨尔索来说太晚了,而对现实生活中许多与他的虚无主义对应的人来说也没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都值得注意,一个我们可以向前看的未来是存在的。而无论我们看或不看,未来总会到来,总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