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做结论的行为，通常也发生在心理治疗师中间，这引起了对“解释”的治疗效果的普遍幻灭。当今许多治疗师都偏向于让事实本身说话，不过，理解并不总是自然而然地到来。不做解释的情况下，治疗性的理解可能永远不会在某些人身上发生。在艺术中也是如此。看看音乐，我们看到这是最接近于原始体验的艺术，不需要关心它的意义而可以轻易接受。但即使这样，一名音乐戏剧评论员，乔纳森·萨维尔，还是就理解音乐提供了一份辩词。在评论韦伯恩的《六小品》时，他写了关于他自己在学习欣赏韦伯恩时的体验。他一遍又一遍地播放他的作品，通过无数次重复听这段音乐，他发现韦伯恩的小品是“浓缩的戏剧，削减到最基本的元素：存在的初始状态，行动，冲突，**，结局——所有这些都在三十秒之内发生”。然后他接着说：

使这首乐曲如此奇怪，看来如此高深莫测的，是在时间上的压缩。“我慢慢走在一条一种橡胶铺就的路上，”做梦的人述说着，“然后路变得倾斜，我父亲穿着一套没有纽扣的黑色西装倒向我。”经过几个小时向做梦人的精神分析师咨询，浮现出这个小小的梦，很快便说完了，却浓缩了需要、恐惧、愤怒和一生的困境，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人物、场景和事件。情绪紧张，不过经过了伪装；事件多种多样，不过融合成了一件或两件；在宽度上被无情地局限，不过在深度上却是无限的。那就是安东·冯·韦伯恩的音乐……虚伪理应被抛弃，那样听众才能靠自己欣赏或者学会欣赏韦伯恩……他们不行。在大众音乐会上普通类演奏中，不是五十年一遇而是每个人永远不会体验到这种和他们天然类音乐一样的乐曲……应该有人向听众解释这乐曲，用音乐家演奏的具体例子来说明解释。

由于萨维尔描述的体验很复杂，对我们来说，必须通过清晰化来增强对简单反应的理解，而在这方面“解释”可以有所作为，这已经是对人类思想的尊重了。反对“解释”的怨言应该指向反对认为“仅有解释就足够了”的错误信念，或者反对许多品质拙劣的解释——并不是反对及时又富于启发的那些解释。也许会有争论认为解释只是重复使用了精神分析的演绎。的确是这样的。意识到洞察力是心理变化的核心是弗洛伊德的主要贡献，他开创了揭开潜意识神秘面纱的整个世纪。

例如，多美尼克，我的一个患者，有一年没有付费给我，而且由于秘书出错，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他没钱了，但他一直没说。当我发现这点时，我告诉他，他的行为就像他那些混黑帮的表兄弟，这些人大概已经被他从头脑中删掉了。他被我的观察惊呆了，因为他一直非常蔑视他们。不过他很激动，从他平常对生活消沉和没出息的状态里，他被激发到仿佛看见自己冒险从我鼻子底下偷钱。当他能够理解他不情愿去做那些其他人可能会做的事时，他生命中持续的新生便会回溯到那个顿悟的时刻。这份理解释放了那股黑帮能量，代替了他一直习惯性承受的罪恶感。

心理治疗中，解释的力量会堕落成两种错误。一种是将解释与行为分离，从而给了解释一个远离被解释事件的位置。比如，在多美尼卡偷我钱的情境下，他的黑帮背景比一个抽象的事实对他具有更生动的意义。第二个错误是太频繁使用解释。解释充斥着人们的头脑并且掩盖了被解释事件的独特性。关于这类过度行为，约翰·厄普代克在与乔治·普林顿的访谈中说过，“叙述不应该首先成为心理洞察的包装，尽管它们需要包含这些，正如面包里的葡萄干一样。”

在这一节里多美尼克所体验到的也与乔什·洛根讲述的麦斯威尔·安德森关于一出成功戏剧的规则相协调。安德森说：“一出戏应该带着它的主人公通过一系列体验，这些体验通向一个走向结局的**时刻，当他学到了一些东西，发现了他自己身上一些他由始至终都知道却视而不见的东西……观众必须感觉到并且看见这位主角变得越来越明智……”那就是发生在多美尼克身上的事。他得知了一个关于他的黑帮背景的特殊事实，并且通过这个认知，他能够重新体验到能量和进取心，每样都比充斥了他头脑的“目无法纪”这一抽象概念给了他的背景以更大的范围。

这些特殊的认知时刻，当头脑扩展以赋予体验新的意义的时候，正是任何单一事件与更大的生活背景连接的标志。但意义并不局限于这些时刻，它们无处不在，无论它们是如向导般引人注目还是易被忽略地躲了起来。它制造了一种差别，无论我将你的评论解读成嘲讽还是一个柔情的戏弄，无论我把你的表扬当成真诚的还是一个激励性的把戏，无论我把我自己看成贪婪的还是仅仅食欲旺盛。这些意义上的选择，当它们被曲解时，会变得非常固执，很不情愿放弃。而意义中丰富的错误吸引了作家和心理治疗师的注意。当他们寻求颠覆旧意义或者增加那些被忽视了的新意义时，他们的素材将永不会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