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简单的治疗小插曲可以为大家说明，对事件之间一些看不明白的关系尽量不去刻意理解，反而可以发展出一个有意义的体验单元。有一天，我治疗课程的一个毕业生奥斯卡，在课前问我我是否一切都好，因为他认为我看起来情绪低落。我很高兴他愿意来问我并且感谢了他的关心，不过我说我不想谈论这件事，然后我就忘了这段对话。

就在我们下一堂课开始前，奥斯卡又走了过来，这次他告诉我他过去一星期几乎疯了。他问我如果在课堂上他需要站起来到处走动我会不会介意。我说当然不会介意。我不知道他的烦恼是否关我什么事，他也不知道之前一周我的烦恼是否关他什么事。尽管如此，我的兴趣来了，而他继续告诉我他去了医院急诊室，显然他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焦虑发作。他的声音还是有点发抖，他说好像他的思维短暂脱离了轨道，而医院里的一些人帮他回到了正轨。但这轨道还是滑溜溜的。

听着奥斯卡的诉说，我想起了有一次，我躺在沙发上，让自己冥想仿佛躺在悬崖的边缘。在一种恍惚中的紧张时刻，我在那儿危险地摇摇欲坠，然后我选择放手去“冒险”。我一放松就掉了下去，在冥想的错觉下，我仿佛掉入了一个深渊，但着地时我只是短距离掉在地板上而已。

我脑海中又闪现出其他的掉落经历。五岁时，我和我们家新近搬到的那条街上的男孩子们一起去一家电影院。我们坐在第一排，我和银幕之间有个空间，一个极黑暗的空间。电影是朗·钱尼演的一部老的恐怖片《三个邪恶的人》。我的帽子意外掉到了那个空间里，对于五岁的我来说，我只知道帽子无可挽回地掉进了黑暗中。我的帽子还有意味着我小小的身体也会掉进去的那种深不见底的黑暗着实吓到我了。当我想象我的帽子可能成为永恒时，我意识到一种原始的危险。现在我知道那个空间只不过是个乐池而已。

这些超现实的瞬间使我对奥斯卡的体验燃起了热情。我们多聊了一会儿，然后上课时间到了：课堂时间准备用来做一个示范性的团体治疗体验而不是讲课。一开始人们都不开口，然后，也许是受我们谈话的刺激，也许是被这种沉默吸了进去，奥斯卡对全班同学讲了他的恐慌。经过半小时与小组其他成员富有同情心的交流，他突然决定他要出去走一会儿。你确定你想要这么做吗？我问他。奥斯卡说，是的。我又问他是不是很快回来，他说是。他看上去好像知道自己要什么，便离开了。

我们每个人仍然惦记着他。他们知道他想一个人待着，而他知道他什么时候想回来就会回来。尽管如此，还是会有一点儿好奇的担心，很有可能，他不理会我们在等他。经过几轮更进一步的关于我们是否应该去请他回来的讨论，有个人静静地站起来，走了出去，然后和奥斯卡一起溜达回来了。他走了大概十五分钟而且正准备回来了，他也很高兴有人去请他回来。他告诉我们，他走出去是因为他在说话的时候身边的女士轻轻抚摸了他，这吓着他了。他不能容许被她的抚摸唤起的强烈感受，尽管他知道他感到了多么温暖，这种感受还是变得很游离。然后，更糟糕的是，这种分裂在他看来是疯狂的。当他说起这些，分裂感便减少了，相反，他很快开始感受到了“统合”，他温暖的感受恢复了。那一刻，他只是感受着温柔而失去了对这种感受的自觉意识。

在这个例子里，有几个事件设定了故事的发展方向。每一件事都有着隐含的意义但只有一次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了。这一系列事件始于我的学生问我是否情绪低落，他这么问我的原因不明，而我是否真的情绪低落也从未澄清过。我也不确定在我们之间有关心理上的痛苦是否形成了一根纽带。下一件事只是发生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最初的意义。那就是，他走到我面前，不请自来地提供有关他的恐慌状态以及请求自由走动的信息。奥斯卡和我这一次的感受都较第一次强烈多了，而我用隐喻的手法绕着弯子谈到了原始危险。这给了奥斯卡的体验一些主题结构。

接下来，奥斯卡告诉他的同学们有关他的焦虑状态——然后他离开了。他的离开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危险事件，于是拯救行动出现了。仅仅在接下来的事件里我们才收到了意义的礼物，当奥斯卡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离开时，原来是与坐在他身边的女士的亲密感让他无法承受。此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暗号，在他火热的感受与头脑觉得危险之间的连接被一分为二了。然后，终于安全了。随着这个小插曲快乐地结束，这份神秘看上去在顷刻之间消散了，剩下的神秘留给了未来。只是作为一个附录，几乎没什么细节。在研讨会余下的课堂里可以说他看上去都处在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下，不再寻求特别关注，并且就教室里的主题做出了相关的评论。

这份天然产生的对奥斯卡的人生的兴趣引发了许多问题。关于他的生活或者整体人生，这些事件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对读者和心理治疗师有意义吗？这个故事是否谈及，谈及温柔，谈及表达的自由，谈及人们在乎彼此听完对方说话，谈及在某些疯狂的多样性中的心理弹性？奥斯卡的父母，他的羞耻感，他精力充沛的复原又是怎么回事？每个事件产生出自身与数不清的其他事件的连接。意义没完没了地**着探索性的头脑。

不过，有时，为了马上理清体验的缘故，治疗师必须将对这些神秘事件的追逐搁置一边。生活可能危如累卵。或者心理上危险的决定，比如离婚、结婚、生孩子、换工作，或者总而言之破坏现状的行为，都会令神秘的安逸难以保留。当我们不成熟地要将不确定性清晰化时，快速做出决定或行动的压力会导致混乱。而在我眼里，奥斯卡更像是一个谜而不是一个混乱之源，也许他看起来并非处在即时的紧急状态，而且还有别的持续的治疗关注点。在马上清晰化的压力可以减少的情况下，通常可以这样的，神秘的事物就会在它自身恰当的时候变得特别清晰起来。

为了克服紧迫感造成的混乱，人们通常把事件一概而论，以便快速找到其意义。所有的“主义”就是做这个的。一个人，如果是“性别歧视主义者”，那很容易让人想到他只是知道两种性别的人而并没有个别地体验过。如果认为女人就是感性的，那就需要大量体验她们冷静、理智地做决定才会战胜这种信念。如果认为男人就是粗鲁又无感觉的，那么在发现他们令人意想不到的敏感之前就得对他们抱有很多的同情心。快速做结论通过提供不成熟的意义和掩盖潜在的可能性将“神秘”与“混乱”都否定了。这里有些快速转化的例子，这些快速转化预示的意义比它们应该预示的要多：母亲不会同意杰克，于是和他谈不谈都没什么要紧。一个年轻人的人生始于十六岁，因为他那时候开始突然长高了。工作中美好的一天没什么价值，因为没有伴侣可相偕回家。一次羞辱令人绝望，因为那意味着没人欣赏你。如果你觉得累了，那说明你很虚弱，而如果你犯了一次错误，这就说明你没能力。在每一种情况下，快速得出的意义使实际可能性的真正范围变得模糊。它否定了那些可能不适于这个结论的事件，并且减少了在变幻莫测的方向上前进的自由度，放弃了未实现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