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卡夫卡的作品一样，当我们可以把意义从熟悉的井然有序的支撑事件中分离出来，有时候会得出一个矛盾的观点。达达主义的艺术家，也想要解构熟悉的现实，对松散联想的冲击力也很感兴趣。他们设法松开将人们束缚于破坏性的价值和行为的僵化思想，他们特别反对战争的非理性。他们目睹了成千上万的杀戮和残害，这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形式，而他们则说：“你们想要非理性，我们就给你们非理性——不会假惺惺地伪装。”通过抹去理性，他们意图将我们的思想带回到一张白纸的状态，很久以前约翰·洛克描绘过的样子。在试着掩饰思想时，他们又会解放思想去学习新的东西。旧有的意义阻碍改变的机会，因而他们选择拒绝他们觉察到的预先安排的精神连接。在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运动中，创造变化的需求带来了打乱熟悉的线性思维的过程。

对体验的重组，解除了对事件线性的压缩，即必须要自由地在任何预设发展线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联想之间来回穿梭。当个体确信那些绕来绕去的想法本身非常有趣，而且迟早会讲得通时，头脑就可能以最高标准地对非线性体验保持开放。有时候这个信念会来自于一些暗示——发散的想法会使你有所收益，而有时候这个信念会来自于对指导者技术的全然信任。

有一个关于这种信任很好的例子，在催眠治疗师米尔顿·艾瑞克森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他经常跟他的患者讲些寓言似的故事。由于有重大的时间间隔，这些故事可能对听者来说无法理解。而艾瑞克森的患者或培训生，都知道他对隐秘的适宜性有精妙的感知，所以都愿意和他那些看上去不相关的故事待在一起，那些故事或多或少都有些隐秘的信息，直到它们含蓄的教诲得以揭示出来。有时候，这种启示会马上出现，有时候会晚一点出现，而有时候效果会无意间出现，根本没有任何启示。

史德奈·罗森在《催眠之声伴随你》中，讲了凯瑟琳的故事。她是艾瑞克森教学研讨会的学生，对呕吐有着病态的恐惧。艾瑞克森跟她说了很多东西：首先，说到了北冰洋海象、企鹅、鲸鱼、带水肺的潜水员和浮游生物。然后他继续谈到啄木鸟和一个观察研究野鸟的人如何灵巧地把啄木鸟的喉咙清空。最后，他描述了啄木鸟的反刍功能。当他讲完故事时，他已经画出了这些生物自然功能的一幅生动画面。艾瑞克森后来又和凯瑟琳东拉西扯继续聊了些别的话题，没再理会凯瑟琳的呕吐问题。最后，艾瑞克森的确幽默地间接提到了呕吐。剩下的就取决于她了，她已经被植入的一种对自然多样的世界里呕吐功能的欣赏武装起来了。

当然，达达主义艺术家和超现实主义者，还有立体派艺术家，与艾瑞克森的间接关联做法相比非常激烈。在立体派艺术家的画法中，整个图像被分解成多个部分。要将这些古怪地安排在一起的部分看成一个可认出的整体需要格外留神。例如，一个人可能看见了这里有条胳膊和那里有条腿，却没法将这些部分重新构建起来，除非在感知者的头脑中有一个推测。

对于那些愿意接受立体派艺术家挑战的人来说，对那些被古怪地安放的部分的觉察和重建开发出了一个巨大的蓄能池，召唤着一个新层次上的创造性参与。尽管这对一个人的感性创造力是个挑战，不过还算相当安全，因为一直很安全。如果这些部分从来不曾组合到一起，那么几乎就不会有所丢失。观画者会发现丝毫不必像原来猜想的那样去僵化地追求清晰的身份。

在日常生活和心理治疗中，个人的影响要高一些，在身份方面保持灵活度也是必需的目标。当人们面对一些他们感到与自己的身份感不和谐的个性时，焦虑感会增加。例如，当一个人发现他或她自己有许多古怪的想象，或者角度奇怪的面孔，或者在帮婴儿洗**时有性唤起的体验，或者对一个朋友的死感到兴奋，或者有一种不是很明确的新感觉，这种情况下，这个人需要确信自我身份仍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于立体派或者超现实主义画家的观众来说，他们并不总是能够看出那个整体（也没这个必要）。然而，在“真正的”生活中，人还是必须感觉是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