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所贡献的最能够全天候自由表达的工具之一，便是自由联想的概念。从日常交谈中对语法、目的、道德和逻辑的要求中解放出来，个体可以延伸出一系列顶多是模糊相连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看上去相当精神错乱。不过一个人的自由联想的“精神病”只是暂时的，一个轻微的意念闪动便将那个人带回到可识别的句法中。

现在已为人熟知，发生在那些早期的精神分析师和他们自由联想的患者身上的认识是，通过这种想法的特殊连接，某些象征性的所指普遍被揭示出来。尽管这些暗指可能是模糊的，但它们常常为那些对深层意义的渴望想象出一个富于启迪的绿洲。这些新鲜洞察的**力因许多患者充满灵感的发现而增加了。不过，在最坏的情况下，有些东西看起来简直太晦涩而根本无法理解。即使是最暗淡的连接，通常也被解析转化成了规定的含义。

在心理侦探的时代，大家想当然认为，某些含义尽管未被破解，但已经存在于每个人的行为中。一个人只要以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方式跟着那些线索就可以找出它们。一个年轻人东说一句杯子样形状可爱的黄水仙，西说一句讨厌火车穿过隧道，而我们则得出了一个暗示，导致这个年轻人**的是他的恋母情结。这种根据对所见所闻的推断来找出心理谜题答案的切入方式，可能在认知上令人兴奋并且经常导向必要的启迪。然而，它只是考虑到了当下事件与过去一个掩盖起来的部分的象征关系——这只是一半的可能性。另一半可能性，作为这种侦探切入方式的备选，是去跟随象征性的当下，向前走进未来。随着故事的展开，在当下的事件推动着人们进入新行为模式时，含义尚未形成。新发生的事情以及演变中的含义并非被新发现的旧东西：它们之前从来就不存在。这就好比掀起一件盖在一块已经烤好的馅饼上的布与从头开始烤一个馅饼之间的差别。

这里有一个有关象征的两个选项的治疗案例——退回到通过揭示已经形成的过去或者向前走入尚未构建的未来去赋予一个事件以意义。假设某人与他的治疗师一起笑，象征着允许在成人世界像孩子一样玩耍。回头看的话，这个象征可能指的是过去的幼稚行为，在5岁以前是允许的，而那之后就不允许了。洞察这个不允许，同时又记得并接受更早些的自由，使这名患者对这个笑敞开了。或者，选择另一个选项，这个笑，一旦被引发，可能指向前方，并不涉及已经发生的事情，象征着更多的将要笑的机会。与此类似，不关注任何旧事件，则会有许多其他机会，假设当一个年轻女子能够发现，一系列新的行动之后，她的父亲前所未有地欢迎她；领导力量不再凌驾于她之上。很简单，含义每个人都有并且对每个人都有帮助，它们可能来自于未知的对过去的假定或者持续体验的灵感，来自于新的可能性的一个抽象概念。又或者，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含义可能根本不重要。

不仅仅是在心理治疗师之间，还有艺术家之间，这种对含义多样性的处理一直是广泛探索的主题，而艺术家对于将事件与含义之间那些为人熟悉的关联断开贡献巨大。在对自由联想进行探索和对自由表达保持警觉的同时，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思维确实具有可塑性。他们发现的可塑性赋予了一些最基本体验的感知者以新的自由度。最具代表性的如：达利的画中松软的手表，毕加索的画中如固体形状的影子，贝克特笔下在不稳定状态中等待的人物，以及乔伊斯怪异的句法结构。同样，相对论增加了特定现实的超越性，说明了真相取决于个体自己所处的位置。综合考虑所有这些观点，则任何事情的含义都会由于确实取决于其观察者的视角，所以无法像蝴蝶标本一样固定下来。鉴于事情并非只是它看起来的样子，它还可能是许多其他的东西，这些可能就成了可以考虑的新主题。

尽管弗洛伊德通过给最微不足道的事件注入意义提升了我们对事件与意义之间的韵律的兴趣，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们却一点也没有同样的动力去探索事件清晰的意义。他们中间很多人走上了另一条路——寻求从意义中解脱出来。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艺术家而言，形式第一，而主题或者意义则排在第二位。例如，惠斯勒就认为形式优先，他把他为母亲画的肖像称为“灰与黑的排列”，不过你仍然认得出那是他母亲。

在新的艺术形式中，意义通常是看不出来的。有时候，特别是近年来，这种晦涩甚至变成了时髦，部分原因是由于艺术家有意消灭熟悉的意义，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由于人们轻信可以通过努力假装不在乎意义来保持新潮。还有些人宣称艺术家只关心纯粹的表达：那其实是在说，他们只是偶尔与其他任何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另外一些真正想要影响他人的人，则想要通过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原始体验来做到这一点。他们希望悲伤、愉快、荣耀、反感、奉献、空虚等，都可以在他们的作品的精华中感受到，没有中和性的意义的干扰。这是一种尝试，去使体验本身在一个极度理性主义的世界里恢复其优势。人们希望无须借助给事件强加上意义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事件便会呈现出一个新鲜的、独一无二的个性，作为它自己，而不是作为它可能被归入的类别被看见。

艺术家之间对纯真的、未经分类的体验的渴望，藉由他们反对人类赋予事件以意义的反射本能，只是部分得到了满足和匹配。当艺术家绕过意义时，许多人却无论如何都会急着去寻找意义。人们不是如艺术家可能想要的那样聚精会神在这些事件本身上，相反他们会去揣摩意义。当他们找不到哪怕那么一丁点儿的意义，或者提取不出一些特别的个人化的意义，他们便常常会感到心灰意冷，而事件本身对他们来说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传统标准与激进的20世纪要么掩盖意义要么尝试排除意义之间的争斗中，有个结论看起来比较显而易见：“在个人体验中，一件事与它的意义之间没有确定的比例。”你可能对任何事件的意义更感兴趣，而另一个人则首先关心的是事件本身。这些比例如果乱了套，一个人就会陷入麻烦。或早或迟，对“要么意义要么事件比例失调”的关心将会排除掉那些至关重要的想法。那些大力强调事件而将意义贬至微不足道的人，可能过着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冲动任性、朝不保夕、漫无目的或者杂乱无章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可能像莎士比亚说的，是“一个白痴讲的传说，纷纷扰扰，意味着空洞无物”。另一方面，如果事件不是如它所发生的样子被简单处理，而总是仔细探寻它深层的意义，你就会过上一种充满凶兆和不祥预感的生活，将事件只是看成一个预兆，而从来没有活在生活本身的勃勃生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