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脑中的一切如在老鼠的国度。它不会死。他们只是带着这些截然不同的记忆，来回穿梭于十亿个神经元的沙漠里，放下、拿起，再扔掉……你只会找到些碎片并且大声尖叫，因为那些碎片就是你自己。

——洛伦·艾斯利《所有奇怪的时光》

对于许多可能讲出故事的人来说，这些故事看起来惊人危险。事实上，治疗师常常会做引发幻觉的工作来试图带出那些重要的故事。在舒适从容的日子里，这些故事可能会很容易被看见，一个人可能会像收集地面上的石子一样将它们收集起来，而有时候它们则深藏在他们主人的心灵里。由于治疗师通常会移情于他的患者的体验并且乐于接受他的描述，实际的外部威胁是极小的。但每个人心里都存在着一个内部威胁，有时候这个内部威胁会使得故事的讲述令人生畏。

这种内部威胁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伴随着讲述某些高度紧张的故事而来的特别的刺激。例如，一个身体上被虐待的人，会因为曾经屈服于他父亲的毒打而感觉像个胆小鬼，或者因为曾经激起那些毒打而像个恶作剧的制造者，或者像一个他其实深爱着的父亲的背叛者，又或者像一个谋杀者，因为他想要杀了他。这个人可能会感觉如果他说出他的故事，他会爆发，无法控制地痛哭、尖叫或者突然心门大开。当感觉到这些风险时，这些故事就会一直隐藏着，直到治疗师运用敏感与创意辨识出它们的存在，并且去撬动适宜被碰触的那些。这些照亮生命的故事一直在那儿，等待着合适的启发将它们带出来进入开放状态。

内部威胁并非故事讲述的唯一障碍。人们也会被“从无尽的渐进发展中给有重要影响的某样东西提炼出一个简单叙述”这样的难题压垮。在某种意义上，生命非常缓慢地流逝，而故事——即使是最长的小说——也过得非常快。故事是一个组织媒介，它从发生的许多事情中挑选出一些事件并且赋予它们连贯性。一个人问“你今天干了什么”，你答“我今天工作了一整天”。这是你对一天最粗略的总结，而实际上这一天里你醒过来，和妻子交谈，在报纸上看了很多内容，有无数念头，和许多人谈论过范围很广的话题，想起过去的经历，设定对未来的预期，感觉到失望、安心、生气和希望，做白日梦、吃东西、开车，等等。“我工作了一整天”只是个标题，一个非常贫乏的标题，以此作为实际上也许是个非常生动的叙述的开头。设想一下在这一天里，如果你和一名同事探讨了联手开创你们自己生意的可能性，这件事便会从一整天里所有的事件中脱颖而出，并且为故事定下主题。新的标题，勇往直前，在众多事件中做出了一个选择并且概括出了有待详尽描述的内容。

在从一个实际经历的大杂烩里提炼出一条故事线方面，小说家比治疗师更有名。普鲁斯特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叙述者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发现小说通过戏剧化的清晰度浓缩了一生，他从此便迷上了小说。对于他来说，小说加快了人生的进程，用一个快速的“精神画面”代替了渐进主义。通过将事件巧妙加速，小说家用“比那些通常存在于一生中的更戏剧化和煽情的事件”填满他的页面。然而，即使是通过小说，读者也一定会对故事线的渐进发展保留注意，聚焦在情节进展的细节和警报上。因而，也是从日常生活细节的聚集中，一个人必须把所有的事件浓缩进一个生动而且值得报告的连贯的单元。总结需要牵扯到太多时间、精力以及待报告的回忆，人们会选择用标题来充当指示牌，指向那些很久以前就被锁了起来却仍然迫切地倾向觉醒的事件。这些标题通常是他们指向的那些体验的替代物而不是引子。小说里，一个没有故事的标题会很荒谬，仅仅是一个起始点，然而，在生活中人们普遍接受他们的故事的标题，而不去细究，去看明白这些标题与实际体验是如何匹配的。

有个女人快要结婚了她却非常担心，因为她之前已经展现出对男人糟糕的判断力，她看到她自己曾经与前夫有一段可怕的关系。不过，她首先可以就此事跟我说点什么。而她所说的便是她有过一段“可怕的关系”——这只是一个标题，但从这个标题开始，只要真实的细节缺失，她就无法逃避。随着我们谈话的深入，她越来越清楚她可以说出更多。很奇怪，她之前从未意识到这些事情值得说出来。她告诉我她的丈夫会整晚整晚地看花花公子电视，不再对她感兴趣。他患有疱疹，而且四个星期里有两个星期会通过性传染。他不只是很多时候会传染，而且他不会告诉她他什么时候会传染，于是她不得不自己对此加倍小心。她的所谓“可怕的性关系”到此已经不只是一个标题，而是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明显的悲惨故事。

这个女人现在的男人与她的前夫完全相反——体贴、有成就、倾心于她并且开放。但她的故事标题深深印刻在她的脑子里，以致她已经无法将她过去的关系放到它应有的历史位置上来信任这段新的关系。在讲述那些构成“可怕的性关系”或者“施虐的男人”的内容的种种细节过程中，以及在讲述她的新关系的种种细节过程中，她向每个过程中都注入了更多的现实。没有这种实质，与男人们的所有关系都只会用一个在她头脑中随意滚动的标签来识别，不受她的真实体验中的变化影响。她活在带着同样的旧标题的新故事中。只要将她的标题从其故事中分离出来，她的新体验的真相就会如海市蜃楼一般。任何在自我意象中值得信任的变化都一定要有在心理上挂上号的新的体验。否则，寻找一个人的现实——我可以信任我对男人的判断力吗？——就会像是猜哪只倒扣的碗下面有豆子的骗人把戏一样，那颗豆子根本就不存在。

将标题与故事连接起来的作用超出了情绪宣泄，通过情绪宣泄，人们得以从他们的内心捕获的任何东西中获得释放，或者说作用还超出了洞察，通过洞察，人们理解了他们自己。人们通常用一两句话总结他们的生活事件，然后就忘了他们总结的是什么。首先，他们给自己的那些特别标题，都是在别的难以理解的生活中的方便标志或指引。但是那些细节，生活的内容，可能就丢失了。唯有再度说起这个故事并且将内容与标题连接起来，一致性才得以恢复，而一种完整感也便重新获得。

这种对标题与事件的整合对于接地气的生活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例如，对某人而言，说他是“乡巴佬”，与对他出席的会议，他和他的朋友们玩的游戏，他所承受的鞭打，或者迷失在城市里他所感受到的痛苦做出的描述可不一样。那些来寻求治疗的患者抽象地呈上他们的问题，比如“婚姻麻烦”“学业失败”或者“电梯恐惧”。这些标题充斥着他们的头脑，只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详尽描述留下了很小的空间。一旦独一无二的品质得以恢复，标题就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也会改变。“婚姻不和”可能变成“厨房里的沸腾”。无论那些新标题可能多么迷人，无论如何重新调整方向，它们仍然不能代替故事本身。

导演迈克·尼科尔斯在与巴巴拉·盖尔布的一次访谈中，阐释了用标题代替细节造成的内容贫乏。他描绘了他学生时代在演员工作室李·斯特拉斯伯格的课堂上的一段经历。两个演员在展开一出恋爱场景。当斯特拉斯伯格问那名女演员她在做什么来带出想要的情绪，她说她想到一些平凡的事情——春天、渴望、爱——完全空无细节。斯特拉斯伯格唯一想要知道的，是她是否知道如何做一道水果沙拉。她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不过还是告诉了他她会怎么做。“我拿起一个苹果，削皮，切成小块。然后我再剥一个橙子再切成小块。我可能会拿几颗樱桃，去掉核，切成小块。然后我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斯特拉斯伯格然后说：“对了，那是你如何做出一道水果沙拉，而在你拿起每一个水果，一次一个，去皮，切成小块之前，你没有水果沙拉。你可以用蒸汽压路机辗过水果，但你不会有水果沙拉。或者你可以整晚坐在水果前，说，‘好吧，水果沙拉。’但是，什么也不会发生，直到你拿起每一个水果，去皮，切块。”面对空的功能，我们都很脆弱，演奏着没有可供谱曲的内容的抽象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