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关心最终都会转变成一种对事情将如何结束的担心。因为走向结局的旅程通常是崎岖的，充满耽搁、打岔和失败带来的烦扰，人们对事情将如何结束变得抓狂般关注而疏于理会此刻与后来之间发生的事。为了部分满足对结局的预想，他们跑去找算命的人，或者直接跳到一本书的最后几页，或者做白日梦，或者用对悲惨结局的预想吓唬自己。

著名的口号“结果好一切都好”，适用于许多体验。一个人被救起后，那种差一点儿被激流冲跑的恐惧便消失了。十六岁的孩子们晚了三小时回家带给我们的焦虑感在他们回到家后就消失了。一种怀疑患上危险疾病的威胁在X光呈现了一张清晰的画面后消失了。显然，人们通常在他们的麻烦有个很好的结局后就能很快适应过来。

当然，事情并非总是这样，因为有些人，一旦被吓到过，就会习惯性地预见不好的结局。另一些人则强迫性地让每件事看起来比它们实际情况要好来抵消这种状态。特别是早年的好莱坞，尤其以快乐结局著称，哪怕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原著本来是悲剧性的结局。不过，当然不是好莱坞发明了快乐结局。这里有来自一本1880年的无名小说的纯朴的结局，它代表了一种夸大结局重要性的类型：

而玛格丽特，依然美丽，白发如雪，脸色如一片浅色玫瑰花瓣般美丽粉红，她坐在他身旁，微笑着，聆听着，织着毛衣。他们的心中没有需要驱除的恐惧，没有需要疗愈的冲突，过去无缺憾，未来很确定，他们创造了一幅年老时的图景，很成功，

“安详而明媚

如设得兰群岛的夜晚一般令人愉快”。

这样的结局明显过时了——今时今日看起来非常直白，即使在当时那个年代也可能是可笑的。通过对比，大家已经知道了冷酷现实的存在，自从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及存在主义出现以来尤其如此。战争和存在主义者都非常清楚地提醒着人们永恒的显见——我们没有人能脱离这个世界而活。更糟糕的是，我们不仅最终都会死去，而且一路走下去还可能有着巨大的痛苦。这些阴郁的现实并不新鲜。多少年来，警钟在希腊悲剧、旧约全书、新约全书、莎士比亚悲剧和现代悲剧里长鸣。然而，尽管悲剧是旧式的，它还是完全属于我们的。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对碾过我们整个人生的命运的新鲜认知，我们根据自己隐匿的逻辑，去扭转命运并且切断人类的存在感。个人暴力、战争、政府镇压、欺诈与诽谤，通过电视、报纸和朋友们的闲谈每天被带进家里。平凡生活在纽约的一个人，说他认识的所有人都有一个近亲或者朋友被抢劫、抢夺或者强奸过。这种危机四伏的生活造成了传染性的小心翼翼，使人们对生活中的麻烦高度警惕，并且对有关这些事的报道反应过度。基于这种氛围，艺术总是通过极其痛苦的情境，有时是预见性的，有时是反应式的，给人们传达着信息，因而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只有悲剧性的观点才是充满智慧的。

不仅仅是生活中存在着吸引人的悲剧，而且人们普遍相信生活本身就是悲惨的。就像约翰·福尔斯小说《丹尼尔·马丁》中的英雄作家说的：

在一个知性阶层公开提出“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最终都会好起来”这样的观点变得令人讨厌。甚至当事情……私下确实变好了，一个人也不敢艺术地这么说……只有一种悲剧性的、荒诞主义的、黑色喜剧的视角……才可能被认为是真正代表着人类尊严并且是严肃的。

在这种黑暗的、愤世嫉俗的、带有偏见的社会思潮中，衡量一个人卓越与否，是看他面对死亡和一些近乎死亡的虚弱处境时是怎么样的。这种思潮会锻炼出一种对包括开心体验在内的大多数体验的无情揭露——甚至只对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剧的地方才会直接关心。在这股悲剧的社会思潮中，即使像尤金·奥尼尔这么严肃的作家也中招了。罗伯特·伯克威斯特，在《纽约时报》一篇文章中，指出奥尼尔由于给《安娜·克莉丝蒂》写了一个快乐的结局而受到攻击：他被指控在哗众取宠。奥尼尔感到激愤而且觉得被误解了，他回应道：

我想让读者带着这样一种深深的感觉离开：生活还在继续，过去从来不曾过去，而总是未来诞生之所在——问题在此刻解决了，但解决方案本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

奥尼尔的说明强调快乐结局滋养出的连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一个快乐结局来说，快乐的意思就是事情还会继续。悲剧则相反，它使连续性断开了。悲剧事件看起来无情地将幕布落下，那也许是悲剧不可更改的条件。当一个人经历着永久的毁容、无可辩驳的羞耻，或者至爱之人的死亡，那看起来他与他所认同的每件事都一起终结了。有人可能说悲剧中的人不再是他曾经是的那个人，并且没有其他身份认同可接受。举例说明，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一条腿，那实际上有两条腿时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由于那个人是唯一重要的人，连续性便终结了。如果事情没那么激烈，他只是失去了一颗牙齿，那么他的身份认同可能只是会被干扰而不会被彻底消灭。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身份认同需要，当这些需要被严重破坏时，只有愿意去体验一个新身份才会恢复连续性。

在电影《真正朋友》中，一个年轻人在试图跳楼自杀后落下严重残疾。他最终努力以一个残疾人的新身份活下去并且迈出了羞怯的第一步。他去加入了一个伤残退伍军人的扑克小组，他们深知在严重的身体损害之后随之而来的所有身份难题。有个退伍军人是盲人，另一个坐着轮椅，而另一个有两个代替双手的假肢。他们其中一个问这个年轻人他是怎么受伤致残的，他迟疑不决地回答说他企图自杀来着。此言一出，大家都一阵沉默，然后其中一个退伍军人说：“你弄反了顺序，你应该先受伤致残，然后再试着去自杀。”

这些人都发现，在他们最悲惨的时期，他们的身份并非如他们曾经相信的那样牢不可破。无法想象的丧失渐渐变得熟悉起来，变成了一份对人生无常的确实证明。许多人无法完成这样的转化。当他们认为的唯一愿望——比如让一个死去的挚爱儿子复活——无法实现时，他们会僵在那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他们开始接受一段简单的对话、一口食物、一段扭曲的记忆、一阵感触的哭泣，或者对友谊的一份认知时，他们才算走上了替代丧失感之路。然而，当他们发现他们继续做出选择的能力也已失去时，剩下的就只有一个苟延残喘的人生，一个专一的身份已然终结的人生。

有个深陷悲剧掌控中的女人因为与她丈夫一段痛苦的关系来找我做治疗，她是个小提琴家。她曾经与他有过一段愉悦的风流韵事，那时他与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那个妻子在发现这段风流韵事几个月后心脏病发作去世了。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打击，尤其当我的患者确信是这段风流韵事导致了这位妻子的心脏病突然发生。之后她还是和这个男人结了婚，婚后却完全没有了**，随后，格格不入的疏离感出现了。她甚至承受着他那些音乐家朋友带来的压力，他们上门演奏的音乐给大多数家庭带来了可爱的色彩，在她家却对她的神经只是个刺激。她丈夫无论如何也搞不懂什么击中了她，他能做的就是保持缄默和坚持他的立场。

治疗伊始，前妻之死似乎很明显终结了我的患者认为她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的感觉。尽管她的风流韵事与那女人心脏病发作之间的关联很模糊，但由于此前那女人的心脏功能失调，她仍然持续感到愧疚，并且也责怪她的丈夫。她坚信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不道德了，这决定了她的道德身份，因而事与愿违，这愧疚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一直在积蓄着力量。这很荒谬。她本来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继续生活上，那里有许多让她开心的机会，她却陷入了对她丈夫的行为和态度严格的评判中。

我们的治疗任务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将她的原始伤痛转变成有趣的对话。这是件微妙的事，因为当我在儿童抚养、性、工作、上学，或者其他主题上的道德标准没她那么严格时，我激起了她的愤怒。她会将我的不同看法解读成与她的观点对立。而我确实相信她的观点有很多优点——围绕这些不同我们会有很多生动雄辩的对话，而这些对话最终总是没有她设想的那么激烈。

第二个任务是引导她去探索人类怎样面对犯错。一开始都是我的错，然而，尽管我的“瑕疵”令她极其痛苦，她还是接纳了我。通过接纳我，她也偶尔变得对她自己不那么粗暴。我们的进展起起伏伏，不过，当她体验到在追求她极高的道德标准时人类所面临的局限时，她便几乎可以将她的羞耻转化成谦卑，这份羞耻惩罚性地限制了她，而转化成谦卑则会更好地成为自我接纳的部分。谦卑允许瑕疵和宽恕，而且是一种对羞耻极好的矫正方法。目前，她已经变得可以放声大笑，体重也有所增加，在她的脸上有了一抹新的光芒，她已经重新开始与她丈夫有了**，她还打算回去画画并且已经安排了未来的工作。她的性格似乎已经被所发生的悲剧打破，但她的生活确实在继续。她只要顺势而为即可。

小说家处理悲剧前景比心理治疗师有利。他们可以也有能力用各种体验来安排他们的主人公的生活，还可以自由地让悲剧体验的碎片落在他们主人公生活的某处，而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读者都不会允许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有这些体验。而另一方面，治疗师却受托要创造出快乐的结局。复杂的现实令这件事很困难，治疗师必须尽力将他的患者从悲剧中解救出来，与此同时，他也必须了解生活中的悲剧因素并且毫不畏惧地面对它们。

当读者安全地见证了多种多样在其他情况下不被允许的体验，小说便通过扩展和清晰化思想的维度来帮助读者了解悲剧的现实。读一本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样的小说，当你吸收了她的体验，读者会带着比她更多些的智慧从她的世界中走过。读者可能希望向她大喊并且给她好的忠告。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这么清楚地知道该跟我们的朋友大声喊什么。包法利夫人比大多数人更加明显地在与一个命中注定的未来不明智地交往。真实的生活进行得更慢，也允许更多的转折和退缩，并且更少有机会给人以鸟瞰的视角。即使当读者对现实生活以及包法利夫人的生活有着同样清楚的认识，很明显一个人的明白对另一个人来说也是徒劳。很多人不管有没有用，仍然会被拖入企图通过大声喊叫来影响真实生活的结局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