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故事是根据想象创造出来的，这似乎与将这些故事看作信息来源或者看作历史记录是矛盾的。然而这些故事的确如此。很多小说展现出庞大的知识量。当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建筑师时，小说家必须学习足够多的建筑知识来赋予角色以真实性。对于一本场景设定在埃及的小说来说，小说家必须了解埃及——也许是它的历史、也许是它的人民的习惯、也许是它的地理、也许是它的政府、它的食物、沙漠的特征，等等。亨利·詹姆斯在他谈到巴尔扎克时写到了这种信息的礼物：

巴尔扎克笔下的法国对于写一部散文史诗巨作来说足够鼓舞人心，对于写一份报告或者制作一份表格来说也足够可简化……它就像一位耐心的历史学家，一位真实的本笃会修士，活在他那个时代的画家，审视着自己并且操纵着他的素材。所有习俗与时尚的画家，如果我们愿意，都可以算是历史学家，就算他们没有披上制服：菲尔丁、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霍桑……（巴尔扎克）以一种最高能量的想象力，一种无与伦比的视觉强度……还在科学之光中看见了他的题材，在题材的所有部分相互承载的光芒中，以及热衷追求严谨的压力下，一个胃口，一个食人魔的胃口，对各种各样的事实大开……在想象的一面一切从简，被历史学家的冲动永久推动着去确定、保留和解释它们。

与此类似，治疗信息的主要部分也是从人们讲述的故事中提炼出来的。心理分析最具创新的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一种信息收集的新形式——并非如惯常的做法，通过个案历史访谈，而是通过唤起个案大量讲故事。通过问与答的方式收集事实，这一般会以一个狭窄的信息范围为结果，一大堆关于出生地、兄弟姐妹和职业的事实。这对于深入了解一个人来说太狭隘了。在心理分析中，干巴巴的信息提供被自由联想取代，每个患者展开他人生体验的许多篇章。自由联想，尽管并不要求有故事，却总是引出一大堆的故事。通过分析师唤醒式的引导，人们被导向深入他们自己的人生细节，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具探索性的努力。

就像和博尔赫斯的另一只老虎在一起一样，原来的现实并不会通过这些故事忠实地再现，但新的现实有它自己活生生的存在。由于这种差异，有些人会说原来的事实甚至不是很重要，那些我们想象已经发生的事才决定了我们的观点和行为。虽然事情的确如此，毕竟，新的故事是在原发事件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它消失了，那么也没有“另一只老虎”可创造了。

最近心理分析界有一个由杰佛瑞·梅森引发的论战，就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他说弗洛伊德的关于俄犾浦斯情结的假设，其结论来自于他放弃了一个他早年所相信的想法，即他的患者们实际上在童年时期已经被勾引。弗洛伊德开始相信这些勾引只是这些人想象出来的。由于并没有实际的性接触，他推断出肯定有一种基本的人类反射来想象出父亲、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三角性冲突。这个理论推断提升了想象的重要性并且微妙地减弱了信息的重要性。假如人们是否真的在儿童时期被勾引并不是那么重要，那么什么样的信息会是重要的呢？无论这种观点有没有一种影响，相对于人们的生活实际是什么样的，心理治疗师往往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他们人生的感受。有一个笑话，说的是一个患者被问到治疗是否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任何改变，他答道：“没有，什么也没有改变，不过我对自己的生活感觉好多了。”尽管这是事实，但这种通过教人们如何超越令人虚弱的生活现实去成长的做法确实让许多人受益，但简单地不理会这些事实还是给一个人的体验留下了脆弱的基础。一个人是否真的被性勾引是一个重要的信息点，这与想象完全不同，很像博尔赫斯的真老虎与他的另一只老虎的区别。在区分这两只老虎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是，是否有一只被吃掉。四岁时被性玩弄将会导致一个持续存在的有血有肉的现实，如果这点被忽略，一个人永远无法感觉到真正被接纳。信息以及对信息的确认是意识觉察的起点。

我的一个患者在跟我说起有一天他参加的一个聚会时，清楚表明了这种整合信息及推断的必要性。在他的治疗阶段中，他的举止整体都非常克制，但在这个聚会上，他弹了吉他。这是个有点儿让我惊讶的信息，因为我想象他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且孤僻的人，不会让他自己面对哪怕一个观众。我问他是否可以把他的吉他带过来并且为我弹唱几首歌曲。当他这么做时，他的歌唱对我是个启发——充满活力、旋律优美、无拘无束。他对于成为一个狂野男人的恐惧——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他克制的举止——在歌唱的时候烟消云散了。当我请他用与歌唱的自我相同的能量说话时，他就能看出他在歌唱时战胜狂野的感觉可以带到平常的对话中来。作为他的治疗师，如果不知道他按自己的吉他的曲调歌唱是什么样子，又怎么可能了解这个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