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生于建安十二年(207),其母为甘氏，章武三年(223)五月，刘禅继侯于成都，时年十七岁，致元建兴，死于晋泰始七年(271),终年六十五岁。
关于刘禅的出身，还有这样一个传说：据说刘备在小沛的时候，曹军杀主，刘备抛下家眷，逃往荆州，当时刘禅年仅几岁，在逃亡时走失，随人到了汉中，被人贩子卖掉。到了建安十六年(211),关中战乱，扶风人刘括到汉中避乱，把刘禅买回家去，当作儿子养大，并给他娶了妻子，生有一子，他的邻居有一个姓简的人，在刘备得益州时被提升为将军，在他回汉中时，与刘禅相见，刘禅依稀记得他父亲的名字叫“玄德”,简将军高兴，经过查验，这个人的确是走失的刘禅，于是简将军报告张鲁，张鲁为刘禅洗了澡，然后就自送到益州刘备那里，刘备册立刘禅为太子。当然，这只是一则传说而已。
这则传说，似乎为刘禅愚昧，既不道文，又不会武找到了借口，他被人贩子自小卖走，没有受到教育。
除了刘禅本身的素质条件外，历史的客观形势使他必然成为一代暗弱无能的君主。
天下靠人打，国赖谋者治。可叹的是老天不保佑，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谋臣宿将相继离世。据《三国志》《华阳国志》诸书载，刘备为帝前后，亦即刘禅即位前，许多有威望、有能力的人都相继英年早逝，其中著者有：
建安十九年，军师中郎将庞统，率众攻雒城，中流矢死，年仅三十六岁；
建安二十四年，前将军关羽，失荆州，被孙权部将所杀；
建安二十五年，后将军黄忠，病死；
建安二十五年，尚书令法正，病死，年四十五岁；建安二十五年，安汉将军麋竺，病死；
建安末，秉忠将军孙乾、昭德将军简雍、昭文将军伊籍去世；
章武元年，右将军，迁车骑将军张飞，被帐下将杀死；
章武二年，左将军，还骡骑将军马超，病死，年四十七岁；
章武二年，司徒许靖，病死；章武二年，尚书今刘巴，病死；
章武二年，侍中马良，死于夷陵之战。
可见，刘禅继位后面临的是中央机构不健全、人才匮乏的局面。
对他打击更大的是，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病死五丈原(今陕西武功境),事出突然，朝无能臣，自然还是丞相府的班底执掌大权。丞相的两位长史，亦即分别统制军权与政权。丞相长史杨仪掌军事；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这就是诸葛亮为刘禅安排的生存环境。据《三国志·杨仪传》载：“(杨)仪既领军还，又诛讨(魏)延，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秉政，呼都尉赵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悦。而亮平生密表，以仪性猖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可见，杨仪想做接班人，但诸葛亮“意在蒋琬”。《三国志·蒋琬传》载，诸葛亮常说：“公琰(琬字)托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并且密表刘禅说：“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既有密表，又是留守成都，近水楼台蒋琬自然捷足先登，遂总国政。继而又迁大将军，录尚书事。时间不长，又晋位大司马。因此，刘禅又在新的领导人的羽翼庇护下深居宫中，沉溺于酒色为娱，打发其百无聊赖的日子了。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鱼豢《魏略》说，直到延熙九年(246),蒋琬病死，“禅乃自摄国事”。时，刘禅已经四十岁，且已做了二十四年的只管享
乐的蜀汉皇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冥顽成性，积习难改了。
刘禅在位四十一年，是个享祚不短的皇帝。在此期间，益州地区有过一段相对稳定和发展。但是由于他远离政事之外，他既非决策，又不身躬，所有成绩，似乎都不应记在他的名下。相反，所有失误，最终国破家亡，他作为一国之君自然是难辞其咎。因此，历史的公平秤，只能将他放在庸君的位置上进行贬斥，以戒来者。
如前所述，刘禅性本愚钝，幼又失教，长不自厉，壮不自奋，老乏志气，当为历史所非。但是，就其后天教育来说，刘备当负重要责任。历史证明，对于子女的教育，刘备远逊于曹操。
刘备对于刘禅则不然。当他感到此一问题的严重和迫切时，已来不及。刘备深知儿子无能，难以支撑并发展蜀汉局面，临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对刘禅，从一定意义上说，应该说有负刘备之托。他完全是有意的既不对刘禅主动培养，也不给予刘禅以实际锻炼的机会，任其**欲颓唐，逸乐后宫，不谋进取。
诸葛亮总揽国中大事。刘禅文不能谋，武不能战，自甘无能，难务进取，自然只好安于“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局面。他亲政之前无所事事二十多年，沉湎于宫中生活，愚劣之质和自卑之感日甚一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醒他不要“妄自菲薄”。其实，刘禅的这种“妄自菲薄”的感觉，主要是自惭于诸葛亮。这是客观环境所使然。也可以说，这正是由诸葛亮造成的。
刘禅亲政之后，恶习难改。学不长进，谋难己出，在处理国政和兵戎大事方面，自然就难免依旧受制于人。
他生活腐败，骄奢**逸。嫔妃之数已逾古制，但仍不餍足，“常欲采样以充后宫”,因此受到董允的抵制。史称：“(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另外，还有一段逸事，也反映了大臣们对刘禅骄奢**逸生活的反感。《三国志·刘琰传》说，车骑将军刘琰的妻子胡氏人贺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经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与后主有私，呼卒五百挝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后弃遣”。胡氏将刘琰的行为上告，刘禅即将刘琰抓进监狱，让刑事部门议罪。因此，“有司议曰：‘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弃市。自是，大臣妻母朝庆遂绝”。
刘禅荒于政事，喜欢游山玩水，“颇出游观，增广声乐”,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太子家令谯周对此上表进谏。谯周在历述王莽以来的成败典故之后，讲到刘禅“至于四时之祀，或有不临，池苑之观，或有仍出”,因此表示了自己的深感不安，进而劝谏说：“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刘备)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事实证明，刘禅对此倒是挺有主意，我行我素，谯周的劝谏如石沉大海，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诸葛亮在世，总统政权，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自然都应记在诸葛亮的账上。诸葛亮死后，蒋琬开府掌权十三年，政治、军事无一建树。延熙六年(243),蒋琬在给刘禅的上疏中不得不承认“臣既暗弱，加婴疾疹，奉辞六年，规方元成，夙夜忧惨”。
延熙九年(246),蒋琬去世。蒋琬之死，对于刘禅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蒋琬死后，刘禅开始“亲摄国政”。
汉制，凡大将军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就是权力最大者。诸葛亮死后，蜀汉没有再置丞相，大将军录尚书事，就是实际的执政。尚书令实际上也就是丞相。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再迁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总统国事。蒋琬病死前后，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当权。
自从刘禅“自摄国事”之后。历史证明，蜀汉不仅没有因此好起来，而是一日不如一日了。简而言之，第一，诸葛亮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措施，没有得到继续贯彻；第二，诸葛亮的一些弊政和局限性，诸如用人不明，执法不公，非但没有克服，反而有所发扬；第三，宦官干政，朝无诤臣；第四，经济凋敝，生产衰微；第五，疲于用兵，国力难支，“民有菜色”;第六，腐败成风，大臣失信，互为掣肘，不求有功，但求免罪自保。
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刘禅先是破格提拔蜀郡太守吕义为尚书令，晋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书事。这说明刘禅亲政之后，依然只能依靠诸葛亮遗留下的老臣。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完全摆脱诸葛亮及其僚属的影响。但是，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说，幸好如此，否则，刘禅早已身死国灭江山易主了。
吕乂主内政。《三国志·吕又传》说，吕又曾为巴西太守，“丞相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得到诸葛亮的信任，调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诸葛亮死后，吕乂累官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入为尚书。
延熙十四年(251),吕又死，刘禅任用侍中陈祗为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主政事。《三国志·陈祗传》载，陈祗“多技艺，挟数术，费祎甚异之”,因而被越级提拔，从“选曹郎”一跃而为侍中，继而“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诣，下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姜维虽班在祗右(古代官以右为上),权任不如，蜀人无不追思董允者。”陈祗主政七年，朝风日坏，寸绩未见，这样的人却深得刘禅宠爱。景耀元年(258),陈祗死，“后主痛惜，发言流涕”,并下诏枉赞其功绩，谥为忠侯，赐其长子爵关内侯，拔其次子为黄门侍郎。可见其昏庸如此不堪。
费祎、姜维主军事。二人虽然并录尚书事，权力很宽泛，但主要是把精力放在军事上。他们在平抚凉州，以及益州境内汶山平康、涪陵蜀国少数民族的“反叛”中“战功卓著”,但在对魏战争中却败多胜少。并且，二人在战争策略上存在很大分歧。《三国志·姜维传》说：“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据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费祎对姜维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安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客观地说，费祎的方略，虽然难建大功，虽然比较保守，但比较符合蜀汉当时的实际。
延熙八年(魏正始六年，245年)冬，刘禅批准费祎出屯汉中。费祎承袭诸葛亮、魏延的做法，据险御敌，围守为主。延熙九年(246),回成都。延熙十一年(248)复出汉中。在此期间，蜀军未遭败绩，是因吴、魏两国皆忙于内部事务，没有向外用兵。
延熙十二年(魏嘉平元年，249年),魏国发生内乱，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本在秦陇与蜀军相抗的右将军夏侯霸(夏侯渊的儿子)惧诛，自驻屯地陇右出奔，投降蜀汉。刘禅、姜维认为，有机可乘。姜维出兵攻雍州，依翻山(今甘肃岷县东)筑二城，使牙门将勾安、李歆等守之。魏遣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南安太守邓艾等，围其城，“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蜀军“将士武侯祠
困窘，分粮聚雪以稽日月”。姜维自牛头山(今甘肃岷县东南)来救，陈泰等率军截断姜维的退路。姜维“惧，遁走”,置二城于不顾，勾安、李歆“孤悬”无援，降魏。
延熙十三年(250),姜维出兵(今青海西宁),“不克而还”。
延熙十六年(魏嘉平五年，253年)春，费祎为魏降人郭修所杀。史载，费祎虽典戎于外，庆赏刑威，都向刘禅报告、请示，听听朝廷的意见。自祎殁后，阉宦秉权。姜维自负才兼文武，“至是无惮，屡出师旅，功绩不立，政刑失错矣”。
是年夏，姜维再次率军数万出石营(今甘肃西和西北),经董亭，围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北)。魏雍州刺史陈泰驱兵解围，姜维“粮尽退还”。
延熙十七年(魏正元元年，254年)夏，魏狄道长李简密书请降，姜维率**寇将军张嶷复出陇西，“军前与魏将徐质交锋，嶷临阵陨身”,虽然取小有胜利，但断送了善处民族关系的安邦名臣张嶷的命，可谓得不偿失。魏军败退，姜维乘胜拔河关(今甘肃兰州西)、狄道(今甘肃临挑西南)、临洮(今县)三县民而还。
延熙十八年(255)春，姜维又提出出征，刘禅召集大臣商议，征西大将军张翼“廷争”,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姜维不听，而且故意要张翼从征，让刘禅改授张翼为镇南大将军。是年夏，姜维即率魏降将、车骑将军夏侯霸(夏侯霸投降后，被授车骑将军)和张翼等率军出征。史载，“维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工经，经众死于洮水者以万计”。张翼劝其适可而止：“可止矣，不宜复进，进或毁此大功。”姜维大怒说：“为蛇画足。”姜维遂进兵围王经于狄道，魏以征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陈泰，进军陈仓，趋兵上邦(今甘肃天水西南),“分兵守要，晨夜进前”。陈泰认为，姜维“县(悬)军远侨，粮谷不继，是我速进破贼之时也，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势也。洮水带其表，维等在其内，今乘高据势，临其项领，不战必走”。陈泰所料无误。魏军“潜行，夜至狄道东南高山上，多举烽火，鸣鼓角。狄道城中将士见救者至，皆愤踊”。陈泰与王经密谋，截断姜维的退路，姜维等人听到消息后，仓皇逃遁，退驻钟提(今甘肃临洮西)。
延熙十九年(魏甘露元年，256年)春，刘禅升迁姜维为大将军。姜维整顿人马与镇西大将军胡济期会上邦。济失誓不至，故维为魏大将邓艾所破于段谷(今天水境),星散流离，死者甚众本来形势对蜀有利如魏将邓艾所说：“(魏)挑西之败，非小失也。破军杀将，仓廪空虚，百姓流离，几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胜之势，我有虚弱之实，一也。彼上下相习，五兵犀利，我将易兵新，器杖未复，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陆军，劳逸不同，三也。狄道、陇西、南安、祁山，各当有守，彼专为一，我分为四，四也。从南安、陇西、陇西，因食羌谷，若趋祁山，熟麦千顷，为之县饵，五也。贼有黠数，其来必疑。”姜维果出祁山，“闻艾已有备，乃回从董亭趣南安，艾据武城山以相持。维与艾争险，不克，其夜，渡渭东行，缘山趣上邦，艾与战于段谷，大破之”。姜维惨败，蜀国怨声载道。维谢过引负，求自贬削。于是降为后将军，行大将军事。
延熙二十年(257),魏征东大将军诸葛诞反于淮南，分关中兵东下，姜维意欲乘虚取秦川，再次率数万人出骆谷(今陕西周至西南),至芒水(今陕西周至西南),与魏征西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司马懿的侄子司马望和镇西将军邓文对阵。司马望、邓艾傍渭坚围，不与战。既而，姜维得知诸葛诞失败，魏国将出兵，料难进取，主动撤兵，回到成都。
景耀元年(魏甘露三年，258年),刘禅恢复了姜维大将军的职务。据《三国志·姜维传》载：“初，先主留魏延镇汉中，皆实兵诸围以御外敌。敌若来攻，使不得人。及兴势(今陕西洋县北)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但姜维认为，这种立足于防御的布兵方式，不易获得大的成功，“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今陕西勉县西南)、乐(今陕西城固城)二城。拒敌于城外，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何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珍敌之术也”。一厢情愿地自我设计，非常美妙。刘禅接受了姜维的建议，改变诸葛亮用兵方略，重新部署了军队。
以后连续几年，魏国司马昭忙于巩固权力，吴国内部不稳，都没有对外用兵，三国短暂相安。
景耀五年(魏景元三年，262年),“蜀汉国库空虚、积弱不振，姜维又率众出汉、侯和(今甘肃临潭南)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太中大夫(一作中散大夫)谯周鉴于“军旅数出，百姓凋瘁”,而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因作《仇国论》以讽之，其中有言“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又谓：“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意思很明白，他把刘禅、姜维的屡屡用兵视为穷兵黩武，并进而危言后果不堪设想。右车骑将军廖化说得更明白：“兵不戢，必自焚，伯约(姜维)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能立!”
姜维不悟，结果在侯和被邓艾打败。然后，他置益州咽喉于不顾，还住沓中(今甘肃临潭西南),远离汉中而又没在汉中设重兵固守。这是重大的战略性错误。
事实证明，姜维住兵沓中，完全是不顾国家大计而出于自利自保的目的；也是刘禅昏庸所导致的结果。对于姜维来说，固然情有可原；但对于刘禅来说，实在是罪不可赦。《三国志·姜维传》说：“维本羁旅托国，累年攻战，功绩不立。而宦官黄皓等弄权于内，右大将军阎字与皓协比，而皓阴欲废维树宇。维亦疑之，故自危惧，不复还成都。”《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说：“大将军维恶皓之恣擅，启后主欲杀之。后主曰：‘皓，趋走小臣耳。往者董允切齿，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维本羁旅自托，而功效无称，见皓枝附叶连，惧于失言，逊辞而出。后主敕皓谐维陈谢，维说皓求沓中种麦，以避内逼。”
景耀六年(八月改元炎兴元年。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魏相国司马昭知道时机成熟，发动大军，发动灭蜀战争，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路并进。姜维“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规进取”,乃上表刘禅，要求增兵，提出“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今阳平关，在陕西宁强西北)、阴平桥头(今玉垒关，在甘肃文县东南),以防未然”。刘禅昏庸，没有主意，什么事都由黄皓拿主意。他把表章先给黄皓一个人看。据说，“皓征信鬼巫”,用求神弄鬼、打卦问卜的伎俩，自欺欺人，散布鬼、巫诳语，说敌人最终是不会来的。他向刘禅上奏这些鬼话，让刘禅“寝其事”,把姜维的表章压下来。所以，朝臣都不知姜维表奏这回事。及至魏军蜂拥而来，才知大事不妙。
史载，邓艾督三万余人自狄道向甘松(在今甘肃迭部境)、沓中进发，以牵制姜维；诸葛绪督三万余人自祁山向武街(今甘肃武都西南)、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之玉垒关)进发，“绝维归路”;钟会统十二万众分从斜谷、骆谷、子午谷取汉中。刘禅下诏，敕令“诸围皆不得战，退保汉、乐二城”。
钟会率领诸军平行前进，直取汉中。令前将军李辅统万人围蜀将王含于乐城，护军荀恺围蜀将蒋斌于汉城，护军胡烈攻蜀将傅金于关口。蒋斌投降，傅金阵亡。钟会得知前部已将关口拿下，驱马前行，大得库藏积谷。
邓艾令天水太守王颀直攻姜维军营，令陇西太守牵弘断姜维后路，令金城太守杨欣径取甘松。姜维“闻钟会诸军已入汉中，引退还。欣等追蹑于强川口(在今甘肃文县境),大战，维败走”。
诸葛绪得知姜维自强川口败退，屯住桥头，立即回军三十里，欲截击姜维，追之不及，姜维率余部退守剑阁。
两军相持于剑阁，钟会与姜维书劝降，“维不答书，列营守险”。正当钟会陷入缺粮窘境，商议撤军的时候。邓艾“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夺取江油(四川今县),进逼绵竹(今四川德阳东北)。蜀汉亡国危机，便迫在眉睫了。
君主昏庸，易被宦者所控，这已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刘禅自然不会例外。他从立为太子，即与宦官黄皓相善；即位以后，事事依从。正因如此，诸葛亮便将太子舍人、洗马董光提拔为黄门侍郎，主宫中事。建兴六年(228),诸葛亮北出祁山前，更“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表要求刘禅“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不久，“又升迁董允为侍中，领虎责中郎将，统宿卫亲兵”。刘禅和黄皓都有点怕他。刘禅常想广选美女以充后宫，如前所述，董允坚决不同意。刘禅，益加宠幸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人”。董允常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因此，刘禅有点怕，黄皓也畏惧。“皓畏允，不敢为非。终允之世，皓位不过黄门丞”。
延熙九年(246),蒋琬、董允先后死去，刘禅自摄国政，黄皓便肆无忌惮、有恃无恐。刘禅任用陈祗代董允为侍中，继而又让他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陈祗与黄皓互为表里。可见，刘禅亲摄国政之日，也是黄皓“始预国政”之时。景耀元年(258),陈祗死去，宦人黄皓开始“专政”,“操弄威柄，终致亡国。”
刘禅在最后的几年里，自己的“班子”逐步健全了。黄皓从黄门令而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执掌大权；以仆射董厥为尚书令，继迁辅国大将军；拜诸葛亮的儿子、刘备的女婿、尚书仆射、军师将军诸葛瞻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董厥“并平尚书事”;继而又以侍中樊建守尚书令。诸葛瞻、董厥都与黄皓勾结为虎作代，“咸共将护”黄皓的权力，只有樊建还有点气节，不与黄皓相善。
刘禅宠宦误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把权力交给了黄皓，自己沉湎酒色、不理政事。二是阻断良谋，贤者离心。诸如前面所说，黄皓与右大将军阎宇勾结，阴欲废黜姜维而树立阎宇的权力，姜维疑惧，不敢回成都。三是贻误军国大事。国难当头，竟然听信黄皓的鬼话，把姜维求援的表章搁置不理，贻误了仅有的一点战机，救国的最后一点希望就此破灭了。
刘禅即位之后不几年，便把诸葛亮取得的仅有的一点儿成就耗光了。政治昏暗，经济凋敝，人民食不果腹。有一个历史故事足可证明这一点：景耀四年(魏景元二年，吴永安四年，261年),吴国派遣五官中郎将薛瑚出使蜀汉，薛瑚回国后，吴景帝孙休问他对蜀汉印象如何，薛瑚生动地描述了蜀汉的情况：“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人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薛瑚说：“臣问燕雀处堂，子母相乐，以为至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恰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指蜀汉)之谓也。"一言中的，蜀汉君臣上下正是这个样子，目光短浅，安于逸乐，固之不亡，岂非咄咄怪事!
刘备力求戎马一生，拼命争得了一方天下，由于本人无能，未及建起牢固的基础；诸葛亮执政，初有微绩，连年厮杀继而徒耗国力，积弱难复；阿斗昏庸，自然无所作为。因此，没有多年的工夫，这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便彻底断送了。亡国之际，刘禅的怯懦之性、昏庸本质更加暴露无疑。
景耀六年(魏景元四年，263年)十月，魏征西将军邓艾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掩其空虚”之术，凿山通道，驱军于无人之地七百里，直至江油，仿佛神兵天降。蜀汉江油守将马邈自知不敌，开城投降，卫将军诸葛瞻不听尚书郎黄崇“速行固险，无令敌得入坪(平地)”的劝告。即奔涪城(今四川绵阳)而退保绵竹。邓艾诱降诸葛瞻，说：“若降者，必表封琅琊王。”瞻大怒斩使者。邓艾即遣其子邓忠等“击其右”,右司马师纂等“击其左”,邓忠、师纂出战不利，还告邓艾说“贼未可击”,艾大怒：“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艾叱忠、纂等出，将斩之，“忠、纂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治今四川广汉北)”。诸葛瞻长子诸葛尚仰天长叹：“父子荷恩，不早斩黄皓，以致败国殓民，用生何为!”于是“驱马赴魏军而死”。由此可见，诸葛瞻父子还不愧是诸葛亮的子孙，总算战死阵前，可以算得上壮烈殉国。
雒县至成都，路仅八十里，不及一日之遥。刘禅昏弱，不懂军事，诸葛瞻既死，姜维、董厥、张翼、廖化等人远在剑阁，于是蜀汉朝野一片惊慌，百姓皆奔向山野，无法阻止。
大敌当前，刘禅召开了一次御前紧急会议，“计无所出”。有人主张投吴，认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有人主张南逃，认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
光禄大夫谯周则主张投降。他针对“奔吴”的主张指出：“自古以来，无寄他国为天子者也，今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又针对“奔南”的主张指出：“若欲奔南，则当早为之计，然后可果；今大敌以近，祸败将及，群小之心，无一可保，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何至南之有乎!”
众臣都同意投降，但又担心邓艾不受降，于是这些人把谯周团团围住，质问他说，现在邓艾已经离成都不远，如果不肯接受我们投降怎么办?谯周根据天下形势，做出判断，认为：“方今东吴未宾，事势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礼。”并进而保证说：“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请身诣京都，以古义争之。”群臣竟然没有人提出坚守成郡，抵抗到底的。
经过聚议，众人期于自保，“皆从周议”,刘禅则依然有点倾向于
南奔少数民族地区。谯周即又上疏，陈说四点不宜南去的理由：一为南方不可靠；二为难免敌人追及，指出“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三为南方没有立足的条件；四为失掉民心，民必“亡叛”,最后，谯周对两条道路作了对比，指出“早为之图，可获爵土；若遂适南，势穷乃服，其祸必深”。
最终，刘禅觉得谯周的话有道理，于是决定投降。
当时，坚决反对投降的只有刘禅的第五子北地王刘谌。史载：“后主将从谯周之策，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必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后主不纳，遂送玺绶。当日，谌哭于昭烈之庙(刘备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左右无不为涕泣者。”
刘禅命秘书令卻正起草投降文书，并派侍中张绍(张飞的儿子)、驸马都尉邓良(邓芝的儿子)等到邓艾营，联络投降。投降文书，竭尽奴颜媚辞、摇尾求怜之语。
限分江、汉，遇值深远，阶缘蜀土，斗绝一隅，干运犯冒，渐苒历载，遂与京畿攸隔万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按指曹丕)命虎牙将军鲜于辅，宣温密之诏，申三好之恩，开示门户，大义炳然，而否德暗弱，窃贪遗绪，俯仰累纪，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归能之数，怖骇王师，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顺以从命!辄敕群帅投戈释甲，官府帑藏一无所毁。百姓布野，余粮栖亩，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辅伊、周，含覆藏疾。谨遣私署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驸马都尉邓良奉赍印绶，请命告诚，敬输忠款，存亡敕赐，惟所裁之。舆榇在近，不复缕陈。
《三国志·后主传》载，“绍、良与艾相遇于雒县。艾得书，大喜”,接受了刘禅投降，并立即报以回书，让绍、良先还。“衔命来征，思闻嘉响，果烦来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岂天启哉!昔微子归周，实为上宾，君子豹变，义存《大易》,来辞谦冲，以礼舆榇，皆前哲归命之典也。全国为上，破国次之，自非通明智达，何以见王者之义乎!”可见，用车拉着棺材(舆榇)、自缚出降是邓艾向刘禅提出的条件。
刘禅为了表示归从，即遣太常张峻、益州别驾汝超归邓艾节度。同时，遣太仆蒋显通知姜维投降钟会。史载：“姜维未知后主降，谓且固城；素与执政者不平，欲使其知卫敌之难，而后逞志；乃国由巴西(治今四川阆中),出郪(今四川三台县南)、五城(今四川中江)。会被后主手令，乃投戈释甲，诣钟会，降于涪。军士莫不愤激，以刀斫石。”
同时，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献《士民簿》给邓艾。簿计：“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
邓艾至成都城北，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舆榇自缚，衔壁出迎。邓艾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棕，承制拜刘禅为骠骑将军，仍让其住在成都宫中。蜀汉群僚皆“各随高下拜为王官，或领艾官属”。据《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载，邓艾捉住了宦官黄皓，“将杀之，受贿而赦之”。
不久，景元(魏元帝年号)五年(264)正月，钟会诬陷邓艾谋反，诏书“槛车征艾”。钟**怀异计，重用姜维，出则同车，坐则同席，“将至成都，自称益州牧以叛。恃维为爪牙，欲遣维为前将军伐中国”。姜维教钟会诛杀“北来诸将”,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谋，“烧成都东门以袭杀会及维、张翼、后主太子塔等”。
景元五年三月，刘禅被举家东迁洛阳，封为安乐县公。由司马昭控制的魏国末代朝廷以皇帝曹奂的名义发的策命中，称刘禅“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惮屈身委质，以爱民全国为贵，降心回虑，应机豹变，履信思顺，以享左右无疆之休，岂不远欤”。又说，根据前训旧典，“锡兹玄牡，直以白茅，永为魏藩辅”,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史载，刘禅子孙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余人。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谯周、秘书令卻正、殿中督张通等一干帮助刘禅投降的人们并封列侯。
对于谯周、卻正等劝说刘禅投降的主张，历史常有谴责之论。《三国志·谯周传》注引晋人孙绰和孙盛的话可作为代表。孙绰说：“谯周说后主降魏，可乎?曰：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何耻之深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先君(指刘备)正魏之篡，不与同天矣。推过于其父，俯首而事仇，可谓苟存，岂大居正之道哉!”孙盛说：“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禅既暗主，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客观地说，此皆迂阔之说，属于传统的儒家忠君死国理论。三国形势，实为华夏疆域内的三个地方政权的鼎立，任何一方的战争行动都是统一和反统一战争的实施，不宜以严格意义的国家间关系论。“国”既难保，为使老百姓免遭涂炭，财产免遭**，全土安民，相机而降，实是对国家统一的重大贡献，也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体现。正因如此，司马昭为魏相国，发兵征蜀，并以“爱民全国”之功，封赏刘禅和谯周等人，都是应该肯定的。陈寿的评论更是有道理的：“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
应该受到谴责的主要人物只有刘禅。身为一国之君，虽然从谯周之策投降了，但他更多的是出于保命保族的考虑：第一，初无治国之方；第二，临难怯敌，不明御敌之策；第三，苟安偷生，没有骨气。
“乐不思蜀”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刘禅的平庸、暗弱、可笑。《三国志·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刘禅投降到洛阳后，司马昭为他办了一次宴会，故意“为之作故蜀技”,以刺激他。结果是，“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这不由使司马昭发出了“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的慨叹。有一天，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回答说：“此间乐，不思蜀。”随从刘禅到洛阳的原秘书令卻正闻知此等毫无人情味的回答后，急见刘禅，给其出主意说：“若王(指司马昭)后问，宜泣面答曰：‘先人坟墓远在陇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后来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便按卻正的话回答，司马昭深知刘禅说不出此等话来，因说：“何乃似正语邪!”刘禅吓得目瞪口呆，便即承认：“诚如遵命。”惹得左右人等“皆笑”。
刘禅，晋泰始七年(271)病死洛阳，谥思公。第六子刘恂嗣爵安乐县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