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临终之时，托孤诸葛亮：“君才十倍曹邳，必能安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君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他又给刘禅留了遗嘱，要他对诸葛亮“事之如父”,不久，刘备带着对事业未竟的无限遗憾死去。

诸葛亮不负先主的重任，竭忠尽智，为蜀国死而后已。诸葛亮，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除曹操以外的最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他的聪明才智受到后人的尊崇，他的功绩得到历史的承认。刘备托孤之后，诸葛亮是刘备蜀汉事业的实际继承者，是刘备死后、刘禅亲政以前的蜀汉的真正统治者。

诸葛亮隆中对策，奠定了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战略指导思想。刘备因得诸葛亮而兴高采烈，自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不久，诸葛亮即为刘备东联孙权，打败曹操，取得赤壁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继而以军师中郎将，督荆州之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在平蜀的战争中，与张飞、赵云等“率众诉江，分定郡县，与先主共围成都”。取得益州，驱逐刘璋，诸葛亮功不可没。

刘备取得益州后，自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建起了以“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麋竺、简雍为宾友”为基础的最初的领导核心。诸葛亮主内政，“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令人遗憾的是，诸葛亮和刘备没有很好地贯彻隆中对策之“结好孙权”的战略方针，导致关羽失荆州，死麦城。

章武元年(221),诸葛亮在帮助刘备过程中起了别人无可取代的作用。刘备称帝之后、以亮为丞相，并录尚书事，假节，共理大政。张飞死后，又兼领司隶校尉，内察中央百官，外督诸郡。权力日隆。但刘备生前，没有让诸葛亮以丞相开府治事，大政仍决于己。

同年(建兴元年223年),刘禅继位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开府治事。建兴二年(224),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自此，诸葛亮开始自主治蜀，直至病故五丈原，前后历时十有二年。

诸葛亮头脑清楚，深知联吴拒魏的重要性。所以，刘备死后，诸葛亮首先想到的是对外与吴通好。

史载，正当诸葛亮“深虑(孙)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的时候，尚书邓芝建议“宜遣大使重申吴好”,并主动请缨为使。诸葛亮即遣邓芝出使东吴。

邓芝到了东吴之候充分转达了诸葛亮的意愿，向孙权晓之以利害，说：“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指孙权)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经过艰苦的谈判，孙权终于决定“绝魏，与蜀连合”,并遣使“报聘于蜀”。

当然，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应该感谢曹邳，因为曹邳在此时犯了战略性错误。他倾全国主力，以三路大军向吴国发起了新的进攻，吴国边境吃紧，孙权再次感到了曹魏的威胁。

再一次联吴的成功，蜀汉又获得了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解除了东顾之忧，而且尤利于北拒曹魏以及集中力量稳定内部，平定内乱。

自此，联吴方针再没有动摇过。建兴七年(吴黄龙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孙权称帝号。吴国在承认刘备帝位的前提下，“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蜀国大臣们对此事进行讨论，大家都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一致主张，应该“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力排众议，剖析形势，讲明利害，认为：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辞匈奴，先帝(指刘备)优与吴盟，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忿也。今议者或以(孙)权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满，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权之不能越江，犹魏贼之不能渡汉，非力有余而利不取也。若大军致讨，彼高当分裂其地以为后规，下当略民广境，示武于内，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很明显，这是夷陵之战以后，诸葛亮处理蜀吴关系的一次纲领性的谈话，完全是一种战略的考虑：一是明确了联吴的目的在“求掎角之援”,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与吴绝盟，吴蜀立即又成敌国，对方“仇我必深”,我方则当“移兵东代，与之角力”,但是一旦出兵，必“顿兵相持，坐而须老”,给曹魏以可乘之机。反之，吴蜀盟好则可给曹魏以压力；二是讲清了“应权通变”之宜，要学习先人，遇事想得远一点儿，不能感情用事；三则进一步分析形势，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吴国孙权不能越江，就像曹魏之不能渡汉(水)一样，“非力有余而利不取”,而是“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但是，如果对其用兵，他们必将动员起来，全力对我；四则透露了“联吴”对于即将北伐曹魏的重大意义，指出“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

诸葛亮的一席话，让群臣心悦诚服，对孙权称帝不但没有表示反对，而且特派卫尉陈震代表蜀国去向孙权表示祝贺。

刘备病危前后，蜀汉境内曾经出现混乱。诸葛亮短期内便把动乱基本平定下来。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定蜀，即以安远将军邓方为朱提(今云南昭通)太守、康降都督，治南昌县(今云南镇雄境)。邓方，“轻财果毅，夷汉敬其威信”。

建安二十三年(218),马秦、高胜等人“起事干郪(今四川三台南),合聚部伍数万人”乱军，很快打到资中县(今县)。这些乱军本是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战斗力。资中属犍为郡，犍为太守李严仅“率将郡士五千人讨之”,便将马秦、高胜等斩首，“枝党星散，悉复民籍”。

章武三年(223),汉嘉(治今四川雅安北)太守黄元谋反。如前所述，益州治中从事杨洪奏明刘禅，“遣其亲兵，使将军陈智、郑绰讨元”。黄元军败，“顺流下江，为其亲兵所缚，生致成都，斩之”。

同年，越霭(今四川西昌境)郡，夷叟大帅高定反，杀郡将军焦磺，举郡称王以叛，并遣军围攻新道县。犍为太守李严“驰往赴救”,将高定的军队击败。高定军队的残部又回到越寓集结。

约同时，益州郡(今云南曲靖境)大姓雍阎反，“杀太守正昂，耆率雍阎恩信著于南土，使命周旋，远通孙权”。刘备以张裔为益州郡太守，径往至郡，雍阎“据郡不宾”,流张裔于吴。史载，雍阎假借鬼教，说“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于吴”。刘备死后，诸葛亮让尚书邓芝出使吴国时，“令芝言次可从权请裔”,张裔才又回到了蜀国。

刘备死后，南中益州、永昌(今云南保山)、群痢(治今贵州凯里西北)和越寓等郡趁机叛乱，从而使诸葛亮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

南中四郡，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和贵州广大地区，居住着今称苗、傣、彝等的许多少数民族，史称“西南夷”。如何对待这些少数民族是中国历代王朝所面临的不可忽视的问题。诸葛亮对这些少数民族政策，早在“隆中”中就已提出，即“西和诸戎，抚夷越”。

诸葛亮先是以龚禄为越霭太守，住安上县(今四川屏山西),遥领太守。不久，龚禄被杀。史载，自丞相诸葛亮讨伐高定以后，叟夷数反杀太守龚禄被杀，“是后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上县，去郡八百里，其郡徒有名而已”。

雍阎等得知刘备已死，“骄黠滋甚”。都护李严给雍阎一连发去六封信，“解喻利害”。雍闾仅回一信，拒绝归顺，说：“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指蜀、魏、吴),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但他越过蜀汉而约降于吴，吴则遥以雍闾为永昌太守。

建兴元年(223),群舸太守朱褒“拥郡反”,与雍闾相呼应。越寓夷王高定亦同呼应。

最初几年，“诸葛亮以新遭大丧，皆抚而不讨”。

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四郡，“五月渡泸(金沙江),深入不毛”。临行，曾一度做过越寓太守的马谡“送之数十里”,诸葛亮征求马谡的意见，说：“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共谋历年”之谓，说明南征之事，已经谋划了很久。马谡提了一条有价值的建议，说：“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珍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表示赞同，采纳了马谡的计策。

诸葛亮至南中，“所在战捷”。兵分三路，一路由诸葛亮亲率主力自成都南下至金沙江北岸，“由越嵩人”,取得了“斩雍闾及高定”的胜利。一路由驻扎在今贵州毕节的康降督李恢“由益州(今云南曲靖境)人”,作牵制性战斗。一路由新拜群舸太守、门下督马忠“由群痢人”,李恢、马良“击破诸县，复与亮合”。征战几个月，平息了四郡的叛乱，至秋，四郡皆平。

史载：“诸葛亮所属的蜀军主力到达金沙江北岸后，即经安上(今四川屏山),沿江西上，向集结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定笮(今四川盐源)等地筑垒防守的高定的军队突然发起进攻。杀掉高定，蜀军顺利地占领了越舊郡。”

南征中，李恢、马忠等均很好地贯彻了诸葛亮的意图。

《三国志·李恢传》说，刘备死后，“高定恣睢于越霭，雍阎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群舸。丞相亮南征，而恢取道建宁。

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这说明李恢一路曾经陷入困境。“时恢众少敌倍，又未得亮声息”,为摆脱困境，先施以缓兵之计，欺诳南人，假意欲与共谋大事，说：“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围守松懈。然后，出其不意，奇袭破敌。因此，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被封汉兴亭侯，加安汉将军。

马忠率兵打下群舸,平定了朱褒叛乱，然后继续向益州郡进发，同诸葛亮、李恢会师于昆明。马忠平叛、进军、治理地方，甚知得民之要，恩威并施，两手同用，得到了南人的拥护。

诸葛亮出征南中诸郡，最有戏剧性的是“七擒孟获”的故事。

孟获，建宁郡(治今云南曲靖)人，是一位得到西南少数民族拥护的人物。他聚集雍阎余众对诸葛亮进行抵抗。史载：“亮在南中所在战捷，闻孟获者为夷汉并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观于营阵之间，问曰：‘此军何如?’对曰：‘向者不知虚实故败，今蒙赐观看营阵，若只如此，即定易胜耳。’亮笑，纵使更战，七纵七擒，而亮犹遣获。获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遂至滇池，南中皆平，即其渠率而用之。"

诸葛亮平定南中诸郡之后，为了稳定南中秩序，采取了一系列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概括为如下十点：

一是把南中四郡变为越篱、建宁、永昌、群舸、云南、兴古六郡，缩小郡区利于管辖；

二是选用本地人或熟悉当地情况的人任各郡太守；

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由其首领进行自治；

四是吸收少数部族上层中有威望的一些人加入到蜀汉中央政府去，给以较高的政治待遇(如孟获被授御史中丞);

五是把一些态度恶劣的大姓豪绅强制迁到成都和内地，使他们离开本土，无法干涉当地事务；

六是挑选强壮的男子编入军队，号称飞军，连同其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这支军队成为蜀军中的一支劲旅；

七是把一些民户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客观上，促进南中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

八是把汉族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少数民族，使他们学会使用牛耕，改变原来的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法，使生产得到发展；

九是设置盐铁官，管理冶铁煮盐；派人传授织锦技术，促进少数民族手工业的生产；

十是在永昌太守张嶷的主持下修复了旄牛道(从今四川雅安到西昌的古道)和沿途亭驿，便利商旅往来，有利于经济发展。

诸葛亮南征四郡的战争相当成功，尤其是“即其渠率而用之”(以少数民族原来的头领仍然担任地方官)的政策，不仅有保土安民，平抚少数民族，和解民族关系，从而安定了南中四郡，而且还由于得到少数民族头领和人民的支持，取得的经济效益也很可观。当时，蜀国经济甚为困难，平定四郡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史云“军资所出，国以富饶”。

据说，有人对诸葛亮“即其渠率而用之”的办法持有异议，诸葛亮分析利害说：“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论述得很透彻。这种以抚为主，从而加强民族和睦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诸葛亮建兴三年(225)三月出兵，十二月回到成都，历时九个月，史称“南中四郡皆平”。“四郡皆平”之云，自然是相对而论。史实证明，尽管诸葛亮采取了许多好的措施，稳定、改善了民族关系，产生了影响久远的历史作用，但并不是一次征伐性的战争就能使其完全臣服，而是常有反复。所以，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七十卷所说“目的终亮之世，夷不复反”的评论是不确切的。后世把平抚西南地区的功劳全都记在诸葛亮的头上，自然也有失于绝对化。

应该说，承诸葛亮之后，遵循诸葛亮的既定方略，最终取得比较安定局面的成果，是由李恢、马忠、张嶷，以及霍戈等人逐步完成的。

《三国志·李恢传》说，诸葛亮大军撤回以后，南夷又曾复叛，杀害守将。李恢“身往扑讨”。李恢做建宁太守六年之久，“锄其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

《三国志·张翼传》说，建兴九年(231),翼为康降都督、绥南中郎将，“翼性持法严，不得殊俗之欢心。耆率刘胄背叛作乱，翼举兵讨胄”。张翼“修攻战方略资储”,来不及平定，而被调回。

《三国志·马忠传》说，建立十一年(233),“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葛郡。征康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马忠将床降都督治所由平夷(今贵州毕节)移至味县(今云南曲靖),“处民夷之间”,以便接触、控制和使相互关于融渝洽《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忠至，承张翼之方略、资储，灭掉刘胄。忠在南，“柔远能尔，甚垂惠爱，官至镇南大将军”。另，《三国志·马忠传》还说，越需郡长时间不稳，“亦久失土地，忠率将太守张嶷开复旧郡，由此就加安南将军”。马忠任床降都督达十二年之久，“卒后，南人为之立祠，水旱祷之”。

张嶷曾是马忠的属下，北讨叛羌，南平蛮夷，“辄有筹划战克之功”。其功债主要有：第一，往讨“捉马”部，生缚其帅魏狼，然后，“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史称，“诸种闻之，多渐降服”。第二，平定了苏祁(一作苏示，今四川西昌北)邑君冬逢及其弟弟隗渠等人的反复降反，杀冬逢，隗渠西逃。据载，“渠刚猛捷悍，为诸种深所畏惮，(渠)遣所亲二人诈降嶷，实取消息。嶷党之，许以重赏，使为反间，二人遂合谋杀渠。渠死，诸种皆安”。第三，除掉了加害原太守龚禄的斯都耆帅李承求。

第四，收服了去郡三百余里的定菲、台登、卑水三县夷率，“种类咸面缚谢过”,张嶷则“杀牛飨宴，重申恩信”,因此收到了“遂获盐铁，器用周赡”的成效。第五，收服旄牛夷种类四千余户，开通经旄牛至成都旧道，“千里肃清，复古亭驿”。至此，越需郡才平定下来，“诸种皆安”。

史载，马忠死后，接任床降都督者有张表、阎宇等人。霍弋为阎宇参军，继而代为监军，“时永昌郡夷獠恃险不宾，数为寇害，乃以弋领永昌太守，率偏军讨之，遂斩其豪帅，破坏邑落，郡界宁静”。后来，霍弋因功升迁为翊军将军，兼领建宁太守。诸葛亮死后，延熙三年(240),刘禅以张嶷为越寓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

应该指出的是，蜀汉四十余年，对待西南少数民族基本上是沿用诸葛亮的镇、抚两手并用政策，效果确实比较显著。所以，后来当魏军兵临城下时，刘禅和他的一些臣僚竟然想到是不是南走少数民族地区的问题。

诸葛亮十分重视恢复和发展蜀汉的经济，建兴二年(224)春，开始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经济措施。

“务农殖谷，闭关息民”是诸葛亮试图恢复和发展蜀汉经济的总的政策的有机整体，根据当时的情形，只有“闭关息民”,才能获得一个暂时的相对稳定的生产环境，达到“务农殖谷”的目的；反之，只有提倡农业，增加生产，也才能够使疲敝于战争的广大农民得到休养生息。就其本质来说，“务农殖谷”是其长期的立国之本，“闭关息民”是根据形势而确定的一种临时措施。

这项政策主要有三方面内容：

一是体现了诸葛亮传统的“重农”思想，即其所谓“惟劝农业，无夺其时，惟薄赋敛，无尽民财”。

二是提倡休养生息。从开始“闭关息民”到建兴五年(227)春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战争劳民、用民又开始了，实际上的闭关息民只有两年多时间。

三是屯田、休士，增加粮食储备，以备军需。诸葛亮在东汉原有督农系院的基础上，调整、恢复、相应建立起来一套虽非完整但却相当有效的督农系统，在一些重要郡县保留、设置了专职或兼职农官。它的主要特点是，一些地方官，特别是边場郡县地方官，既治兵，又治民，并且大都兼领农事。如吕又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督农”是个名词，指督导农事的官职。

后来，诸葛亮数次出兵不能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粮食供应困难。因此，数年之间更是常常因解决粮食问题而大伤脑筋，如：

建兴十年(232)“休士劝农于黄沙(今陕西勉县东)”;建兴十二年(234)“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事实证明，这些措施都收到了显著成效，一是支援了粮食供应；二是改善了军民关系，“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为了务农殖谷的顺利进行，诸葛亮很重视水利建设。例如，为了发挥都江堰的作用，设置“堰官”,并派人常驻，以维护和保证堤坝的安全。此即《水经注》所说，灌县都安大堰，亦曰前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了千二百人主护之”。还在成都外围修筑了防水工程。《成都志》说，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相传诸葛亮所筑，以挡悍水。另外，史载说，夔州有义泉，诸葛武侯所凿，“侯虑城中无水，乃接筒引泉入城”。

诸葛亮还特别重视盐铁的生产事业。不仅设置、健全盐铁之官，而且亲自督察、指导生产。这从流传的一些故事可见一斑。

张华《博物志》说：“临邛火井一所，从(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县南百里，昔时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得盐。”《山川纪异》说，“诸葛盐井有十四”。《初学记·异苑》说：“临邛县有火井，汉室之盛则赫炽，桓、灵之际火势渐微，诸葛孔明一窥而更盛。"

《元和郡县志》说，“陵州始建县东南有铁山，产铁，诸葛亮取为兵器，其铁刚利，堪充贡焉”。“蒲亭县有铁山，诸葛武侯取为刀剑”。“铁山从仁寿来，横亘井、犍、荣、威间数百里，产铁，诸葛武侯取铸兵器”。《方舆纪要》说，“铁钻山在崇宁县西六里，武侯铸铁钻于此，以造军器”。又说，“铁溪河自邛州流入新津，注入皂江，相传诸葛武侯曾烹铁于此”。

文献中还留下了一些诸葛亮善铸铜鼓的故事。史载，诸葛鼓乃铜铸，面广一尺七寸，高一尺八寸，边有四兽，腰束下空旁，有四耳，花文甚细，色泽如瓜皮，重二十余斤，悬于水上，用槽木槌击之，声极圆润。《一统志》还记载，在柳州府融县二十里有铜鼓山，“旧传诸葛武侯散埋铜鼓，以厌僚人，后有得于是山者，故名”。可见，蜀汉冶铜铸铜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其规模也很可观。

诸葛亮注意发展生产，重视人民的休养生息，收到了明显效果。表现之一是蜀汉人民户口有了增加。

历史证明，在魏国户口锐减和吴国户口增长微弱的时期，蜀汉户口却有相应增加。221—263年，四十三年间，蜀汉户增八万，约增长四成，人口增至十八万多人，约增长二成。

应该说，这些成绩都与诸葛亮治蜀的有关措施分不开。

诸葛亮尤其重视以法治国。刘备生前，曾命诸葛亮同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共造蜀科”。

他的法治思想特点，突出地表现为从实际出发。他认为，益州的社会秩序已被刘璋父子搞坏了，“刘璋暗弱，自(刘)焉已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承奉，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弊，实由于此”。因而，他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威之以法”“限之以爵”的政策：“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期而著。”

“治国之政，其犹治家。治家者务立其本，本立则末政矣。”什么叫“本”呢?他说：“本者，经常之法，规矩之要，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凿不可以方构，铅刀不可以砍伐，此非常用之事不能成其功，非常用之器不可成其巧。”一句话，欲要治国，必须用法，刑乱世，用重法。因而，主张“峻法”。

对于吏治，他的指导思想正如《出师表》中所言，内外上下，宫中(朝廷)府中(丞相属下)“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

在治军中，诸葛亮尤重法治，因而能够收到“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的效果。清代张澍编《诸葛亮武侯文集》中收集的诸葛亮军事著作，仅“军令”“兵要”和有关军事教令就有三十余则。这些论兵著作，明显地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明确具体；二是严酷非常。例如，“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斩”;“凡战临陈，皆无讙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

据说，诸葛亮严肃执法，竟致有点“惜赦”。《华阳国志》载：“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若刘景升(表)、季玉(璋)父子，岁岁赦有，何益于治!’"

诸葛亮执法严峻，甚或加其罪而除之。例如，前述对刘备养子刘封，“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便劝刘备以“封之侵凌(孟)达，又不救(关)羽”之罪将其杀掉；对治中从事彭兼，因其“形色嚣然”,便让刘备降了彭兼的官，既而加以谋反罪捉起来砍头。侍中廖立，被诸葛亮降职为长水、校尉，“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并且公然批评先帝刘备用兵“徒劳吏士”用人多为“凡俗之人”,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诸葛亮不能容忍，瘳立如此张狂。于是，便上表弹劾：“长水校尉廖立，坐自贵大，臧否群士，公言国家不任贤达而任俗吏，又言万人率者皆小子也；诽谤先帝，疵毁众臣。人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立举头视屋，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胜数。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况立托在大位，中人以下识真伪邪?”表中所说廖立对“有言国家兵众简练，部伍分明者”不以为然，显然是诸葛亮认为是针对自己。于是诸葛亮即以刘禅名义下诏，“废立为民，徙汶山郡”。据说，廖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听说诸葛亮死了，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自知再也没有翻案的机会了。

当然，刑政虽峻也有“无怨”者。李严(后改名李平),章武二年(222),拜尚书令。三年(223)“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建兴九年(231),诸葛亮率军出祁山，命李严主管督运粮草，“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李严害怕诸葛亮追究责任，一方面派人假说刘禅“军粮难继”之意，“呼亮来还”。既而，诸葛亮退军，李严又装不知道有此事，有些吃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目的是“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另一方面，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试图解脱自己指喻诸葛亮退军之过。据载，“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李严虽然“谢罪”,但诸葛亮并没有轻易饶恕他，即上表弹劾，历数李严之过，将其废为庶民，逐出成都，徙居樟潼郡。李严被废后，诸葛亮念旧谊，重用其子李丰，李丰官至朱提太守；并且给李丰写了一封很感人的信，其中有言：“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也。……今虽解任(指李严被废),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指李严)思负一意，君与公琰(蒋琬，字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无疑，诸葛亮在这里为李严留下“复出”的希望。因此，李严在家里日夜盼望，望穿双眼，得知诸葛亮死的消息后，便着急发病死了。陈寿说得很对，李严“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这是一个典型的“刑政虽峻而无怨”案例，大受后人赞扬。

诸葛亮的严刑峻法，有效地稳定了社会秩序，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保证了经济政策的实施。

诸葛亮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和南抚夷越以及严厉法治、重视吏治的政策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实现了既定目标，东联孙吴也取得成功。国家相对富强了，出兵抗魏的后顾之忧也消除了，提高部队战斗力，自然就提到日程上了，于是“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机会终于来了，建兴四年(魏黄初七年，226年),魏国发生剧变，魏文帝曹丕死了，明帝曹睿初登帝位，忙于内务。吴王孙权闻曹丕死，先是亲自率兵攻江夏郡，接下来以左将军诸葛瑾攻襄阳。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曹魏的机会来了。于是建兴五年(227)三月，便率军出发，“北驻汉中”了。临行，他给刘禅上了一个长疏，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出师表》。《出师表》所言内容颇多，大都是对刘禅的嘱咐性言语和誓报刘备“殊遇”之恩的表示，同时反映了诸葛亮的一些重要思想：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盖州疲敝，此谈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技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

至于斟的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下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就军事而言，诸葛亮深知蜀实力远不及魏，对魏用兵并没有什么取胜的把握。但为什么又要主动对魏用兵呢?一是自认征南取胜之后，内外形势比较有利；二是欲报刘备信用、托孤之恩，即所谓“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就政治而言，一是亲近贤臣，远小人，广泛采纳不同意见，不塞忠谏之路，重用贤能；二是主张刑赏平明，内外执行统一的法律标准，即所谓“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诸葛亮出兵与魏战争共有五次。

第一次，出祁山(今甘肃西和西北),先胜后败。史载，“建兴六年(魏太和二年，228年)春，亮扬声由斜谷道(今陕西眉县西南)取郿(治今眉县北),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今陕西汉中北)。魏大将军曹真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天水(今甘肃通渭西北)、安定(今甘肃定西)三郡叛魏降亮。关中响震”。这是一种声东击西的战术，赵云、邓芝自东路佯攻，可以牵制魏军的重要主力；实则自率主力西出祁山，乘其虚弱攻其不备。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曹魏对于蜀汉的第一次北伐感到很意外，没有任何军事和思想准备。正如《资治通鉴》所转书的那样，“始，魏以汉昭烈(刘备)既死，数岁寂然无闻，是以略无备豫；而卒闻亮出，朝野恐惧，于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亮”。可见，首战胜利，竟然使得魏明帝曹睿不得不仓促派出兵马步骑五万，西保长安，一命大将军曹真都督关右诸军驻郃，一命右将军张郃拒亮。两军刚一接触，蜀军便即一败涂地，“亮使马谡督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命，举动失宜，为郃大破。亮拔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千余家，还于汉中，亮挥泪斩谡，以正军法。”东路，赵云、邓芝部虽然所率兵马多于曹真，但也因诸葛亮的战略指导思想有误，导致诸将轻敌，失于戒备，均被曹真一举击败。

第一次出兵失败了，兵败后，诸葛亮总结失败原因，倒是勇于承担责任。他认为“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吾一人耳”。于是，诸葛亮上疏自贬：“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为了安抚臣下，刘禅不得不按照诸葛亮的意见，实则有限度地接受了诸葛亮的自贬，下诏：“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第一次出兵并非是一无所获的唯一的重要收获是，收降了天水参军姜维。

第二次，同年冬，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诸葛亮“闻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以为又有了出击的机会，于是十一月再次上表，其中说道，"先帝虑汉(蜀)贼(魏)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臣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人南，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这说明诸葛亮当时的心情是充满惶惑、矛盾以及侥幸，诸葛亮的形势分析又是错误的。史载，蜀军第一次失败后，魏大将军曹真料定，“败亮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于是“使将军郝昭、王生守陈仓，治其城”。结果，第二年春天，诸葛亮果然围陈仓，陈仓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真属下郝昭以千余人守陈仓，诸葛亮有众数万，“昼夜相攻拒二十余日”,伤亡惨重，终不能拔。据说，诸葛亮先是试图说服郝昭投降，遭到严词拒绝；继而，诸葛亮“自以有众数万，而昭兵才千余人，又东救(指魏兵)未能便到，乃进兵攻昭，用云梯冲本攻城，昭于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燃，梯上人皆烧死；昭又以绳连石

磨砸其冲车，冲车折。亮乃更为井阑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堑，欲直攀城，昭又于内筑重墙。亮又为地突(地道),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神机妙算的诸葛亮陈兵城下，对于魏国的一个区区弹丸小城和一位无名之将竟然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不久粮尽，又闻曹真派出的救兵和魏明帝派出的名将张郃将到，只好引军而还。撤军途中，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魏将王双轻敌，率领少数骑兵追赶诸葛亮，亮与战，破斩王双。

第三次，建兴七年(魏太和三年，229年),诸葛亮遣将军陈戒攻打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那里没有魏军正规部队驻扎，力量比较薄弱。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往救，迎击陈戒，诸葛亮率兵自出，至建威(今甘肃成县西),郭淮自动退还。诸葛亮遂平武都、阳平二郡，并筑汉、乐二城(汉城筑在今陕西勉县境，乐城筑在今陕西城固境，当时地域均在汉中郡内)。又获小胜，刘禅于是立即下诏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务。

建兴八年(魏太和四年，230年),魏使司马懿、张郃、曹真分别由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子午谷(在今陕西长安县南秦岭山中)、斜谷出兵，急奔汉中而来，诸葛亮在城因(今陕西城固西北)赤阪(今陕西洋县龙亭山东)布防，严阵以待。“大雨道绝，真等皆还”,未战而罢。

第四次，建兴九年(魏太和五年，231年)二月，诸葛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汉晋春秋》载，司马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邦(今甘肃大水西),“余众悉出，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司马懿)于上邦。郭淮、费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邦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司马懿军队至卤城(今甘肃天水西),诸葛亮命魏廷、高翔、吴班迎战，“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退军中，“预令军士夹道而伏，弓弩乱发”,射杀了魏国名将张郃。战争取得可喜的胜利。本来可以乘胜进军，但因都护李严运粮不继而且假传圣旨，诸葛亮撤军了。

诸葛亮这时才认识到数次出兵不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粮食供应不上，所以，“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因此，数年之间便重点在解决粮食问题上下功夫：建兴十年(232),“休士劝农于黄沙(今陕西勉县东),作流马木牛毕，教兵讲武”;建兴十一年(233)冬，“使诸军运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阁(邸阁，指仓库)”。

建兴十二年(魏青龙二年，234年)春，诸葛亮第五次出兵，“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粮，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南),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这次出兵，他没有发动攻势，“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据说，“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不幸的是，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诸葛亮染病，死于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南),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遗命反映了东汉末年以来，包括曹操在内的诸多政治家的节葬思想。

诸葛亮死后，刘禅下诏，大赞其功绩，说：“惟君体资文武，明睿笃诚，受遗托孤，匡辅朕躬，继绝兴微，志存靖乱。爱整六师，无岁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将建殊功于季汉，参伊、周之巨勋。如何不吊，事临垂克，遘疾陨丧。朕用伤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纪行命谥，所以光昭将来，刊载不朽。今使使持节左中郎将杜琼，赠君丞相武乡侯印绶，谥君为忠武侯。魂而有灵，嘉兹宠荣。呜呼哀哉!呜呼哀哉!”这是一篇悼词性的诏书，颂其为人，扬其事功，将其比作伊尹、周公。

“下国卧龙空悟主，中原逐鹿不由人。”(温庭筠：《过五丈原》)。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

诸葛亮死后，蜀汉一蹶不振。因而诸葛亮之智能，便更加备受好评。

晋人，《三国志》作者陈寿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不过，陈寿认为，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不及行政，指出“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又说，诸葛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华阳国志》作者常球在《刘后主志》中描述诸葛亮开府治事后的重大作为和成就时，承袭了陈寿的观点，认为诸葛亮“政修民理，威武外振”。与此同时，他非常不客气地将其比作“宋襄公求霸”,说：“诸葛亮虽资英霸之能，而主非中兴之器，欲以区区之蜀，假已废之命，北吞强魏，抗衡上国，不亦难乎!似宋襄公求霸者乎?"

傅玄说，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

袁宏说，诸葛亮“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虽古之遗爱，何以加兹。及其临终顾托，受遗作相，刘后(备)授之无疑心，武侯(亮)处之无惧色，继体纳之无二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军臣之际，良可咏矣”。

袁准则从多方面评价赞扬诸葛亮：第一，称其相才卓越，说：“张飞、关羽与刘备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诸葛亮，因以为住相，而群臣悦服，刘备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第二，称其治国有方，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第三，称其用兵如神，说：诸葛亮“兵出如宾，行不寇，刍莞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又说：“亮之行军，安静而坚重。安静则易动，坚重则可以进退。亮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

赴险而不顾。”第四，盛赞其成就，说：“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又说：“本立故末治，有余力而后及小事，此所以劝其功也。”第五，言其局限。当有人提出疑问：“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宏明确指出：“亮持本者也，其于应变，则非所长也，故不敢用其短。”

吴国大鸿胪张俨作《默记》,在其《述佐篇》中对比诸葛亮与司马懿时说：“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贡贽大吴，抗对北敌(魏),至使耕战有伍，刑法整齐，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他说：“余观波(诸葛亮)治国之体，当时既肃整，遗教在后，及其辞意恳切，陈进取之图，忠谋謇謇，义形于主，虽古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应该说，以上史学家的评论显然过多赞美诸葛亮，但基本上是作为人看待的，尽管有些言过其实。可是后人常嫌不够，以致将其神化。

至唐，便有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序》所说：“至令官书庙食，成不刑之典，一山之内，每有风行草动，状带威神，若岁大旱，邦人祷之，能为云为雨，是谓存与没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贵于生。”

吕温《诸葛武侯庙记》说，诸葛亮“大勋未集，天夺其魄。至诚无忘，炳在日月，烈气不散，长为雷雨”。

裴度、房玄龄等人则对陈寿有关诸葛亮的评价，屡加挞伐。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说：“陈寿之评，未极其能事，崔浩(崔浩，北魏人，善文，累官至司徒)之说，又请其成功，此皆以变诈之略，论节制之师，以进取之方，语化成之道，不其谬与!”因说，刘备“爱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礼义干橹”。煦物如春，化人如神……

房玄龄等撰《晋书》时对陈寿提出批评，认为“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诸葛)瞻惟工书，名不副实。议者以此少之”。

宋明时期，人们对诸葛亮加以神化，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些有关诸葛亮显圣的传说：宋建隆二年(961),曹彬为都监，伐蜀拜谒武侯祠，见宇第雄观，心下颇有不平，对左右说：“孔明虽忠于汉，然疲竭蜀之军民，不能复中原之万一，何得为武?当因其倾败者拆去之，止留其中，以祀香火。”属下皆说不妥，并且立即有人报告说，中殿突然摧塌，有石碑出，惊视之，出土尺许，石有刻字，宛若新书，乃孔明亲题也。题曰：“测吾心腹事，唯有宋曹彬。”曹彬读罢惊恐万分，当即下拜，叩头谢罪说：“公，神人也，小人安能测哉!”遂令蜀守重新翻盖其祠宇，为文祭之而去。又录《游梁杂钞》说，明嘉靖年间，建乾清宫，遣少司马冯清求大材于蜀地，至孔明庙，见柏，谓“无出其右”,定为首选，用斧削去其皮，朱书“第一号”字。遂聚千百人斫伐，“忽群鸦无数，飞绕鸣噪，啄人面目。藩臬诸君皆力谏，遂止，命削去朱书，深入肤理，字画粲然”。

实事求是地说，诸葛亮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定益治蜀，治民有道，使蜀汉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稳定，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休养生息；治军严明，刑政峻急而不酷，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东联孙吴，南抚夷越，在对外交往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给后人以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尽心事业，鞠躬尽瘁，一种高尚的做人精神垂范后世；为官清廉，倡俭节丧，聪明睿智，长于巧思，皆令后人钦佩。

曾给刘禅奏表，表章上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检其所有，如其所言。一国丞相，在死之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赤城之心，感人肺腑。

诸葛亮的确很伟大，但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在他的身上也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弱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善大谋而不懂军旅征战。就其为刘禅所作《伐魏诏》和他的《出师表》可以看出，他先是错误估计形势，自认为是正义之师。既而，他率步骑二十万众，以优于魏国驻守关中的兵力伐魏，但始终不能伸其志。魏延提出出敌不意，派其率领精兵五千，循秦岭而东，出子午谷，直捣长安的策略，虽非必胜，但足可重创敌人牵扯对方兵力。但诸葛亮“以为此县(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结果，坐失良机。第一次出兵失败，嗣后敌方增加了兵力，己方士气受挫，虽然偶有小胜，但再也不能发动有规模的战争了。灭魏的幻想破灭，就是犯边略地亦属困难。以后用兵，都是在尽忠王事。报答刘备“殊遇”之恩的心情驱使下进行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耗兵损国，毫无利益，遂使蜀汉开始走向下坡。换言之，这场由诸葛亮主动发动的战争伤亡甚大，得地甚少，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第二，执法不公。据《三国志·后主传》注引《魏氏春秋》说：“初，益州从事常房行部，闻(朱)褒将有异志，收其主簿案问，杀之。褒怒，攻杀房，诬以谋反。诸葛亮诛房诸子，徙其四弟于越霭，欲以安之。褒犹不俊改，遂以郡叛应雍阎。”可见，诸葛亮处理朱褒谋反事，竟妄杀常房诸子是非常错误的。另如前述，“宽法”对待法正，“枉法”对待彭兼、刘封、廖立等，都是执法不公的表现。至于对待同受遗诏辅政、中都护、有权力统内外军事、地位仅次于自己的李严，是否心存乘机剪除，从而巩固自己的绝对权威，虽不敢妄下断言，但也不能排除此种可能。历史证明，历代受诏共同辅政者，最终权力总是集中于一人，其他能如李严全其身者，已是幸运之至。

第三，用人不明。魏延被杀，是一件历史冤案，完全是由诸葛亮一手策划的。诸葛亮与魏延在军事战术上有分歧，因而对魏延不信任。死前，他不用处于最高军事地位的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南郑侯魏延，而安排自己的亲信、丞相府长史(秘书长)杨仪主持退军事宜，令魏延断后。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魏延认为：“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做断后将乎!”魏延满腹牢骚，固不可取，但“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的说法颇有道理。杨仪根本不听魏延的意见，“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大怒，阻军后撤。丞相府的老臣留府长史蒋琬、司马费祎以及待中董允都站在杨仪一边，“保仪疑延”。于是魏延便成了反贼，结果被马岱斩杀，并夷三族。

诸葛亮重视用人，主张尚贤，历史上有所记载。《文献通考·选举九》说：“汉昭烈(刘备)既崩，诸葛孔明秉政，惩恶举善，量能授任，不计资叙。时键为郡守李严以杨洪为功曹，严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为蜀郡守；洪门下书佐何抵有才策，洪未去郡而抵已为广汉守。”但这只是事实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也是非常清楚的他缺乏识人之要，因而常有用人不当之事。这不仅表现在重用“猖狭”成性的杨仪，而且表现在错用“言过其实”的马谡。史载，诸葛亮出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晋武帝司馬炎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致有街亭失败，士卒离散。怀疑魏延，拒用其谋略，掣肘行动，限制其应有的地位和权力，导致军事分裂，冤杀骁将，自毁“长城”也算是一例。

关羽缺点很大，却让其守荆州，因为关羽高傲自负才失荆州，死麦城，贻误军机。

第四，没有重视提高刘禅的素质。刘禅性本愚钝，幼又失教，长不自厉，壮不自奋，老乏志气，当为历史所非。但是，刘备、诸葛亮都应承担刘禅后天教育的重要责任。刘备对于刘禅，少不施教，既立为太子，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和迫切，急置仆傅，但为时已晚。两年后，刘备死了，文未深修、武未得练的刘禅便登基为君了。刘备深知儿子无能，难以支撑并发展蜀汉局面，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受托后，寝不安席，食不甘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盖追先帝(刘备)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刘禅)也”。我们不能不赞叹其忠于所托的品质和作为。但是，诸葛亮并没有致力于提高刘禅的素质，亦没有把刘禅放在主导地位而辅佐。可以说，这绝不会是刘备“托孤”的全部意义。

第五，不重视后续人才的培养，所荐非能。诸葛亮执政以后，事无巨细咸决于己，忽视并妨碍了对后继者的使用和培养，因此，及至诸葛亮死后，执政者只能是原丞相府的老臣。蒋琬、费祎、董允等人，均为守成之臣，自知才能不及诸葛亮，不敢做更张之想。

董允之后，相继为尚书令或“平尚书事”的有吕乂、陈祗、董厥、诸葛瞻、樊建等。吕乂“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但少开拓精神。陈抵“上承主指，下接阉竖”,是一位同宦官勾结用事的尚书令。至于董厥、诸葛瞻、樊建，史载，“自瞻、厥、建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匡矫”。

诸葛亮怀疑魏延，而用杨仪，遽拔姜维，自然都是重大的失误。

至于其他后继人物，历史证明，或世之硕儒，文藻壮美，或修身谨严，不谋家产，或忠勇坚贞，临官忘家，甚或得到配享武侯之荣。但以定国安邦的标准来衡量，无一足称。

清代赵藩为成都武侯祠题写的一副对联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此说反映了诸葛亮用兵治蜀的一些情况，出言不虚，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