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儒喜法术(1 / 1)

影响刘备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刘备少年时期不太喜欢读书,但从“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的记载看,他确曾投到当代硕儒门下,受过短期的正规儒学的熏陶,他是在儒学的思想影响下成长的。所以,他自处、办事、建制、用人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儒教特征。但是,残酷的历史现实和坎坷的人生阅历,又使他甚知诸子百家之可观以及法术之可用。

首先,刘备特别重视以儒家的思想教育子女。刘禅为太子,刘备所发策文仅仅突出地对刘禅提出了一条要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行一物”是说每做一件事,“三善”系指父子之道、君臣之义、长幼之节。言简意赅,一句话便说出了儒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内涵,明令刘禅以儒家的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修养自己。所置仆傅,特别强调了必须是“以耆宿学士见礼于世”和“通诸经史”的人。弥留之际,再次遗诏刘禅将《汉书》《礼记》作为最重要的学习科目。《汉书》为汉朝掌故,意在让刘禅熟悉祖宗之法,学习治国为政的帝王之道。

《礼记》为修身要籍,“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就出于此。并且特别强调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内容。

其次,重用儒者,倡办儒学。刘备很知儒学之用,自定蜀之日起便注意重用读书人。儒者周群,少笃儒学,刘璋时为师友从事,刘备署为儒林校尉;杜琼,少学于广汉名儒任安,“精究安术”,刘璋时辟为从事,刘备以为议曹从事;许慈,“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胡潜,“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刘备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刘备定益州,拜孟光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刘备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刘备以为劝学从事。李選,“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宁忠等学。课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刘备任命其为州书佐。

后来,诸葛亮领益州牧,做了蜀汉丞相,继承了刘备的重儒倡学政策。诸如以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尤善书札的谯周为劝学从事,以大将军蒋琬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等等。

刘备在重视儒学的同时,比较喜欢法术。

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刘备在留给刘禅的诏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诸子、兵书、法术等著作的重视。他指令刘禅除了读好经书、《汉书》外,“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又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这表明,第一,刘备并没有将儒学和其他诸子百家对立起来。第二,他也没有把法术著作同儒学等量齐观,而是放在次于儒学的位置。“闲暇历观”闲暇时间才看一看,准确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三,刘备和诸葛亮都知刘禅弱点所在,因而特别重视针对性的施教。《三国志集解》注引姜宸英说的话很对:“后主庸弱,故先主与(诸葛)亮皆欲其读此书,可见古人读书皆以致用。”

喜好法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如前所述,他命诸葛亮等五人制定的法律制度《蜀科》非常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