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刘备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刘备少年时期不太喜欢读书，但从“年十五，母使行学，与同宗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卢植”的记载看，他确曾投到当代硕儒门下，受过短期的正规儒学的熏陶，他是在儒学的思想影响下成长的。所以，他自处、办事、建制、用人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儒教特征。但是，残酷的历史现实和坎坷的人生阅历，又使他甚知诸子百家之可观以及法术之可用。

首先，刘备特别重视以儒家的思想教育子女。刘禅为太子，刘备所发策文仅仅突出地对刘禅提出了一条要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行一物”是说每做一件事，“三善”系指父子之道、君臣之义、长幼之节。言简意赅，一句话便说出了儒学的最基本的思想内涵，明令刘禅以儒家的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修养自己。所置仆傅，特别强调了必须是“以耆宿学士见礼于世”和“通诸经史”的人。弥留之际，再次遗诏刘禅将《汉书》《礼记》作为最重要的学习科目。《汉书》为汉朝掌故，意在让刘禅熟悉祖宗之法，学习治国为政的帝王之道。

《礼记》为修身要籍，“行一物而三善皆得”就出于此。并且特别强调了“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内容。

其次，重用儒者，倡办儒学。刘备很知儒学之用，自定蜀之日起便注意重用读书人。儒者周群，少笃儒学，刘璋时为师友从事，刘备署为儒林校尉；杜琼，少学于广汉名儒任安，“精究安术”,刘璋时辟为从事，刘备以为议曹从事；许慈，“善郑氏学，治《易》《尚书》《三礼》《毛诗》《论语》”,胡潜，“卓荦强识，祖宗制度之仪，丧纪五服之数，皆指掌画地，举手可采”,刘备定蜀，“承丧乱历纪，学业衰废，乃鸠合典籍，沙汰众学。慈、潜并为博士，与孟光、来敏等典掌旧文”。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刘备定益州，拜孟光为议郎，与许慈等并掌制度。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刘备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尹默，“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自刘歆条例，郑众、贾逵父子、陈元、服虔注说，咸略诵述，不复按本”,刘备以为劝学从事。李選，“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从司马徽、宁忠等学。课具传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刘备任命其为州书佐。

后来，诸葛亮领益州牧，做了蜀汉丞相，继承了刘备的重儒倡学政策。诸如以耽古笃学、研精六经、尤善书札的谯周为劝学从事，以大将军蒋琬为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等等。

刘备在重视儒学的同时，比较喜欢法术。

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刘备在留给刘禅的诏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诸子、兵书、法术等著作的重视。他指令刘禅除了读好经书、《汉书》外，“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又说：“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这表明，第一，刘备并没有将儒学和其他诸子百家对立起来。第二，他也没有把法术著作同儒学等量齐观，而是放在次于儒学的位置。“闲暇历观”闲暇时间才看一看，准确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三，刘备和诸葛亮都知刘禅弱点所在，因而特别重视针对性的施教。《三国志集解》注引姜宸英说的话很对：“后主庸弱，故先主与(诸葛)亮皆欲其读此书，可见古人读书皆以致用。”

喜好法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如前所述，他命诸葛亮等五人制定的法律制度《蜀科》非常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