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屡战屡败，自知人才之重要，很重视选贤任能。应该承认，刘备用人重义，常能以诚待人，所以也的确收到了某些“以性情相契”的效果。少结豪杰，人多归附；代领徐州，诸贤拥戴。这只是说他能把更多的人团结在他的身边，并不等于他任人尚贤。他在当时对于举贤任能的重要性尚乏理性的认识。及至南依刘表、屯驻新野时，才真正彻悟招贤用贤之要，自此开始了自觉地访能用贤活动。徐庶来投，他器而用之。司马徽隐居，他主动拜访。司马徽、徐庶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诸葛亮、庞统，他求贤若渴，亲自拜访诸葛亮，三顾茅庐。咨以大计，使诸葛亮备受感动，使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而终身不易。隆中对策，亦使刘备顿开茅塞，信心备增，喜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诸此，都揭示了他渴求人才的急切心情。他同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关系，更如赵翼所分析的那样“自少结契，终身奉以周旋，即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而数人者，患难相随，别无贰志，此固人数者之忠义，而备亦必有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矣”。所谓“深结其隐微而不可解者”,就是待之以情，交之以义。

历史证明，刘备在创建大业过程中，特别是入蜀托孤前后，特别注意广开贤路。不管文官，还是武将，凡有来归，总是热情相待，量能授职。马超来投，即以为平西将军，迁左将军、骠骑将军，与关、张同列。黄忠“委质”,常先登陷阵，勇毅冠三军，拜为讨虏将军，迁征西将军、后将军，亦与关、张同列。庞统归属，初为耒阳令，后与之谈，深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与诸葛亮并为军师中郎将。法正助刘备入蜀有功，以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继为尚书令、护军将军。入蜀托孤以后，刘璋旧部归附者，贤能皆用。

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刘备实乃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很平庸的帝王。他不具备大政治家的资质，军事才能更属平平。可是，他却获得了比曹操更多的声誉。这其中，除了曹魏最终逼汉禅位的重要政治原因之外，最主要的是刘备能够更善于掩饰其阴诈疑忌而更多地表现了能够以诚敬待人，从而与曹操不加掩饰地表现出的谲诈、诛杀功臣的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如就知人善任这方面来说，他则远远不如曹操。曹操对于自己部属的能力及其为人了如指掌，更加不疑归从，敢于拔将于卒伍之间，所以收到了人尽其才的效果。

刘备也有看人看得准的时候，例如，史载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及至马谡失街亭，诸葛亮自愧知人不及刘备。再如，在任用魏延的问题上。刘备自为汉中王后，将还成都，镇守汉川需要一个得力的重要将领。当时，“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乃拔(牙门将)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为此，历史上还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刘备大会群臣，问魏廷：“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聊有何言?”魏廷昂然回答说：“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刘备很高兴，大家也“咸壮其言”。再如，他对张飞的弱点也能看得清楚，因而常常告诫张飞不要“刑杀过差”“鞭挝健儿”。他甚至有时能够洞察冤屈，还臣下的清白：功曹书佐主簿李恢，“为亡虏所诬，引恢谋反”,职能部门将李恢捉起来，刘备“明其不然”,不仅不予治罪，反而“更迁恢为别驾从事”。

但是以上所述只是很有限的几件事，事实证明，刘备更多的时候是不明于察，不能深知部属的心术及其长处和短处。因而，就连关羽、赵云等一些心腹宿将也得不到正确地发挥作用。关羽刚愎自用，本非不可大用，刘备不仅授予重任，而且尽护其短，使其骄傲情绪不断滋长，最终酿成大错。正如王夫之所说：“关羽，可用之材也，失其可用而卒至于败亡，昭烈(刘备)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赵云屡有战功，入蜀托孤以后，谋略虽然很正确却经常与刘备相左，刘备便对他心怀成见，授官竟然不能与关、张、黄、马同列。关、张、黄、马均为名号将军，都封了侯，而赵云始终是杂号将军，而且在刘备生前竟然没有得到封侯。孟达对于刘备入蜀有功，并取得了攻夺房陵、上庸、西城等地的胜利。刘备却对其怀有疑虑，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乘沔水而下，夺了孟达的军权，导致了孟达、刘封不和，最终酿成孟达叛归曹魏，失掉三郡的严重后果。

刘备为人有多忌、多思的一面，心胸狭隘。所以，在用人方面，有时表现得比曹操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加狠毒，不容异己。明明自己急于做皇帝，却假惺惺地装出很不愿意的样子，但当别人真的对他称帝提出异议的时候，便暗藏愤怒于心，找个机会进行报复，把提建议的人杀了或贬了。

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对诸葛亮并不太信任。王夫之列举三个方面的事实证明这一点：第一，派关羽守江陵，而不以诸葛亮率赵云、张飞守江陵，“疑武侯(诸葛亮)之交固于吴，而不足以快己之志也”,“先主之信武侯也，其不如其信羽，明矣”;第二，诸葛瑾奉使入蜀托孤，兄弟二人不能私见，诸葛亮是在避刘备之嫌；第三，刘备临崩托孤而有“君自取之”之言。其实，还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刘备虽然封诸葛亮为丞相，但生前未准其开府，军政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二是刘备草率东征，诸葛亮明知条件尚不具备，能否取胜为可知，出于私心而不敢谏，因叹“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这生动地表明了二人各怀疑虑的心情。

刘备对于巴蜀人士存在戒心，对这些人不予任用或重用，影响了蜀国后继人员的培养，导致蜀国后继乏人。王夫之指出：“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人，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的确是这样具体，表现在：

第一，中央枢纽机关蜀人很少。据查，刘备称帝以后，所任职官，诸卿、尚书、侍中、治中以上，只有杨洪、黄权、何宗、王谋等很有限的几个蜀籍官员。

第二，看人怀有偏见，言有不逊，谏有不称，即黜其职，甚至收付刑狱。比如，秦宓，广汉绵竹人，“少有才学”,刘备为益州牧时辟宓为从事祭酒。刘备称帝后，将东征吴，“宓陈天时必无其利”,便被下了狱。彭兼，广汉人，起初，仕州不过书佐，刘备领牧后，经庞统、法正推荐，拔为治中从事。彭兼为治中从事，“形色嚣然”,左迁江阳太守，言不逊，便被收狱处死。张裔，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汉，颇有学问。善论人物臧否的许靖，谓“裔干事敏捷，是中夏钟元常之伦也”(钟繇，字元常，官至曹魏相国)。张裔对于刘备和平入城做出了贡献，刘备人成都，“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实质就是把冶铁业控制在官府手里。可见，司金中郎将是个比较重要的官职。但不久，便被左迁为益州郡(今云南境内)太守，结果被少数族耆率雍闾缚送于吴。费诗，犍为南安(今四川夹江)人，开始曾经受到刘备重视。后来，刘备准备称帝，他不识时务，上疏提出异议，便被降了职，“左迁部永昌(今云南保山)从事”。黄权，曾是刘璋的重要幕僚主簿，刘备拜他为偏将军。刘备为汉中王，以权为治中从事，是一位难军事奇才，归属刘备以后屡献奇谋，及至伐吴，二人意见不同，便将其调离前阵，使“督江北军以防魏师”,孤军深入，道路隔绝，不能还蜀，被迫降魏。

另外，受到刘备打击报复的还有：

周群，巴西阆中(今县)人，晓占候，刘璋辟为师友从事，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刘备与操争汉中，问群，群直言曰：“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慎之!”只因一句话，周群终生不得提升。

后部司马张裕，蜀郡人，亦晓占候，谏刘备说“不可争汉中”。刘备不用裕言，遣将军吴兰、雷铜等入武都，结果打了败仗，“皆没不还”。刘备便借故将其杀了。

杜琼，蜀郡成都人，博学多才，刘璋时辟为从事，刘备亦仅以为议曹从事。

第三，用而不信，不授实权。汉制，自武帝以后，军政权力往往主要掌握在中朝官手里。蜀汉也是如此，据查，刘备所置中朝官，尚书、侍中以上无蜀籍一人；九卿之列，仅少府王谋、大鸿胪何宗二人；所置将军，卫将军、左右前后将军以上自然没有，即使其他各种名号将军、杂号将军也没有，仅有黄权被封为偏将军，王平(巴西宕渠人)被封为裨将军。偏、裨，皆为将军之副。二十余名地方郡守要员当中，除了张裔、杨洪、费诗等曾做过一段外，亦大都是客籍人氏。

受到刘备重视并给予一定重用的人倒是有几个，但官秩达到二千石者很少，大都不过千石。尹默，梓潼涪人，“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被刘备拔为劝学从事。及立太子，以默为仆。李恢，建宁俞元人。刘备领益，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后迁为别驾从事。章武元年被任命为床降都督，使持节领交州刺史。官秩算是最高的了。马忠，巴西阆中人，建安末举孝廉，除汉畅长。“先主东征，败绩虢亭，巴西太守阎芝发诸县兵五千人以补遗缺，命忠送往。先主已还永安，见忠与语，谓尚书令刘巴曰：‘虽亡黄权，复得马忠，此为世不乏贤也。’”建兴元年，诸葛亮以忠为门下督。至于谯周(巴西西充人)、张翼(今四川彭山东人)等人受到一定重用，都是在刘备死了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