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谋大业者，皆得信义，但不以信义为其终极目的，也不囿于信义，倡信义只是争取人心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刘备自然也不例外。他崇尚信义，但绝不为此自囿。所以，从另一角度看，刘备又是一个诡诈有加、很不讲信义的人。这也是出于他的政治需要，就他与曹操的关系言，始则他被吕布打败，归依曹操，曹操“厚遇之，以为豫州牧”,继而表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可以说对刘备不薄，而刘备却不念其遇，参与密诏，阴谋诛操，得机离许以后又立即北联袁绍对抗曹操，二人遂不相容，应该说是负曹操在先。

再就他与吕布的关系言，吕布固然是反复无义小人，侵其地，掠其妻，死不足惜，但在解除袁术的危机时亦曾有恩于刘备，及至吕布投降曹操，生死悬于刘备一言之间，他一句话便提醒了曹操，把吕布送上了断头台。

再来看他同公孙瓒、袁绍的关系。刘备本是公孙瓒的同窗好友，瓒年长，备“以兄事之”。在刘备走投无路的时候，公孙瓒热情地接纳了他，并委以重任，让他为别部司马领兵抗袁绍，继领平原相，刘备却趁援救陶谦的机会，离开公孙瓒，而归依陶谦；当他被曹操打垮，几乎是只身投靠袁绍时，袁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刘备相见，史谓：“备归绍，绍父子倾心敬重。”刘备在袁绍那里恢复元气之后，很快便“阴欲离绍”,诡说袁绍南连刘表，趁机率部脱离袁绍，以谋自己发展的机会。

特别要指出的是他对待刘表父子和刘璋的态度。

刘备对待刘表父子的态度，使他获得了更大的收获。实际上，刘备南投刘表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发展，刘表“益其兵”,并以上宾礼待之，使他在荆州界内站住了脚跟。及至刘备部众日多，荆州豪杰多依之，力量不断壮大刘表惮其为人，自然会产生疑虑，所以“阴御之”“不甚信用”,甚至发生刘表的僚属想除掉刘备的事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无论怎么说，刘表对于刘备是有恩的。刘备心里也清楚。可是，刘备自始至终都是自以豫州牧、左将军的身份客居荆州的。他羁旅在别人的地盘里，念念不忘等待机会建立自己的功业，所以“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他深纳诸葛亮“跨有荆益”的隆中对策，自然要觊觎荆州。历史表明，刘表弥留之际，已经深深感到了刘备对其子孙的威胁，明智之举只能是以退为进，希望刘备善待其子。后人为了突出表现刘备的“信义”之心，遂有所谓刘表“托国”和刘备言说“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之说。实际上，在刘琮、刘琦的夺权斗争中，刘备完全把刘表的嘱托当成耳边风，支持了刘琦，从而使荆州内部危机不断加剧。及至刘琮已经遣使请降曹操，诸葛亮劝其攻琮取荆州，而言“吾不忍也”,又有人劝其劫持刘琮及荆州吏士南走江陵，刘备说什么“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等语并不是他的心里话，完全是因为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特别是曹操大军压境的形势造成的。

刘备对待刘璋的态度是最为明显的以怨报德。刘璋上了张松的当，遣法正迎刘备，而且“前后赂遗以巨亿计”。刘备收买了法正，法正趁机向刘备陈说益州可取之策。刘备、诸葛亮既然将“跨有荆益”作为既定目标，自然非常高兴。但他却努力掩饰其真实的思想，而以虚假的嘴脸面对现实。所以，当治中从事庞统说其取益州“权借以定大事”时，他假惺惺地以宽、仁、忠、义相对，说什么“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庞统以“义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的说辞，给了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他便心安理得地出兵了。刘璋“敕在所供奉先主，先主人境如归”。因此，时间不长，刘备便顺利地自公安、宜都等地驱兵数百公里，到达益州的巴郡(治今重庆)。随后，又由巴水(今涪江)溯流而上数百公里到达涪城(今四川绵阳),深入到益州的腹地。刘备至涪，刘璋亲自从成都到涪出迎，诚心相待，相见甚欢。刘璋推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推刘璋行镇西大将军，领益州牧如故。刘璋为刘备增兵，厚加资给。刘璋对待刘备真可谓是仁至义尽了。及至刘备假讨张鲁，才知道上了刘备的大当，杀了内奸张松，敕令“关成诸将文书勿复关通先主”。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刘璋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刘备则趁机撕下那块遮羞的面纱，即无须再顾信义之言，便即“分定郡县”,向成都进兵了。刘璋投降后，刘备无颜面对刘璋，遂按庞统所说“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的意思，“迁璋于南郡公安”。他和刘璋始终没有相见。他为刘璋留了一条活路，也算“报之以义”了。

因此，刘备的诚敬背后隐藏着诡诈，在许多事情上非但不是“重义”,而是“忘恩负义”。但是，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他的政治目的，古往今来，成大事者皆不以小义而废大谋，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