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深知重义爱民对于谋大业的重要，做事多以“仁义”“仁德”为出发点，获得更多的同情和谅解，更为人们所称道。

刘、关、张桃园结义的佳话千古流传，长期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和社会道德培养中发挥重大作用。其中，虽然有一些负面作用，但积极的一面始终是主要的。他们义结金兰，终生不易。人存两地，心在一起。曹操厚待关羽，关羽深念刘备之义，信守“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的信条，不为曹操高官原禄所动。关羽的忠义精神，使曹操深为感动。史谓，“曹公义之”,因而慨叹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为此，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还把曹操大大赞扬了一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义，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乎?斯实曹公之休美。"关羽被孙权杀害后，张飞悲愤至极，失去理智，暴戾有加，被部下谋害，是被义所激；刘备明知伐吴条件不成熟，不听众臣劝谏，仓促出兵伐吴，以致惨败而归，为义误国，兵败神伤，抑郁而死，为义不但搭上了上万条士卒的生命，还把自己的命搭了进去。对于

刘备为义所累这一点，连旁观人也看得清楚。如前所述，《三国志·刘晔传》载，魏文帝曹丕曾“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有人说“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侍中刘晔则清楚地认识道：“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礼贤下士，厚待宾客。他任平原相的时候，“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拥护和支持，“众多归焉”,由此引起了封疆大吏的重视，遂有陶谦荐代徐州牧、袁绍备赞“刘玄德弘雅有信义”的事情发生。

善待部属，士兵甘为驱使。刘备不善用兵，战则常败，但每每不久便又重新把自己的队伍集中起来。建安元年，吕布将他打败，虏其妻子，及至请和，求屯小沛，很快便“复合兵得万余人”。建安二年(197),再一次被吕布打败，三年曹操擒杀吕布以后，他跟随曹操还许，时过年余，离开曹操，及还小沛，“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很快得众数万人。建安

五年(200),被曹操打败，几乎只身逃依袁绍，“驻月余日，所失亡士卒稍稍来集”。诸此说明，刘备深知善待卒伍之要。士卒感恩，愿为驱使。正因他懂得这一点，所以他对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和张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都给予了关注，常常告诫张飞必须注意体恤士兵，指出“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

刘备不但“义之重要”,而且很懂“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所以，行仁德之政，为政在宽。初为官，民饥谨，他外御寇难，内丰财施，救民于水火之中，以求稳定社会秩序。自为荆州牧之后，极少征敛。入蜀之后，尤重社会安定。他非常赞同赵云关于“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地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的主张，避免了试图“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的一次重大的伤及民利的决策失误。稳定了社会秩序。

名垂青史，信受人们称道的是他宁知不利而不弃民的举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取荆州，刘琮投降，荆州人多归刘备。前面谈到，当他到达当阳时，从众已有十余万，辎重数千辆，严重地拖累了行动速度，每日只能前进十余里。追兵将至，情势危机，有人劝他弃众而速走江陵，轻装前进。他毅然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短短一句话，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待民众的态度，而且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民本思想是同他谋图大事紧紧相连的。历史表明，刘备虽然惨败当阳长坂，仅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得以逃脱，从政治上说更非明智之举，但却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对其以后的发展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晋人习凿齿的话，反映了这种事实。他说：“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刘表)之顾，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观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寥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刘备终成帝业，与其重义爱民是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