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病重，自知时日不久，于是抓紧时间安排后事，在临终前，“托孤”诸葛亮。《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诸葛亮传》载，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诏敕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对于刘备的托孤一事，历史上向来就有不同评论，世人对此多加称赞。

《三国志》作者陈寿说：“先主之宏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最先持有异议的是晋人孙盛，他说：“……备之命亮，乱孰甚焉!世或有谓备欲以固委付之诚，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贤，则不须若斯之诲，如非其人，不宜启篡逆之涂。是以古之顾命，必贻话言；诡伪之辞，非托孤之谓。幸值刘禅暗弱，无猜险之性，诸葛威略，足以检卫异端，故使异同之心无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衅。谓之为权，不亦惑哉!”此论甚是。

其实，应该这样认为，刘备的托国之辞，阴怀诡诈，目的很明显。他为了儿子保有天子之位，直陈要害，把诸葛亮逼到没有回旋的余地。这说明，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很信任。诸葛亮不能不惶恐发誓，表白自己忠心不贰，正如王夫之所说：“斯言而入愚昧之心，公(诸葛亮)非剖心出血以示之，其能无疑哉?”这就是诸葛亮涕泣而言“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原因之所在。

诸葛亮与诸葛瑾各为其主，相较而言，刘备对待诸葛亮，远远不及孙权对待诸葛瑾之诚。史载，刘备东征之前，孙权曾以诸葛亮之兄诸葛瑾为使求和。当时有人向孙权进言，诸葛瑾可能暗地别遣亲人与刘备、诸葛亮有勾结。孙权勃然大怒说：“孤与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诸葛瑾绝不会对不起我，你这是空穴来风，诬人清白，所谓“死生不易之誉”,大概是指的下面一件事。史载，“诸葛瑾从讨关羽以后，以绥南将军领南郡太守，驻守公安，当时人有密谗瑾者。孙权说：‘子瑜与孤从事积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为人非道不行，非义不言。’玄德(刘备)昔遣孔明至吴，孤尝语于瑜曰：‘卿与孔明同产，且弟从兄，于义为顺，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从卿者，孤当以书解玄德，意自随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于人，委质定分，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贯神明。今岂当有此乎?孤前得妄语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笔与子瑜，即得其报，论天下君臣大节一定之分。孤与子瑜，可谓神交，非外言所间也”。一片赤诚，颇令人感动。

客观地看刘备“托孤”有两方面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是：第一，扩大了诸葛亮的权力，从而也有效地稳定了蜀汉局面。封建时代，帝王驾崩，最易发生权力之争。尤当新主幼弱，权臣数人当政，更易出现混乱，酿成刀兵之祸。自然，也非常容易引发敌国觊觎之心，外虏侵入。刘备深知此点，又知自己的儿子刘禅实在是软弱无能，所以便考虑力保在刘氏江山不易的情况下，把最高权力交给诸葛亮。事实证明诸葛亮没有辜负刘备的期望。第二，增强了诸葛亮尽忠国事之思，使他始终处在惶恐、感恩、义不容辞，责无旁贷的焦虑之中，从而发誓报刘备殊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据诸葛亮所留遗文所载，他至死都没有忘记

刘备的殊遇之恩。第三，更宏观地看，确保了蜀汉享祚四十年。

“托孤”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第一，诸葛亮功高盖主，刘禅根据刘备的遗诏事诸葛亮“如父”,继位之后即“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指丞相府开府)。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诸葛亮一人把持朝政，大权独揽，刘禅便没有条件亲理政事，从而使刘禅得不到锻炼，更加强化了刘禅的懦弱无能。第二，权力过于集中一人，又加诸葛亮不善培养后备人才，客观上必然造成了蜀汉文无能臣、武无谋将的后继乏人的可悲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