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坐山观虎斗，坐视吴蜀厮杀，发现时机，立即动手。孙权决计撤兵，时间不长，“魏军果出，(吴)三方受敌”。史载，“初，权外托事魏，而诚心还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书桓阶往与盟誓，并征任子，权辞让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今安徽和县西南),曹仁出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北),曹真、夏侯尚、张邰、徐晃围南郡。权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这就是当时所谓“三方受敌”的形势。在此同时，辖境以内也不太平，即有所谓“时扬、越蛮夷多未平集，内难未弭”。在此情况下，孙权展开了两方面的外交活动，一是卑辞向曹丕上书，“求自改厉”;二是谋求复与蜀通。

十月，孙权上书给曹丕，自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又通书说，欲为子孙登“求婚宗室”。曹丕当时还没有决定和东吴到底是战还是和，当时的要求是孙权遣子孙登为质于魏，既见孙权如此卑辞求和，便即回报说：“君生于扰攘之际，本有纵横之志，降身奉国，以享兹祚。自君策名已来，贡献盈路。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朕以不明，虽有曾母投杼之疑，犹冀言者不信，以为国福。故先遣使者犒劳，又遣尚书、侍中践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设辞，不欲使进，议者怪之。……今省上事，款诚深至，心用慨然，凄怆动容。即日下诏，敕诸军但深沟高垒，不得妄进。若君必效忠节，以解疑议，(孙)登身朝到，夕召兵还。此言之诚，有如大江!”孙权没有上曹丕的当，孙权没有答应送子为质的要求，临江拒守。一时间，双方发生小规模战斗，互有所伤。

十一月，曹丕亲自至宛(今河南南阳)督兵。据载，会遇大风，吴将吕范等兵船，“绠缆悉断，直诣邳等营下，(魏)斩首获生以千数，吴兵尽散。帝(曹丕)闻之，敕诸军促渡。军未时进，吴救船遂至，收军还江南。曹丕使臧霸追之，不利，将军尹卢战死”。或谓“大风，范等兵溺死者数千，余军还江南。曹丕使臧霸以轻船五百、敢死万人袭攻徐陵(今江苏镇江西),烧攻城车，杀略数千人。(吴)将军全琮、徐盛追斩魏将尹卢，杀获数百”。

刘备闻知魏军出击，便与陆逊信说：“贼今已在江陵(指曹魏军队进入南郡界),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实际上，这是虚张声势。他已经没有重新振兵再战的能力。陆逊心里很清楚，所以回信说：“但恐军新破(指刘备军),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把刘备的毫无实力依托的恐吓顶了回去。

魏兵压境，刘备驻扎白帝城，形势对吴极为不利。孙权甚为忧惧，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于己不利，即于十二月间，主动派遣大中大夫郑泉到白帝见刘备，谋求“复通”。史载，战争之前，刘备曾致书孙权，要孙权承认、支持他的称帝行动，孙权没有理睬。刘备于是问郑泉说：“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意思是说，是不是认为我称皇帝是不应该的?郑泉回答说：“曹操父子陵轿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据说，刘备听了郑泉的话后感到很羞愧。显然，郑泉是站在吴国的立场上说话。刘备自认称帝是理所当然的，当然不会感到惭愧。

刘备兵败，身心俱遭，重创、心情抑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十一月，染疾在身，不能自振。十二月，境内出现新情况，“汉嘉太守黄元，素(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有疾，虑有后患，举郡拒守”。同时，曹魏军队远临江汉，不仅严重威胁东吴，而且对蜀也构成威胁。基于这些因素，都迫使刘备不能不重新考虑对吴策略。因此，他响应了孙权的请和行动，即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从此，蜀吴息战，双方又获得了相对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