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亭之战，刘备惨败，探究失败的原因，刘备自谓“吾之败，天也”。这是不愿从自我批评的角度去总结战争。事实上，他的失败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而其主观方面是最主要原因。

首先，从战略上说。

第一，他从前轻率地支持关羽伐吴，构恶双方关系，即已违背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的总的战略方针，在自己实力不具备的情况下，促使孙吴在一段时间内改变外交策略，向魏称臣，使东吴谋取荆州的行动进一步提前。

第二，前羽兵败，刘备不但事先没有防范，事后也没有及时救援，遂使自巫以下沿江战略要地尽失，吴方控制了夔道及沿江地区，蜀军如果深入，自然便有被夹于狭窄地带和被切断后路之虞，因而他不得不连营向前。

第三，因为自己用人失误，导致孟达降魏，失掉荆州北三郡，从而失去了可派另部自汉江而下，进而威胁武昌的军事要道。

第四，两面作战，力量分散。这一点孙权比他聪明得多。孙权为了对付刘备，不惜上书曹操“称说天命”,进而向魏称臣。而刘备却始终处在两面作战的态势中。此时，曹操虽从汉中撤兵了，但魏军仍控陈仓一线，威胁汉中。因此，他不能更多地集中兵力，不敢把据守益州北部、汉中地区的骠骑将军马超、镇北将军魏延、偏将军吴壹所部调往荆州前线。

刘备发动讨吴战争犯有战略性错误，诸多蜀臣对此没有异议，所以便有了“先主东伐，群臣多谏，不纳”和“先主既即尊位，将东征孙权以复关羽之耻，群臣多谏，一不从”一类的记载。诸如，前引秦宓进谏被执、赵云力谏被安置江州督军等都是实证。

应该注意的是诸葛亮对于这场战争态度模糊，并没有强烈反对。战争失败后，诸葛亮不禁叹息：“法孝直(法正，字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即复东行，必不倾危矣。”诸葛亮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战争的态度。

法正为人，敢于死谏。史载，刘备与曹操争战汉中，“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指备)亲挡矢石，况小人(自谓)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

那诸葛亮为什么不能表明立场力谏呢?可能存在这种可能：第一，他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未曾料到蜀军会败得这样惨；第二，一时间他对战争态度暖昧首鼠两端。从根本上说，他一直主张“外结孙权”。况且，“群臣多谏”和老兄诸葛瑾时领吴国南郡太守直接与蜀军相持及其代表孙权向刘备求和的行动与意见，对他自然产生影响。因此，他不会积极主张东征。另外，他虽知东击孙吴有危险，但却觉得稍有拓地以取吴数郡是可能的，更未想到惨败。因此，他既不赞成出兵，也不坚决阻谏，客观上默认、支持了刘备的错误决策和行动。所以，作为蜀汉丞相、军师将军，诸葛亮对于夷陵一虢亭战争的失败不能不负有一定责任。

其次，从战术上说，关键在于刘备不善指挥战争。陆逊给他“前后行军，多败少成”的评价是非常贴切的。

第一，未及练兵。历史的时间表说明，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一月，关羽失败被杀，刘备悲愤交加，即要起兵东征，但当闻知曹丕称帝后，便紧锣密鼓地开始筹划并实施自己的称帝活动；章武元年(魏黄初二年，221年)四月，刘备称帝，并按汉代礼制设官立制，备后宫，立太子，改元，大赦，两三月间草草地完成了必要的诸多程式之后，便即移跸江州了；在江州，刘备迅速地调动军队，粗略地按自己的想法做了初步的战争规划，任命了左右大督、先锋及各部将领，七月便出兵了。可见他集中起来的以步兵为主的军队并没有经过认真的训练，特别是没有经过乘船水上作战的训练，从素质上说，缺乏一定的战斗力。

第二，军中无良将。帅(指刘备)本不明，又加军谋乏人，后果自然可知。法正已死，孔明留蜀，军中几乎无人能够对刘备的战略战术提出异议，更不用说奇谋妙计了。只有黄权通达军谋，但得不到信任，难展其能。黄忠先此而亡，张飞死难，赵云留守江州，马超、魏延北据魏军，竟然没有一位名宿大将随征，所用诸将大都是一些平庸之辈。这些人是否能够服众，是否具有指挥作战的能力，姑且不论，但其自然不能震慑敌人，反长敌军士气。所以，负面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无自知之明。刘备兵本来兵力有限，汉中必须布以重兵防魏，又失荆州北三郡，分散了一些兵力；本要张飞率巴西兵万人，自阆中会江州，张飞被杀，这万余人是否调到了夷陵前线，史无记载。权算其数，可用兵力，倾其所有，大约也只能调集四万余人，所以，仅就兵力而言，同陆逊都督五万人相比，并不占优势。况且陆逊守势待敌，兵力容易集中；刘备长驱而进，沿途设防，兵力自然分散。但刘备却没有自知之明，认为以此足以败敌复仇；既得武陵“蛮夷”愿为己用，遥为策应，更觉得胜利在望了。实际上，刘备可用于阵前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相反，陆逊在虢亭决战前，则已把所督诸将各部大都集中到作战前阵，相对兵力超过了刘备，在兵力上占了伏势，具备了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能力。

第四，不知彼。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刘备出兵，只是激于义愤，没有对魏蜀吴三方基本形势作出应有的分析。他对魏吴能够达成谅解，暂时媾和，从而使孙权可以将主要精力和兵力用于对付蜀军的形势估计不足，此其一。其二，他没有认识到魏国曹丕仍在忙于巩固地位，暂时不可能在秦川举兵，从而使自己不敢把备战于汉中的具有战打虢亭争经验的将领和富有战斗力的主力部队调动一部到荆州前线。其三，最为重要的是，他低估了孙吴的军事力量和军队将领的指挥水平。时，吴名将鲁肃、吕蒙、甘宁先后死去，陆逊虽在打败关羽时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刘备眼里，年已三十八岁的陆逊仍被看作是不谙军旅的年轻人。其四，他不善灵活机变因时因地具体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错把劣势当优势，缺乏应有的应敌之变。

第五，舍船就步。蜀军居水上游，乘船作战，顺水而下，势难抵挡，是其有利条件。战争开始时，最使陆逊担心的也是蜀军“水陆俱进”。但刘备却抛开这一有利条件，而是“舍船就步”,跋涉并屯兵于“苞原隰险”之地，其结果便是士卒疲敝，立营难固，最终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第六，连营向前。刘备长驱深入数百里，连营数十座，虽然声势很大，但却埋下了严重的危机。善治兵者皆知其误。由此可见，刘备之失，失在制军有误。但是，客观地说，还应该看到刘备如此布兵亦是被形势所迫。他长驱深入，只控长江沿线，两厢大都为敌方领地，不能不担心敌人断其后路。连营向前，正是为此。

第七，师疲不振。蜀军东出，利在速决。但陆逊大步后撤，避免接触，以待敌疲而战的方针，使刘备无法实现目的。因此，“自正月与吴相拒，至六月不决”。师老兵疲，刘备熟视无睹，抑或虽知而乏复振之策，客观效果都一样。因此一败涂地，不堪收拾。

第八，没留后路。说刘备完全没有考虑后路，自然不是这样。他沿江设营四五十座，目的不外乎：一保军需可继；二御两厢敌人，防断后路；三利大兵进退。但他没有考虑战争或有大失的可能，因此也就没有虑及战略退却和安全撤兵的问题。因此，其一，他立营虽多，但却没有选择有利地势建立几个可资战守的据点；其二，由于自上而下没有兵败退却的思想准备，俗谓“兵败如山倒”。预为战败之谋尚且如此，况无如此准备者。

战争是由敌战双方来进行的，胜败自有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的因素。因此，讨论刘备的失败原因，不能不探讨孙权的得胜之道：

第一，准备充分。孙权击杀关羽以后，知刘备必兴兵复仇，虽然试图谋和，但不抱幻想，因此在战备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第二，战略正确。孙权最为正确的战略决策莫过于同魏修暂时之好，避免两面作战，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刘备。否则，他不敢也不敢将其主力部队和诸多重要将领置于夷陵前线。其次便是先取守势略防御，不惜大步后撤，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有时机成熟，一举歼敌。

第三，用人准确。孙权重用陆逊，足见其很有知人善任之明。当时，战功卓著，且职爵高于陆逊的宿将如朱然、吕范、韩当、凌统、徐盛等俱在，但是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却将相对年轻的陆逊由校尉遽拔为偏将军，抚边将军，右护军，镇西将军，封侯，进而临变受命为大都督，假节，督兵抗敌。一路轻云直上升迁之快，世所少有。因而诸将多有不服者。实践证明，陆逊是当之无愧的帅才。一是打败关羽以后，他在不长的时间里有效地控制了荆州之地；二是他熟悉兵法，甚通谋略，能屈能伸，善知制敌策略不制于敌的策略；三是他尤知御将之要，刚柔相济，最终能够把资深老将团结在自己周围，全力对敌。

第四，拥有地势之利。历史表明，自刘备谋蜀起兵之日起，孙权也同时加快了谋得荆州的步伐。及至关羽败死，孙权已完全控制了长江水域及其临江诸郡、沿岸战略要地，迫使刘备只能沿江布兵，连营向前。连营七百里，自然兵力严重分散，后方既远，又乏两厢策应，蜿蜒如同长蛇，一旦头部遭到致命打击，全身立即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