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夷陵惨败 错误发动复仇战争(1 / 1)

刘备即位之后,立即着手东征,准备讨伐孙权,为关羽报仇。赵云反对这场战争,他不顾臣下的劝谏,执意东征。就刘备的心理本质而言,不会因关羽之死而发疯发狂,他是不肯就此失支荆州。关羽败死麦城后,蜀、吴都在为一场不可避免的复仇与反复仇的战争积极准备,魏国也因此而相应地调整着自己的战略。

曹操居心叵测,希望吴蜀能够打起来,两败俱伤,双方的力量都得到削弱,因而鼓励战争的爆发,特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曹丕继位后,利用两敌相持的时机,加速称帝的步伐,最后实现称帝,称帝之后拓展、巩固了西北边防,遏制刘备北向凉州地区的发展,同时不在魏、吴边境示兵,封孙权为吴王,支持孙权备战抗蜀。

孙权则更为主动地频频加紧同魏的联系:

建安二十四年(219)十二月,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做皇帝;

遣校尉梁寓入贡;并派人入魏“市马”;

遣返前时(建安十九年,214年,闰四月)所获魏庐江太守朱光;

延康元年(220)七月,入魏“遣使奉献”;同年十月,对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为魏帝的这样大事,西蜀一片哗夷陵古战场

然,大骂曹丕“载其凶逆,窃据神器”,不久刘备便自称帝,而孙吴却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黄初二年(221)八月,“卑辞奉章”,特遣使向曹丕称臣,礼送前被关羽所获而后归吴的于禁回魏。

魏国侍中刘晔非常清楚地指出了孙吴“请降”的实质。史载:“孙权遣使求降,帝(曹丕)问晔。晔(时为侍中)对曰:‘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取荆州四郡,备盛怒,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指魏)乘机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则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权善用兵,见策知变,其计必出于此。今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今还自相攻,天亡之也。宜挥师,径渡江袭其内。蜀攻其外,我袭其内,吴距亡不久矣。吴亡则蜀孤。若割吴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内乎!”曹丕不听,遂受吴降。

孙权坦然地接受了曹丕所给的吴王封号。史载,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封孙权为吴王,授予玺绶策书、金虎符、竹使符,以大将军持节督交州,领荆州牧事,加九锡。

受封之后,不仅立即派人“入谢”,而且进献方物;史载:“是岁,魏文帝遣使求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吴国群臣一致反对:“荆、扬二州,贡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礼也,宜勿与。”孙权力排众议,指出:“方有事于西北,江表元元,恃主为命,非我爱子邪?彼所求者,于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谅阎之中,而所求若此,宁可与言礼哉!"通通照单与之。

只有一点,孙权没有听魏的话。孙权为王以后,即立其子登为太子,曹丕欲封登为万户侯,并试图引以为质,“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

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孙权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即以卑下之态,在一段不长但是却很重要的时间里有效地稳住了曹丕,从而得以专心致志对付刘备。

蜀是战争的发动者,但实际上,刘备忙于称帝,无暇对这场战争进行战略思考。对魏,他固然难谋进取,但也不思暂时缓和的策略,反使其得机平定了西北地方叛乱,从而构成了北面的后顾之忧;孟达降魏,丢失了东出的战略要地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借称帝之机,大骂曹魏,进一步构恶双方的关系。因此,刘备面临着两面备兵的军事局面。从战略上说,未及交兵刘备即已先输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