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失荆州，走死麦城之后，刘备又丢失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追究其原因，刘备、诸葛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前文述及，建安二十四(219)年，刘备命宜都太守孟达从秭归北攻房陵，并取上庸、西城地。这是一项很重大也是很正确的战略决策。

孟达受命之后，奋勇出击，正当孟达自我感觉甚好、谋取上庸的时候，刘备却对孟达怀有疑心，“阴恐(孟)达难独任”,又遣养子、副军中郎将刘封自汉中顺沔(汉)水而下，“统(孟)达军，与达会上庸”,从而影响了孟达的军事指挥权。这样做的结果是，最终导致了孟达、刘封不和，伏下了孟达叛归曹魏的危机。

刘封受命统领孟达所部，与孟达会攻上庸，曹魏所置上庸太守申耽率众投降。申耽“遣妻子及宗族诣成都”,刘备加封耽为征北将军，“领上庸太守、员乡侯如故”,同时以耽弟申仪“为建信将军、西城太守”。由于战功刘封由副军中郎将升迁为副军将军。孟达虽然在攻取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地时不无战功，但是没有得到封赏。

房陵诸郡，地近襄阳，距离不过百余里，最便出兵东向，因此关羽围攻樊城、襄阳时，情势紧急，“连呼封、达，令发兵自助”。但刘封、孟达正处争夺兵权的斗争中，而且也没有得到刘备的直接号令，所以不愿东出，自然也有理由拒绝关羽的调遣，因而“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

关羽失败被杀后，刘备对孟达、刘封袖手旁观不救关羽恨之入骨。不久，后台很硬的刘封完全剥夺了孟达的兵权。孟达既惧罪，又愤刘封夺其兵权，遂表辞刘备，率其所部投降了曹魏。

孟达当时的境况很不妙，与其被刘备诛杀，还不如另寻出路，迫于当时的情势，为了生存考虑，他选择了投降曹魏的道路。

由孟达降魏事可以看出刘备、诸葛亮不但颇乏知将之明，而且亦乏御将之策，特别是不善处理危机关头将帅自疑的问题。

曹丕对于孟达来降非常高兴，封孟达为散骑常侍、武建将军、平阳亭侯，将房陵、上庸俗、西城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以孟达为新城太守。

随后，曹丕遣征南将军夏侯尚、右将军徐晃，与孟达联兵共袭刘封。孟达给刘封送去了一封劝降信，出于离间的目的，讲述了刘封的危险处境，指出：“势利所加，改亲为仇，况非亲亲乎!”

刘封既为刘备养子，自以为不会受到刘备的重罚，怀着这种侥幸心理，因而没有接受孟达的劝降。

但是，在魏国大兵压境的情况下，此前归附的魏将申耽、申仪兄弟，又先后叛蜀降魏了。魏以申耽为怀集将军，徙居南阳；申仪袭兄封号，为员乡侯，魏兴(蜀西城)太守。

刘封在申仪的攻击下，“破走还成都”。既至，刘备历数刘封之罪责，一为“侵陵(孟)达”,致使孟达降魏；二为“不救(关)羽”,致使关羽败亡。罪该处死，但是不是将其处死，尚在犹豫。诸葛亮考虑得更远，“虑封刚猛，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意思很明了，就是深恐有朝一日刘封起兵谋位。刘备何尝不如此想，于是“赐封死，使自裁”。

刘封临终前仰天长叹：“恨不用孟子度(达)之言!”据说，刘封既死，刘备为之流涕。人之常情，当非假意。

孟达降魏，之后刘备尽失房陵等三郡地，在战略上失掉了由汉中东出、沿沔水而下东击曹魏、威胁孙吴的地理优势。其损失仅次于失荆州。后来，诸葛亮对于孟达意欲叛魏归蜀的事亦乏战略上的考虑，处理不当，致使自己谋伐曹魏的道路只存北出汉中一途。

孟达的下场也很惨。

孟达初期受曹丕宠信，曹丕后来去世，孟达失宠，诸葛亮曾修书招孟达，孟达上了诸葛亮的当，领归附，后曹魏知其欲反，让司马懿杀了他。

太和二年(228)春，司马懿攻新城，“诱达将李辅及达甥邓贤，贤等开门纳军。达被围旬有六日而败”。司马懿将盂达的首级送到洛阳示众，“焚其首于洛阳四达之衢”。

孟达一降将死不足惜，诸葛亮坐视不救，并不为过，但是，他本来可以乘机发兵，轻而易举地拿下三郡，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贻误了军国大事，实在是不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