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孙权、曹操是三个利益独立的实体，各自决策的出发点，都在于为自己谋取利益。联合一方，必然会削弱另一方，削弱另一方的同时，会使联合的一方力量增长，成为自己的潜在敌人。如果没有孙刘联合，也就没有赤壁的胜利，当时孙权联合刘备，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刘备的势力发展迅猛，自取得房陵、上庸以后，益州与荆州在地理上从南到北联成一体，使关羽在荆州壮大，形成对孙权的威胁，并且这种威胁远远胜过曹操对孙权的威胁。“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任何联盟，实质上都是利益上的联盟，因为孙权与曹操有利益上的共同点自然很容易暂时抛弃前嫌而达成联盟。

必须指出的是，刘备、诸葛亮在没有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授关羽以重任，使之镇守荆州，应该归责于他们决策失当，缺乏知人善任之明。

关羽其人，高傲自负，轻视他人，都督荆州事以后，这种致命的缺点，更有了新的发展。对此，刘备、诸葛亮都心知肚明。但他们都没有对其施之以教，更不敢行之以约束，反而采取了放任纵容的态度。下面几件事，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史载：“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故意给关羽戴高帽的一个典型例子。

《三国志·黄忠传》载，刘备汉中为王之后，欲以黄忠为后将军。当时，刘备、诸葛亮都想到关羽会有不满，诸葛亮对刘备说：“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可尚喻指；羽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刘备说：“吾自当解之。"意思是他会做关羽工作的。《三国志·费诗传》记载了这件事：“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平)、韩(信)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黄忠字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指关羽)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羽乃大悦，遽即受拜。”费诗遵循刘备、诸葛亮的意旨，尽量迎合关羽喜欢戴高帽的心理，尽量说些悦耳之言，说得关羽很舒服。

虽然关羽傲慢自负，但是他还有刚毅勇敢、颇多凛然之气的一面。刮骨疗毒，令人叹服。史载：“攻樊时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据载，孙权为了暂时稳定孙刘两家关系，曾经派遣使者为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羽骂辱其使，不许婚”。孙权感到很没面子，关羽“不许婚”这件事，极大地激怒了孙权，使孙权对关羽产生更深的敌意。

另，鱼豢《典略》载，关羽围樊时，孙权曾一度想援助关羽，“遣使求助之”。正式的使节出发前，“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然而，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关羽不但不抓紧机会暂时稳住孙权，或利用吴军牵制曹操的一部分军队，反而毫无道理地“忿其淹迟”。当时，于禁已经投降，关羽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出口不逊，大骂孙权：“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短短数语，不仅侮辱了孙权，而且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野心。据说，“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表现出了一个战略家的心计，表面谦逊，实则暗中加紧谋划新的对策。

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关羽围曹仁于襄樊，并且水淹于禁七军，“以舟兵尽虏禁等步骑三万送江陵”,从而形成了北扼汉水、南控长江的形势。如此形势，直接构成了对东吴的严重威胁。

诸此等等，迫使孙权在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并在战术上积极备战。很快，一种新的战略方案便付诸实施了。

孙权很清醒，第一，单靠自己的力量，尚无绝对取胜的把握；第二，两面作战不可取。因此，要想同关羽较量，必须暂时和曹操建立联盟。《三国志·吴主传》载：“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史载：“孙权上书称臣，称说天命(劝曹操做皇帝)”。孙权此举，计在自保，但也恰好适应了曹操准备联吴抵抗关羽的战略调整。

孙权“乞以讨羽自效”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曹操“许割江南以封权”的承诺，于是这个各怀异心互相利用的孙曹联盟就此形成，这件事不但表明孙、曹关系的巨变，而且也昭示出关羽必败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