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占领汉中。是乘胜入蜀，还是知足常乐，留下守军，大军撤走?曹操最后没有乘胜进军，而率大军回转，这是曹操的一个重大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使刘备转危为安，化险为夷。

丞相主簿司马懿和刘晔都主张乘胜入蜀托孤。司马懿对曹操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为进兵之良机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机不可失也。”刘晔也向曹操进言，说：“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必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司马懿和刘晔的主张很明确：一是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附；二是刘备带兵离蜀，已“远争江陵”,保卫荆州三郡，蜀境兵力有限；三是乘屡战屡胜之威和蜀人震恐之机，直捣成都，必可传檄而定。简而言之，一句话“机不可失，乘胜入蜀托孤”。曹操对司马懿和刘晔的意见竟然当作耳边风，他感慨地说：“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七天后，有蜀降者说曹操克汉中以后，“蜀中一日数十惊，守将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曹操方有点动心了，问刘晔说：“今尚可击不?”晔说：“今已小定，未可击也。”时过境迁了，不能进攻了。

曹操该不该乘胜入蜀，后人有不同评论。南朝宋人裴松之注《三国志》时，认为曹操失掉一次大好机会。他说：“魏武后克平张鲁，蜀中一日数十惊，刘备虽斩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刘晔之计，以失席卷之会。”反对曹操乘胜入蜀的人的主要理由是：一是曹操深知，蜀道之难更过散关之险，以疲惫之师越险攻蜀，怎得“席卷”;如果曹军深入，蜀军据险守要，会使曹军陷入进退两难之地胜负未了；二是江东孙权、荆州关羽均在窥伺自己的后路，如果大兵入蜀，必将授孙权、关羽以机，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三是陇右初平，羌人未附，汉中初定，根基不稳，遽然推进，军需难继；四是内有牵挂，曹操不愿进攻巴蜀。事实是最好的证明，曹操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回到邺；三月亲耕籍田，行天子之仪；五月晋爵为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四月“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成为实际上的“天子”。毫无疑问，这才是曹操急于引军而还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因为当此之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权力，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曹操当时乘胜入蜀，完全可以取得胜东汉吉语残砖利，有以下五个原因：

第一，当时双方的重要谋臣都认同这一点。曹操那边，足智多谋数败诸葛亮的司马懿认为“机不可失”;颇有军事才能、屡被曹操称许、在曹丕称帝后屡献大谋以应吴、蜀的刘晔亦认为，应该“因其倾而压之”,富有远见地指出如果不取，“必有后忧”。刘备这一边谋臣法正分析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耳。”也就是说，法正也认为，以曹操之智谋和势力，足可以“因此势以图巴、蜀”。

第二，从当时的军事态势看。曹操克汉中，入南郑，益州震惊。蜀臣杨洪说诸葛亮增兵刘备时说过：“汉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发兵何疑。”可见，汉中的战略地位，对蜀来讲是何其重要。曹兵驻扎南郑，实将益州北门控制在手，形势极为有利。不久，张鲁投降，巴郡内的七姓夷王、赛邑侯均降附，曹操因分巴郡为三，以夷帅分别担任巴东、巴西太守。这就是说，益州刺史部的北部，包括汉中、巴东、巴西郡等实已成为曹操的实际控制之地。而刘备的主力，的确如司马懿所说正远争江陵。曹操建安二十年(215)七月入南郑，刘备闻听“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的消息，才慌忙割荆州，同孙权和解，及至引军还江州，已是当年十一月间的事。可见，曹操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占据军事优势。如果是大军乘胜而进，那么蜀中就绝不会“小定”,而是争相逃命“一片混乱了”。

第三，从地理形势看，凡认为曹操退兵的决策是正确的，大都强调蜀道之难。曹操既履散关之险，必忧蜀道之难。事实上，蜀道虽然难行，但曹操根本不用担心。当时，汉中郡属益州刺史部，是益州的北部屏障和门户，阳平关既是南郑的关隘，又是益州的关隘。克阳平，取汉中，实际便扼住“益州咽喉”,然后即可避过米仓山、大巴山艰难之处，沿嘉陵江谷地南进入蜀。后来张郃入蜀走的就是这条路。

第四，后顾之忧虽有，但是并不严重。曹操征张鲁之时，亦是孙权、刘备矛盾日趋激化之时。曹操毅然用兵汉中，也正是由于看准了这一点。曹操将攻汉中，本已剑拔弩张的孙、刘两家“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七月曹操陷阳平、取南郑，八月间孙权即率众十万围合肥，结果惨败于曹操的预谋之下。应该说，孙权、关羽等的确是后顾之忧，不可不防。但就当时的情势看，并不可怕，一是孙权新败，重创之后，短时间内不可能组织大的进攻；二是孙、刘矛盾依然存在，不可能形成可靠的联盟；三是孙、刘两家当时均无进取中原之谋。实际情况的确如此，从建安二十年(215)七月曹操拔汉中，到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曹操还邺，以至建安二十二年(217)正月曹操主动攻孙权，前后一年半，孙权均无大的军事行动。因此，不能把后顾之忧看得过重；事实上，曹操也没有把它看得太重。

第五，羌人尚不构成后方的威胁。实则从历史记载看，当时的羌、氐诸部虽不内附，并曾助马超、韩遂抗操，但极少主动攻击中原，每有战事，多系被动受兵。夏侯渊受命讨伐马超、韩遂，因势击其辅助势力，于是有了攻击兴国氐、长离羌和围袍罕斩宋建以及张郃兵入湟中，降服诸羌之举。当时韩遂已死，马超已逃，诸羌虽众，但诸部多附于曹，并未形成什么统一的反抗力量。所以，观其当时之大势，诸羌不会贸然行动，曹操不该考虑这个因素。

总之，曹操既取汉中而未能乘胜入蜀是其一生中不亚于赤壁之败的又一次历史性错误。事实上，造成这次错误决策的根本原因是曹操急于巩固和发展朝中权力，急于回朝筹划晋爵为王(回邺三个月后),进而“设天子旌旗，出入称警跸”(一年后)和戴上“十有二旒”的天子才能戴的冠冕，“乘金根车，驾六马，设五时副车”(一年半后)。

曹操这次失误，却使刘备化险为夷，果如司马懿所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自此之后，刘备、诸葛亮自始至终都把汉中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紧紧地扼住了益州的出入门户；曹操则从此陷入被动挨打局面，从外线主动进攻转为内线被动御敌，从此再也没有夺取益州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