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物产丰饶，产盐的历史很悠久，盐铁之利是蜀地的重要经济支柱。秦时已置盐铁官管理盐铁交易。李冰为蜀守，“识齐(察)水脉，穿广都(今成都东南)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矣”。西汉临邛(今四川邛崃)人卓王孙以冶铁煮盐发家致富，家赀数千万，童仆上千人。
西汉和东汉当局都重视蜀地盐业的管理和开发。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是以县官(指朝廷)用饶足，民不困乏”“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东汉解除盐铁禁令，但加强了盐铁税赋的管理和征收。汉末军阀混战期间，曹操用治书侍御史卫觊的建议，实行盐铁“监卖”政策。
盐铁经济如此重要，刘备、诸葛亮自然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入蜀之后，虽然没有迅即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严厉的官营政策，但立即建立和健全了盐铁的管理机制，控制了盐铁之政，从而收到了与盐铁官营同样的效果。
据《三国志·王连传》载：“及成都既平，以(王)连为什邡令(治今四川广汉南),转在广都，所居有绩。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于是简取良才以为官属，若吕乂、杜祺、刘干等，终皆至大官，自连所拔也。”《吕乂传》亦谓：“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后校尉王连请(吕)乂及南阳杜祺、南乡刘干等并为典曹都尉。”后来王连升官蜀郡太守、兴业将军，仍然“领盐府如故”。可见“盐府”的重要。
由此可以看出刘备初定益州，便把盐铁之利放到了重要地位，而且非常用心去配备和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稳定的、有效的盐政管理机构。
盐政的最高主管官为司盐校尉，属官有典曹都尉等。校尉、都尉均属武职，说明盐政管理不属地方，具有军管性质，直辖于中央。校尉、都尉的官秩分别为二千石和比二千石，位当列卿，说明盐政管理在国家部门中地位相当重要。“简取良才以为官属”云云，说明盐政管理系统对于管理人员的任用很严格，司盐校尉的属官最终大都做到“大官”,更加证明了当政者对于选拔盐政人员的重视。据载，都尉吕又来官至尚书令(丞相);杜祺历任郡守、监军、大将军司马；刘干官至巴西太守。
蜀地井盐资源相当丰富。四川境内，魏晋时期，东起朐忍(今云阳),西至临邛(今邛崃),北到汶山(今汶川),南至越寓(治今西昌),都分布井盐产区。
由于官府对盐业的重视，食盐生产技术，特别是“官灶”的煮盐技术，有了迅速提高。昔时一灶五锅，蜀汉时期已有一灶十四锅者。例如，《太平寰宇记》“贵平县”条引《益州记》说：“官有两灶二十八镬，一日一夜，收盐四石，(色白)如霜雪也。”而且，已知使用“井火”因而大大提高了产量。“井火”可能是天然气，晋人刘逵《蜀都赋》注称：“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常琥《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说，临邛县“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说明使用天然气可以提高煮盐的产量和质量。
对于冶铸方面的政策，大抵实行了如同盐政一样的管理体制，甚或更多官营性质。《三国志·张裔传》载，刘备入成都，“以裔为巴郡太守，还为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器”。铁器之用，无非农战。由官府控制了冶铁业。中郎将本武官，官秩比二千石，以武官主管冶铸，称司金中郎将，如同以校尉主管盐政一样，同样表明了它的军事管制性质。
刘备用张裔为司金中郎将，如同曹操用韩暨为司金校尉、王修为司金中郎将用意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看重了他们的能力。韩暨发明水排，“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监冶谒者)七年，器用充实”。
历史上留下了不少有关刘备入蜀以后冶铸方面的记录，证明了他对于冶铸业的重视以及蜀汉冶铸业所达到的水平。
陶弘景《刀剑录》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先主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一先主自佩，一与太子，一与梁王理，一与鲁王永，一与诸葛孔明，二与关羽、张飞，一与赵云。各剑之上，都铸上了诸葛亮的亲笔题词，内容为“书作风角处所”。“风角”为古时占候之术，《后汉书·郎颛传》有李贤注说：“风角谓候四方四隅之风，以占吉凶也。”可见，刘备铸长剑和曹操做百辟刀的用途都是一样的，尽管质地上乘锋利无比可做武器使用，如曹植得到百辟刀后特作《宝刀赋》,其中有谓“故其利：陆断犀革，水断龙角，轻击浮截，刀不纤削”。但主要不是用作武器，而是用来趋吉避凶。曹操在《百辟刀令》记载了百辟刀事：“往岁作百辟刀五枚适成，先以一与曹丕。其余四，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将以次与之。”曹操在《内诫令》中又说道：“百炼利器，以辟不祥，慑服奸宄者也。”“百炼利器”,指的就是曹操制作的五把百辟刀。他把五把经过千锤百炼的宝刀分给儿子们，用于除凶辟邪，震慑奸人。刘备把铸好的八把宝剑分赐儿子和心腹，自然亦取“百炼利器，以辟不祥”之意。
《古鼎录》说，刘备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丙穴，地名，在今陕西略阳县东南);又铸一鼎，沉于永安(今重庆奉节东)水中；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曰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
《书苑》说，蜀先主常(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
《鼎录》说：“龙见武阳(今四川彭山东)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沉水中。”
《鼎录》又说：“章武三年，又作二鼎，一与(儿子)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儿子)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刘备铸鼎，也是为了趁吉避凶，祈祷国运昌盛江山永固。
刘备实行的盐铁管制政策收到了多大的经济成效，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仅就王连为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一语可以看出，盐铁收入当是刘备入蜀建国初期的重要经济来源，而且确实收到了成效。
后来，刘备去世之后，诸葛亮继承、发扬了同刘备一起推行的盐铁政策，因而留下了更多的盐铁记录和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