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占有江南四郡之后，今非昔比，人气旺盛，荆州故旧纷纷找上门来，实力不断增强，“跨有荆益”自然成为下一步的战略目标，如果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先解除后顾之忧，解除后顾之忧就需要同孙权搞好关系，条件成熟之后，再西取刘璋，占有巴蜀。

刘备力量的逐渐强大，使孙权隐隐不安。但另一方面，孙权知道，曹操依然是他的劲敌。

建安十四年(209),曹操连连向孙权示兵。三月，把赤壁败军集中到谯来，“作轻舟，治水军”,积极备战，并派出军队解除了孙权对合肥的包围；七月，自涡(淮河支流)入淮，“出肥水，军合肥，开芍陂屯田”;十二月，遣**寇将军张辽讨斩庐江人陈兰、梅成叛乱，并以张辽和折冲将军乐进、破虏将军李典率领七千人屯驻合肥，锋芒直逼孙权东线前沿阵地。

如此军事态势，孙权权衡弊利自然不敢腹背受敌，开罪刘备。

刘备此时既有不小的地盘和势力，腰板自然硬朗起来，所以敢于至吴见孙权。

事实上，共同的利益，又把他们绑到一起。刘备和孙权当时都认识到北有强敌而不宜将对方吃掉，精诚团结成为共同的需要。

刘备的资历和最近的发展让孙权颇为重视，为了安抚刘备，巩固联盟，孙权用自己的妹妹进行政治联姻。“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权稍畏之，进妹固好。”

这条记载说明，是孙权主动将年仅二十岁左右的同父异母妹妹嫁给年已四十九岁的刘备的。

这是一桩双方自愿的政治婚姻。

建安十四年，刘备的妻子甘夫人病卒南郡。这件不幸的事，适为孙权和刘备“结好”的谋略提供了契机。刘备二位夫人既丧，想跨有荆益，必须结好孙权才能安心西向，于是刘备欣然接受。

但从历史的记载看，这桩婚姻，自始至终都笼罩在政治的阴影中。刘备也没有在这桩婚姻中得到什么幸福。《三国志·法正传》说：“(权)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凛凛”是心中感到有一股阴森寒气而恐惧的意思。为什么呢?“恐为所图也。”《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也说：“此时先主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据说，刘备为了壮胆，特意将赵云安排在身边：“先主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可以想象得到数年中，孙权时以妹妹为砝码胁迫刘备，刘备则亦始终处在紧张的戒备之中。

孙权是什么时候将妹妹接回去的?

《资治通鉴》卷六六说，建安十四年(209)十二月“权以妹妻备”,建安十六年(211)“孙权闻备西上，遣舟船迎妹”。由此可知，他们的婚姻仅有两年的时间。《云别传》说：“先主入益州，(赵)云领留营司马……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将后主(刘禅)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后主还。”《三国演义》“赵云截江夺阿斗”就是据此演义而成的。

孙权趁刘备西向不在家，派船把妹妹接回了娘家。

历史表明，权妹返而难归，是这桩政治婚姻的必然历史悲剧。就孙权来说，迎妹回吴是愚蠢之法，不但暴露了自己的意图，恶化了与刘备的关系，相反，还使刘备得以解脱。就刘备来说，自然当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是孙氏既回，刘备一身轻松，不仅纳妾数人，生下儿子刘永、刘理等人，并且毫无顾忌地纳刘焉儿子刘瑁的遗孀吴氏为夫人；二是使孙刘裂痕加深。在吴蜀战争成为不可避免时，失去了一剂有利的缓冲剂。总而言之，这桩政治婚姻的结束，对于双方，都是弊大于利。直接受害者是年轻貌美无辜的孙氏夫人。孙夫人回吴后，史无记载，不知所终。

荆州的最后归属，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一直是孙、刘双方斗争的焦点。孙、刘联姻结好，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安心发展。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完全信任对方，都伺机占有荆州。

从孙权角度而言，刘备在荆州势力的存在，明显地制约着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他们总有一种“养虎遗患”的忧虑感。为了制约刘备和北战曹操，周瑜曾提出过“取蜀(刘璋)而并张鲁”的策略。周瑜对孙权说：“今曹操新败，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指孙权)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孙权采纳了周瑜的建议，可惜，周瑜返还江陵途中英年早逝，病卒于巴陵，他的计划未能实现。

史载，周瑜弥留之际，给孙权书，除述知遇之恩外，一言形势严峻，坦言对刘备的疑虑；二荐鲁肃自代。书谓：“……人生有死，修命短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瑜死不休矣。”

“刘备寄寓，有似养虎”,清楚地反映了孙权、周瑜的心理状态。这说明，周瑜深谋远虑看到了孙、刘稳定局面下潜伏着危机；也反映了他痛恨刘备对刘备必欲除之的决心。应该说，周瑜的意见也有一定道理，但失在对于相对稳定的局面以及鼎足形势的必然性认识不足。

虽然周瑜始终极力劝谏，但是孙权和鲁肃并没有按照周瑜的意见办，鲁肃坚持了将荆州部分地区“借给”刘备的策略。鲁肃的策略自有他的目的，即名之为“借”,实际是在“借地”的名义下，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刘备的占领区内，从而牵制刘备。《三国志·鲁肃传》说，瑜死，孙权即以鲁肃为奋武校尉，代瑜领兵；令程普领南郡太守，继领江夏太守；将已为刘备占有的长沙郡一分为二另设汉昌郡，试图将今湘阴、岳阳及其以东地区控制在自己手里；同时，加强荆州江南四郡以东的实际军事控制，分扬州部之豫章郡地加设鄱阳郡。如此部署，说明孙权、鲁肃对刘备高度戒备，他们的手段虽然与周瑜不同，但是却同样收到异曲同工之妙。

就刘备方面来说，他自然明白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利害冲突，联盟早晚要解散，只是时间问题，因而积极扩大军事力量。他虽然不与孙权明争，但实际不断加强着对于已有地区的实际控制，并且实际上已经制约了孙权在荆州地区的发展。他自驻公安，而以关羽为襄阳太守驻江北，并将南郡的江南地分出来另置宜都郡让张飞统兵驻守。这样，便在实际上完成了对军事重地江陵的战略包围，从而控制了自江陵西上入蜀的长江水域和周边军事要地。

刘备在此期间不但注意军事部署，同时也曾注意到郡县地方政权的调整、建设和巩固。《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庞)统以从事守未阳令，在县不治，免官。”这说明县令如果政绩不佳，是要免官的。这说明，他在加强地方政权和治民安民方面也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全面衡量，刘备对于荆州大部分地区，主要还是军事控制。诸葛亮督三郡的任务是“调其军赋，以充军实”,关羽、张飞、赵云则均以将军衔领地方太守。因此，他在为政治民、经济等方面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