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储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乾隆皇帝归政铺平了道路，于是，在他当政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举行了传位大典，向全国臣民颁布了归政诏书，从而迎来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岁月。

建储虽为归政的前提，但是，乾隆皇帝提出归政思想的时间却早在建储之前。而且，最初提出这一思想的目的只是祈求长寿，并没有有意识地将其和建储问题相联系。据乾隆皇帝自称，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九月，乾隆皇帝举行即位大典之时，即曾焚香告天：“昔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相比。若邀穹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乙卯，予寿跻八十有五，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皇帝八岁即位，在位六十一年，终年六十九岁，在此前所有清代帝王中已为高寿。而乾隆皇帝即位时，已经二十五岁；六十年后，将至八十五岁高龄，因而，尽管他在口头上表示自己不敢上比皇祖在位六十一年之数，但就其本意而言，则是希望自己在年寿上超越圣祖康熙。乾隆二十五年(1760)时，乾隆皇帝度过了他的五十寿辰，而身体却健康得很，兼之其生母崇庆皇太后也非常健康，因此，乾隆皇帝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一度改变主意，表示只要崇庆皇太后健在，即使在位周甲，自己也不提归政之事。所以，在他六十岁以后，虽曾下令“预葺宁寿宫，为将来优游颐养”之所，并在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第一次向诸皇子公开提及归政之事，但在实际活动中，却对归政一事表示了相当消极的态度。

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崇庆皇太后归天，从而使乾隆皇帝失去了不行归政的借口；而次年东巡时金从善上书表奏建储，又使归政和建储问题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从金从善要求建储的呈词中，乾隆皇帝明显地感到一些臣民对自己“贪恋天位”的不满。为了替自己进行辩解，他一方面以历史上的许多帝王为例，大讲其“为君之难”,如针对唐宣宗、宋太宗、宋仁宗、宋英宗等对建储所持的抵触情绪，乾隆皇帝批评他们“惟知席丰履厚，以为君为乐，而不知为君之难也”。对于宋高宗、宋孝宗等“值多事之秋，当励其有为之志，乃未及耄期，而遽行内禅”,他的批评更为严厉，指责他们只“图一己之佚乐，而不顾国计之重轻，其人实不足取，则又朕所深薄者耳”。另一方面，又反复表示自己无意久恋天位。他说：“设或七旬、八旬以后，神志稍衰，不能似今之精勤求治，亦不肯贪天位以旷天工，且历代帝王，享位至四五十余年而归政者，实所罕觀。朕非不知足者，又何必定以六十年为期乎?”至此，八五退位归政最后才算确定下来。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度过了他的八十寿辰。由于距离八五退位归政之期日渐接近，兼之以年龄不断增长，健康状况也大不如前，归政一事逐渐提上了乾隆皇帝的议事日程。凡逢节庆寿诞，无不以归政为念；诗赋辞章，也时以传位为题。乾隆五十八年以后，距离退位归政之期愈益接近，这样，各种准备工作皆已着手进行。乾隆五十八年四月，乾隆皇帝以归政在即，“嘉惠士林之典，尤应预为举行”,决定从次年秋天开始至丙辰年春三年间，连续举行归政恩科乡试、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乡试、会试。乾隆五十九年年底，又下令各直省督抚将历年以来所有民间积欠银一千七百余万两、粮食三百七十五万石全部进行豁免，“俾小民节年欠项廓然一清，得以户庆盈宁，共游化字”。同时，他还在以往每逢年底普赏八旗兵丁一月钱粮之外，由国库拨出银两，赏借王公以下以至闲散宗室觉罗、八旗兵丁半年俸饷。

乾隆六十年(1795),有关归政的准备活动进入了**，各种加恩活动一件接着一件。正月间，乾隆皇帝下令将因过查抄家产的官员未曾完纳部分全部进行豁免，以示“法外施仁，恩加无已至意”。二月间，又下令增加“各直省岁试入学名数”。对于自己幼年时期的两个发蒙老师福敏和蔡世远，虽然已经故去多年，为了感念他们的教导之功，乾隆皇帝特将福敏晋赠太师，蔡世远加赠太傅，并各派员赐祭，以示“眷隆耆旧、崇礼师儒至意”。同时，归政恩科会试和嗣皇帝恩科乡试也相继举行。

在一切准备工作大致就绪之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在乾隆皇帝即位六十周年之际，乾隆皇帝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于勤政殿，当众取出当年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面的建储密旨，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决定次年新正举行传位大典。同时，还将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贵妃追赠为孝仪皇后；并为避讳起见，改皇太子名为颗琰。十月朔日，向全国颁发嘉庆元年时宪书，并以传位大典“实为旷古吉祥盛事，允宜广沛恩纶，俾薄海群黎，共沾湛恺”而下诏：“将嘉庆元年各直省应征地丁钱粮通行蠲免，以示朕与嗣皇帝爱育闾阎，同锡恩施至意。”

嘉庆元年(1796)正月元日，内外王公以下文武百官与朝鲜、安南、暹罗、廓尔喀等国使臣咸集太和殿，按班序列。尔后，礼部堂官首先至毓庆宫启请皇太子朝服出宫，恭候乾隆皇帝乘轿到太和殿升座。此时，鼓乐齐鸣，皇太子以下所有官员皆跪伏殿内，由宣表官员跪宣传位诏书。之后，两名大学士恭导皇太子到乾隆皇帝御座前俯伏跪地，由乾隆皇帝将“皇帝之宝”传授皇太子，嗣皇帝率领群臣再次向乾隆皇帝行九叩大礼。庆贺礼毕，已经成为太上皇帝的乾隆皇帝还宫，接受公主、福晋及未受爵的皇孙、皇曾孙、皇玄孙行庆贺礼。与此同时，嘉庆皇帝则御殿登基，接受群臣朝贺。礼部鸿胪寺官员登上天安门城楼，恭宣太上皇帝传位诏书及恩赦条款。

是年正月初四，乾隆皇帝又按预定计划，在宁寿宫、皇极殿举行了较之乾隆五十年时规模更为盛大的千叟宴。目睹传位顺利，万事如意，乾隆皇帝再度诗兴大发挥毫：

归禅人应词罢妍，新正肇庆合开宴。便因皇极初临日，重举乾清旧宴年。教孝教忠惟一笃，曰今曰昨又旬延。敬天勤政仍勖子，敢谓从兹即歇肩。

至此，全国臣民所瞩目的授受大典最后完成，于是乾隆皇帝过上了太上皇帝的生活。

两千多年以来，由于公开预立太子，不只在君主生前皇、储之间矛盾重重，关系极难处理，而且储君与诸皇子之间的斗争也相当激烈。这些矛盾长期积蓄的结果，往往在旧君去世、新君即位、最高权力过渡之时酿成一场惨祸，不是弟兄之间互相残杀、兵戎相见，就是平时处于潜伏状态中的宦寺、女宠之辈乘机弄权，以致所立新君多非旧君意愿。雍正皇帝制定的秘密建储制度虽在旧君生前对于皇、储斗争和诸皇子之间的斗争有一定的约制，但在其驾崩之后，他所指定的嗣君能否继位，却仍需视其托付是否得人而定。换言之，臣下仍然对嗣君废立起着一定的作用，建储中存在的一些漏洞并没有完全被堵塞。因而，雍正皇帝去世后，臣下请出其生前建储密旨时，因为名分未定，乾隆皇帝竟然“不敢自行启封”,而是“召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当面展缄敬阅”,由张廷玉于灯下宣读，方才名正言顺地即了皇帝之位。

乾隆皇帝在生前自行传位，是对雍正皇帝制定的秘密建储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这一措施的推行，不但能使自己的建储意志完全得以实现，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传位过程中“明颁诏旨，亲御殿廷，付托神器”,也避免了大臣等借机怙宠擅权的弊端。因而，尽管乾隆皇帝八五退位归政在时间上似乎晚了一些，而且在退位归政之后也依然不适当地集大权于一身，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通过传位而实现最高权力过渡的方式，还是十分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