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上皇”的称谓开始于皇帝制度形成以后的秦汉之际，本为在位皇帝对于生父的尊称。如秦始皇将自己已故之父秦庄襄王追尊为太上皇和汉高祖刘邦将在世的父亲刘太公尊为太上皇等。虽然太上皇位置极为受人尊崇，但是政治上并无实权，所以自秦汉以后，一些皇族子弟在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攫取皇位后，也将在斗争中失败的父亲或原来的皇帝尊为太上皇。如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掉其政敌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之后，逼迫其父唐高祖李渊退位，去当太上皇；又如明英宗被掳后放还，当时其弟明景帝已即位为君，于是将其尊为太上皇。就此而言，两千多年来，尊称太上皇者虽然大有人在，但在不少情况下，只不过是高级囚徒而已。

乾隆皇帝二十五岁即位，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苦心孤诣地经营了六十年之久，年老退位，当然不愿去做这样的太上皇。为了继续保持自己的最高权力，早在宣布归政之日，他即决定，归政之后，将那些因为自己年老而不能胜任的各种祭祀和礼仪活动交由嗣皇帝办理，至于“军国大计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他则坚决地表示：“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将来知所禀承，不至错误，岂非国家、天下之大庆。”根据他的旨意，军机大臣拟定传位事宜时，又使太上皇帝的礼仪规格和实际权力都远远地超出了嗣皇帝。按照这些规定，太上皇帝对人仍然自称为“朕”,太上皇帝谕旨称为敕旨；题奏行文遇太上皇帝字样，高三格抬写，皇帝高二格抬写；太上皇帝生辰称万万寿，皇帝生辰称万寿；文武大员进京陛见以及新授道、府以上官员离京赴任，皆需具折恭请太上皇帝恩训。而嗣皇帝拥有的权力，不过只是按期举行祭祀以及经筵、耕藉、大阅、传胪等礼仪活动而已；而且，还得向太上皇帝奏请之后方可以举行。用乾隆皇帝自己的话来说：“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因而，乾隆皇帝的归政并非名副其实的退位，不过是变亲政为“训政”而已。

乾隆皇帝在筹备归政事宜时，已为自己保留了极大的权力，而在传位大典举行之后，乾隆皇帝又大大突破了归政之时做出的诸多决定。其一是居住地。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时，乾隆皇帝即命令修葺宁寿宫，以其作为他归政之后的优游顾养之所，而在传位大典举行之后，他却仍然居住在养心殿。为了给自己找理由，他说：“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自图安逸耶。”嘉庆二年(1797)时，他又为自己迟迟不离养心殿解释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因为他已“寝兴六十养心惯”,这样，已经即位的嘉庆皇帝只好仍然居住在毓庆宫。

其二，嘉庆改元，照例应将嘉庆时宪书通颁包括宫廷在内的全国各地。但是，在臣下以“一体循用新朔，于心实有所未安”为由而呈请宫中仍行使用乾隆纪年时，他却欣然同意，并将臣下恭进之乾隆六十一年新历“颁赏内廷皇子、皇孙及曾、元(玄)辈并亲近王大臣等，俾得遂其爱戴之忱”,因此，一直到他去世时，宫中仍用乾隆年号。

其三，嘉庆改元，京中宝泉、宝源二局以及各省铸钱机构自应改铸嘉庆通宝，但是，为了表示对乾隆皇帝的尊重，在乾隆皇帝归政以后，却是“乾隆、嘉庆年号各半分铸”。

其四，更主要的是，在国家事务的处理中，乾隆皇帝也没有遵守归政时做出的一些决定。归政之际，乾隆皇帝曾经给予嗣皇帝以处理各部院衙门和各省题奏本章及任免官员的权力。然而，归政之后，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题本批答之外，乾隆皇帝一直牢牢地将批答奏折、任免官员的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中。为了对臣民有所交代，嘉庆元年时，他说：“自揣精神强固，又曷敢自耽逸豫，遂自谓闲人?是以至今每日披览章奏，于察吏勤民之事，随时训示子皇帝，俾得勤加练习，予庶不致有负昊苍鸿佑之恩。"一直到嘉庆三年

(1798)时，乾隆皇帝的视力虽然已经大不如前，“然披阅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尝稍懈”。虽然其中不少谕旨和奏折批答，如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和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的谕旨和奏折批答，皆是以嘉庆皇帝的名义发出，但由于军机处这一重要机构牢牢地控制在乾隆太上皇的手中，而嘉庆皇帝又必须事事聆听太上皇的教训，因而其中的内容，也大多都是体现了乾隆太上皇的意旨。

总之，在三年做太上皇期间，乾隆帝朝服像举凡官员任免、军务布置、政治举措、河工建设、蠲赈事宜等主要政务，乾隆太上皇无不事必躬亲。

当然，在乾隆太上皇牢牢地把握着主要权力的同时，因为不少礼仪活动已为嘉庆皇帝所分担，和归政以前相比较，乾隆太上皇肩上的担子还是大有所减。因而，处理重要政务之外，闲暇时间相对增多。利用这些闲暇时间，乾隆太上皇有时长时间地静坐沉思，陷入对自己童年生活的深深回忆之中：自己如何在父亲面前一字不遗地背诵经书，祖父如何开枪打死正在向自己疯狂扑来的大熊，又是如何夸奖自己和自己的母亲……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宛若如昨，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

除回忆旧事之外，有时，乾隆太上皇也想到了将来。嘉庆三年(1798)春，乾隆太上皇的玄孙载锡成婚，乾隆太上皇极盼其来年生子，好使自己在玄孙之外再见来孙。再有，当时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八岁高龄，很希望再能活上十二年，凑成一个整数，开创一个帝王年龄史上的新纪录。

乾隆太上皇虽然祈求长寿，但对自己的后事他也做了一些安排。其中着手最早的是陵寝的选择和修建。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本想在易州建陵。后来，又虑及雍正皇帝和自己相继于此建陵，后世子孙势必群趋而西，“则东路孝陵、景陵将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因而改令于遵化一带选择建陵地址。乾隆七年(1742)三月，大学士回奏，胜水峪一带“地傍祖陵，土色细润，自属吉壤”。于是，乾隆皇帝决定在此建陵，并在此后不久正式破土动工。孝贤皇后去世后，为了早日将其梓宫下陵安葬，在乾隆皇帝的严旨督促下，工程得以加快进行。地宫于乾隆十七年(1752)建成。是年十月，乾隆皇帝亲送孝贤皇后梓宫奉移地宫，并对工程修建之“坚固宏整”甚表满意。乾隆三十八年(1773),陵寝修建工程最后完成。从此之后，转入岁修阶段。归政以后，在考虑后事安排时，乾隆太上皇又虑及自己建陵遵化，恐怕因此而使西陵遭到冷落，因而又再次做出决定：自嗣皇帝以下的后世子孙为帝者建造陵寝时，应“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联，不致递推递远”。嘉庆二年(1797)时，又派遣户部尚书范宜宾、礼部尚书德明、总管内务府大臣组布等人再次对陵寝进行修葺。

除修建陵寝之外，对自己身后的丧礼、谥法，乾隆太上皇也都做了一些安排。关于丧礼，他规定按历代帝王先例，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除服；不得仿效古礼，行三年之丧。他说：“将来嗣皇帝如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嗣皇帝仔肩重器，惟当效法祖宗及朕敬天爱民、法祖勤政，勉承付托，此即孝之大者。”关于身后谥典，他也表示，只能谥之为“宗”,而不得谥之为“祖”。

由于乾隆太上皇年事越来越高，进入嘉庆三年(1798)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差，失眠、健忘症状也更加严重。据当时朝鲜使臣观察的情况是："太上皇容貌、气力不甚衰耋，而但善忘比剧。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故侍御左右，眩于举行。”身体既已如此虚弱，自然易于感染疾病。是年十一月，就在臣下计划为他筹办九旬庆典之际，乾隆太上皇却因筹办平定白莲教起义事务过于劳累焦虑染上了风寒。虽经御医尽力调护，不久即愈，但却留下了头晕目眩的后遗症，“饮食渐减，视听不能如常，老态顿增”,精力也大不如前。

嘉庆四年(1799)正月新正，乾隆太上皇尚出御乾清宫，接受嘉庆皇帝以下王公百官的朝贺。次日，病情突然恶化。闻知此讯，嘉庆皇帝急率御医赶赴养心殿救护。这时，已经进入弥留之际的乾隆太上皇握住自己指定的这个嗣皇帝的双手，“眷爱拳拳弗忍释”,之后即进入昏迷之中。延至次日凌晨，这个临御天下六十三年的老皇帝满怀着在位周甲、眼观七代的满足和未至百龄、不见来孙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九岁。

由于乾隆太上皇驾崩时已达八十九岁高龄，几乎超过了自有清以来所有的帝王，兼之以三年前已经举行了传位大典，因此，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对于乾隆太上帝的归西都不觉得意外和突然，“皇城之内，晏如平日，少无惊动之意，皆曰：‘此近百岁老人常事，且新皇帝至孝且仁，太上皇真稀古有福之太平天子’云”。

与此同时，朝廷关于乾隆太上皇丧事的操办也有条不紊地循例进行。当天，他的遗体即移殡乾清宫，嘉庆皇帝以下所有妃嫔、亲王、公主、福晋以及文武百官皆剪发成服，并成立了由睿亲王淳颖、成亲王永理、仪郡王永璇和大学士和珅、王杰等人共同组成的治丧机构。几天之后，和珅虽被捕拿治罪，但各种治丧活动却仍然照常举行。正月间，先后上其尊谥为“高宗纯皇帝”,并将梓宫移殡观德殿；二月间，决定开馆纂修《高宗纯皇帝实录》;三月，将乾隆皇帝陵寝定名为裕陵。是年九月初二，嘉庆皇帝奉乾隆太上皇梓宫自京发引。十五日，安葬裕陵地宫。从此，一代明主乾隆便永远地安眠在自己生前最崇敬的皇祖康熙皇帝景陵西面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