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统治后期，由于社会危机的空前深重，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全国各地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开始进入了**。其中林爽文领导的台湾天地会起义是这场革命风暴中影响最大的一次。

天地会组织创立于乾隆前期，最初只是闽、粤两省中流动性较大的小商贩和失去土地的雇工之间的秘密互助团体。由于当时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异常严酷，兼之以天地会本身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因而参加人员极少，活动极为秘密，对当时政局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年年末，随着闽、粤两省流寓台湾民人的不断增多，天地会也传播到了台湾，并在当地得到极为广泛的传播。台湾地处海外，距离清朝政府的统治中心极远，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多数流寓民人又是冒犯清朝政府的禁令偷渡私垦，富于反抗精神；到台湾后虽然仍行按籍居住，但却冲破了原来的封建保甲制度的束缚和封建宗族制度的羁绊。所有这些，都为天地会的传播提供了较之内地更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流寓台湾民人自身之间的矛盾以及台湾地区的吏治败坏，也对天地会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流寓台湾民人大多来自闽、粤两省的漳州、泉州、潮州、惠州等地，因而，闽、粤两省移民之间以及闽籍内部的漳州、泉州和粤籍内部的潮州、惠州移民之间经常发生武力冲突。对此，当地官员不是置之不理，任由事态发展，就是仅仅委员晓谕，企图敷衍了事。面对异乡殊俗，为了求得生存，命运相同的异姓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必不可少。

另外，由于清初以来经过内地移民的辛勤开发，到了乾隆统治时期，台湾地区经济到发展，民人生活富庶，因而到台湾做官成了贪官污吏竞相追逐营求的肥缺。仕台官员“不以涉险为虞，转以调美缺为喜。到任后利其津益，贪黩无厌”。这样，乾隆时期，台湾地区的吏治与内地相比更为腐败。其中，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即是一个贪污能手，他担任台湾镇总兵不过两年时间，即先后通过招权纳贿、收受规礼、纵容兵丁私回内地贸易逐利等方式聚敛财富五六万两。其他如台湾知府孙景燧，淡水同知程峻，台防同知刘亨基、董起斑及署诸罗县唐镒等人，“虽在任久暂不同，声名俱属狼藉”。因此，乾隆四十年后期，台湾地区的阶级矛盾相当尖锐，民人反清情绪也空前增长。所有这些，都为天地会的广泛传播和大规模的民人起义准备了条件。

在台湾地区天地会的传播活动中，林爽文和庄大田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林爽文与庄大田都是在乾隆年间先后移居台湾的，并都在乾隆四十年年末加入天地会。其中，林爽文曾充县衙捕役，素喜结交，为人豪侠仗义，“得来银钱肯帮助人，因此人多服他”,在广大天地会的会员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利用天地会这个组织，他们团结了相当多的一批贫苦民人，“有事大家相帮，不怕人家欺侮，也不怕官役拘拿”。庄大田在台南一带也有较大的影响，从而为后来进行武装起义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林爽文在彰化一带传播天地会的情况被当地官府发现，台湾知府孙景燧于是命令当地官员率领衙役前往拘捕。借此机会，“衙役从中勒索，无论好人歹人，纷纷乱拿，以致各村庄俱被滋扰”。同时，这帮恶棍还极其凶恶地纵火焚烧无辜村民房屋，威胁当地居民交出林爽文，并无理宣称：“如敢抗违，即烧庄剿洗!”在反抗是死、不反抗也是死的情况下，广大民人的反抗情绪再也无法压抑，十一月二十五日，林爽文、刘升等天地会员二百余人首先在茄芜山举起义旗。二十七日，他们组织当地民人两千余人向前来剿捕的清军发动猛烈进攻，并将其全部歼灭；尔后，这支起义民众又乘势一举攻破彰化县城，“抢夺仓库器械”,开狱放囚，并将知府孙景燧以下所有官员全部杀死，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攻克彰化以后，为了扩大战果，林爽文先后调动起义军，分路攻打鹿仔港、淡水、诸罗等处。十二月初，攻克诸罗，杀死县令董起斑、淡水同知程峻等人；与此同时，应林爽文之约，庄大田也组织台湾南部的天地会成员两千余人立即举事，并在十二月十三日攻克凤山。在他们的影响下，台湾各地天地会成员纷纷响应，一时之间，起义烽火遍及全台。

这时，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在广大起义民众的拥戴下，林爽文自称“盟主大元帅”,建元“天运”,封官授职。还先后颁布多项命令，规定缴获财物一律归公；损坏居民财物，“失一赔二，焚茅赔瓦”。严明军纪，“以安民心，以保农业”。这样，起义军“所过之处，香案叠叠，唧唧相迎”,起义军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声势更加浩大，整个起义形势一派大好。

闽浙总督常青立得知起义发动的消息，立即命令水路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海坛镇总兵郝壮猷等率兵渡海，从南北两路向义军发动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底，起义军撤离诸罗；二月下旬，又放弃凤山。尔后，一待郝壮猷率部进入凤山，即刻回师将凤山包围。在起义军的猛烈攻击下，清军占领凤山不过二十天，便又被起义军所攻占，并一举歼灭清军一千六百人。郝壮猷率领残部狼狈逃窜到台湾府城，往依黄仕简。这时，起义军又挥师北上，对台湾府城形成包围之势。在起义军的精心策划下，驻台清军虽有一万三千多人，但是都被分割在互相隔绝的几个据点之中，根本无法互相联络更谈不上救援了。其中黄仕简株守郡城，毫无作为；任承恩则龟缩在鹿仔港，一筹莫展，按兵不动。

眼见清军毫无进展，乾隆皇帝恼怒之余便是心急如焚，在调任李侍尧为闽浙总督的同时，一方面下令将失地遁逃的郝壮猷就地正法，将拥兵观望的黄仕简、任承恩调回内地，入狱治罪；另一方面令常青为将军，以福州将军恒瑞、提督兰元枚为参赞，率领所属满、汉军队渡海作战。

是年三月，常青等人率师抵达台湾，清军数量大量增加，兼之以起义军内部出现叛徒，庄大田部下将领庄锡舍率军降清，清军处境一度有所缓和。然而为时不久，在林爽文、庄大田两路起义军联合攻打府城的战斗中，清军又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是年五月下旬，在乾隆皇帝的严令督促下，常青率领军队出城与起义军交战。双方刚刚交火，当他看铺天盖地而来的义军，常青吓得面无人色，两手哆哆嗦嗦，连马鞭子也举不起来，大喊一声：“贼砍老子头矣!"不顾一切地遁回府城。起义军乘势追击，消灭清军近万人。这时，起义军乘胜进抵府城之下安营，城外所有村庄，也均为义军占领。不久，林爽文一路起义军又回师北上，将台中重镇诸罗城团团包围，并先后多次发动猛烈进攻。驻守诸罗城的台湾镇总兵柴大纪一方面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多次遣人出城，赶赴府城向常青求救。常青虽然自顾不暇，但是慑于乾隆皇帝的严令，不得不先后三次派兵赴援。然而起义军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几乎将全部援兵通通消灭。

而就在这时，其他各地的义军也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是年秋末冬初，据钦差大臣福康安、福州将军恒瑞先后奏称：“贼匪情形，近更猖獗，自凤山至彰化，要隘处所半被贼踞，南北两路声气相通，每于官兵经过之地，从中突出邀截，以致郡城、诸罗两处受困日久。”“目今全台地方，仅余沿海一带及府城、盐水港、笨港、鹿仔港等处，余俱被贼占据，其势甚大。”“愚民无知，被贼人威胁附和、顺从者，在在皆是”,仅在诸罗、彰化两县，“乌合贼众不下数十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柴大纪困守诸罗，坐以待毙；常青则不敢出府城半步，除了接连上奏乾隆皇帝，要求迅速增兵、增饷之外，就是彻底难眠，并暗中写信给他的后台和珅，要求调回内地。这时，清朝政府在台湾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的危险。

乾隆目睹常青无能废事，师久无功，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乾隆皇帝任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大臣，率领在京巴图鲁侍卫章京一百多人赶赴台湾，替代常青指挥作战。同时，乾隆皇帝又下令抽调四川、贵州、两湖军队数万人，急速赶赴福建沿海待命渡台。至此，单为镇压林爽文起义而调动的各地满、汉军队已遍及闽、粤、浙等七省十多万人。

在清朝政府的镇压力量空前增长的同时，起义军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却日益严重。一是起义军发动群众极不普遍。林爽文起义发动之初，起义军基本队伍皆来自福建漳州地区的移民，尔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少粤籍和闽省泉州地区的移民也参加了起义。但是由于起义军领导对此并没有予以高度的重视，兼之以旧有的地区隔阂和矛盾，大部分粤籍移民和闽省泉州地区的移民仍对起义军持敌视态度。在清朝政府的煽动和当地地主的裹胁下，他们或应募入伍，编入清朝地方部队，和起义军正面交锋；或者组成所谓“义民”武装，不时向起义军发起偷袭，从而使起义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二是起义军以天地会为基础，不但队伍极为混杂松散，而且目标也很不明确。不少人经不起失败的考验和清朝政府金钱、官职的收买，一有风吹草动，即刻脱离起义队伍，甚至倒戈相向。因而，继乾隆五十二年四月庄锡舍降清之后，随着形势的恶化，又有林爽文部下陈泮等人相继降清。所有这些，都使起义形势隐藏着深刻的危机。

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初，福康安率师抵台湾。至此，清朝政府在台湾兵力近六万人。面对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清朝正规军队，林爽文起义军的处境开始急剧恶化。在福康安的猛烈进攻下，起义军首败于八卦山、仑仔顶等地，尔后又再败于牛稠山。起义军不得不放弃对诸罗的包围，退守大里代、集集埔。这时，清军又乘势连续发动进攻，将大里代、集集埔等起义军根据地先后攻克。不久，起义军主要首领林爽文等被清军捕获，北路大致平定。次年正月，福康安率军南下，向庄大田领导的义军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经过数日激战，起义军根据地大武垄失守，庄大田率领残部退保台湾最南端的郎峤。二月初，清军分水陆两面包围郎峤，并向据守郎峤的起义军发动进攻，并擒获庄大田。至此，经过一年零三个月的战斗，林爽文、庄大田领导的台湾天地会民人起义被彻底镇压下来。

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乾隆皇帝为了发泄**威，于是下令将林爽文等主要起义领导人凌迟处死，家属连坐，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幼子也不放过，概行阉割，没入宫中为奴。同时，为了恢复台湾的专制统治，防止起义再度发生，还严令台湾和闽、粤等省追查天地会余党，并重新修筑台湾府城和各县城城池，增加戍守部队，厉行保甲制，收缴民间武器。除此之外，他还下令在台湾府城为镇压起义有功的福康安、李侍尧、海兰察等人建立生祠，以此对台湾人民进行震慑。

在乾隆皇帝看来，从此之后，天下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因而，乾隆五十三年(1788)六月，他在《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的碑文中骄傲地宣称“予以古稀望八之岁，五十三年之间，举武功者凡八，七胥善成。……近八旬之天子，蒇八事之武功，于古诚稀”,“自今以后，益惟虔巩持盈，与民休息，敢更怀佳兵之念哉”!然而，令乾隆皇帝意想不到的是，台湾人民的起义虽被镇压下去，其他各地的民众反抗情绪却在不断高涨。就在乾隆皇帝陶醉于自己的八大武功并力图扩大为十全武功之时，不但闽、粤一带天地会的零星反抗斗争仍然时有发生，而且，更大规模的人民反抗斗争也在酝酿之中，终于在乾隆末年汇聚成为一场震撼全国的人民起义风暴。

林爽文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是，乾隆皇帝在国内的统治却日渐衰落，不比当年。恰在此时，清朝政府的对外关系也进入了多事之秋。一是近邻安南因为内部动乱而发生了王朝更迭；二是与西南边疆相邻的廓尔喀先后两次对中国的西藏地区发动了武装侵略；三是中西关系特别是中英关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乾隆皇帝虽然对廓尔喀入侵和英国殖民者企图奴役中国人民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回击，捍卫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但由于年老力衰和好大喜功，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不仅虚耗了大量的库帑，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同时也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尔后发生的湘黔苗民起义、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便是明证。至此，乾隆皇帝把大清朝带入顶峰而又使大清朝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