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统治前期，乾隆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对于贪官污吏，往往予以极其严厉的打击制裁，因此，尽管当时贪污案件极多，但却未能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向前发展。然而，自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官吏贪污行为却得到了最高统治集团的纵容和庇护，从而对整个国家形势也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这样，就在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极端加强的时期，乾隆皇帝的统治基础却开始崩溃，乾隆一朝的政治也因此进入了它的腐败、衰落的后期阶段。
在乾隆后期吏治败坏的过程中，乾隆皇帝本人大开进贡之门和军机大臣和珅肆无忌惮地揽权纳贿起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乾隆皇帝即位之初，为了建立自己的统治，鉴于地方进贡无益于吏治民生，一度下令严行禁止。后来，在其统治地位初步巩固之后，禁令虽有所放松，但是对于进贡人员和进贡物品，仍然还有一些限制。其中进贡人员，仅限于外地督抚以上的高级官吏；所进物品，也不过是方物土宜之类。允许进贡的目的，只是“借联上下之情”。
然而，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日益加强，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欲望，从乾隆十六年(1751)首次南巡和崇庆皇太后六旬万寿庆典开始，乾隆皇帝逐渐将自己原来做出的各种有益民生的规定一概取消。为迎合乾隆皇帝贪财好货的心理，除督抚大员之外，藩臬、道员甚至一些商人也开始向乾隆皇帝进贡，进贡物品也由方物土宜之类变为古玩字画和大量金玉珠宝；原来进贡的时间，只是皇太后和乾隆皇帝本人逢五、逢十的万寿节，这时，也扩大到一年四季的所有节日，甚至在乾隆皇帝外出巡幸时，各地官员也要照例进贡。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时，乾隆皇帝还允许和珅等人通令全国官吏各捐廉俸，商民合捐银两，为其举办庆典活动。为了备办贡品，“督抚取之属员，属员必取之百姓”,不但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扰累和负担，而且也对吏治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除了乾隆皇帝直接勒索之外，权臣和珅也是一个招权纳贿的高手：“性贪黩无厌，征求财货，皇皇如不及。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结为奥援。”这样，从乾隆四十年以后，和珅住宅几乎成了一个卖官鬻爵的交易所，身着补服前来拜谒送礼的官员络绎不绝。附近居住之人也因此将其居地戏称为“补子胡同”,并写诗以记官员前来谒拜之情形。诗云：
绣衣成巷接公衙，
弯弯曲曲路不差。
莫道此间街道窄，
有门能达相公家。
和珅就是靠了这样的方式，在其专权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积累起了数额惊人的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据时人记载，和珅居处“豪华富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至于其受贿数额，谁也无法说清。仅据《清仁宗实录》和一些档案的零星记载，其数额已经十分惊人。如《清仁宗实录》载抄没和珅家产时，“家中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
“家中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十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另据档案所载，仅其在京房屋一项，即有两千三百四十三间之多，而且还不包括赏给永璘和留给和孝公主的房屋在内。由此可见，和珅专权期间的贪污总数多得惊人，真可谓“富可抵国”。这样，在乾隆皇帝和和珅的影响下，乾隆前期以来本已相当严重的官吏贪污问题愈加严重，不但贪污数额更加巨大，而且贪污方法也无奇不有，对当时政治形势和吏治腐败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以下摘取数例，以供读者了解乾隆后期吏治腐败的大致情况。
甘肃捐监冒赈案，是乾隆后期发生的一起有名的集体贪污大案。乾隆三十九年(1774),陕甘总督勒尔谨串通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以增加甘肃省仓储为理由，奏请于该省推行纳粟捐监之例。经乾隆皇帝批准后，勒尔谨遂与甘肃省藩司王亶望等人串通作弊，先是将原定各州、县捐监移于首府办理，以将其权置于自己之手；尔后，又于捐监中私自改征折色，并将所收全部银两与全省府、道以上官员私自依分。就是靠了这种方式，勒尔谨、王亶望等许多甘肃省官员即刻都成了腰缠万贯的暴发户。其中单是王亶望一人，贪污白银即达三百余万两。与此同时，他们却以甘肃省连年遭灾须赈济为借口，将上报捐监收粮数字陆续开销。因为捏称报捐人员和粮食数量甚多，开捐半年，即报称赴捐人次近两万，捐粮八十二万余石，到乾隆四十二年七月，累报捐粮高达七百多万石，“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一省捐监人数和收入粮食竟然超过了乾隆三年至八年的全国捐监数字!“其情理多有不可解处”。
对此，乾隆皇帝产生了怀疑：“甘省人民，艰窘者多，安得有二万人捐监?若系外地商民就彼报捐，则京城现有捐监之例，众人何以会舍近而求远?……且甘省向称地瘠民贫，户鲜盖藏，是本地人民食用尚且不敷，安得有如许余粮，供人采买?若云商贾等从他处搬运至边地上捐，则沿途脚价所费不赀，商人利析秋毫，岂肯为此重价捐纳?若收自近地，则边地素无储蓄，又何以忽而丰赢?”为此，乾隆四十年，乾隆皇帝专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赴甘肃，依据勒尔谨等人所报收粮动存实数进行盘验。因为于敏中等人预通消息，勒尔谨、王亶望等人事前东挪西借，盘查结果是所收监粮“俱系实储在仓，委无亏缺，并核对节年动用数目，亦相符合”。
乾隆四十四年，于敏中死后，甘肃省捐监冒赈问题开始暴露。如王亶望调任浙抚后，一次便捐白银五十万两助修海塘工程，而继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也一次拿出四万两白银充作军饷。对此，乾隆皇帝更加怀疑，何以担任甘肃藩司之人家计皆如此充裕”?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和珅、阿桂等奉命西行，平定苏四十三起义，途中多次先后奏报甘肃省得雨情形，又和王亶望等人“向来俱以被旱须赈为言，几于年年如此”迥然不同。乾隆皇帝因令阿桂、李侍尧就近调查甘肃省捐监、散赈弊端。经过调查，“通省粮石，尽属纸上空文”。至此，该省督抚通同作弊、“折收于前，冒销于后”的问题才全部暴露。
对于这一“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乾隆皇帝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勒尔谨、王廷赞和调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等所有涉及该案官员一概革职查问。尔后，在查清案情后，他下令将勒尔谨、王亶望处死，子孙遗往伊犁充军。与此同时，鉴于该案涉及官员太多，若全部依法处理，甘肃省道、府以上官员将为之一空。无奈，乾隆皇帝只好决定将其中侵贪二万两以上者处死，其余则从宽问拟斩监候；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刑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甘肃省捐监冒赈案的处理刚刚告一段落，又发生了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利用查抄王亶望家财的机会侵吞抄家物资的案件。一年前，在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王亶望曾向乾隆皇帝进贡玉瓶、玉山子等珍贵器物。乾隆皇帝虽然极为喜爱，但是碍于进九回三的成例，不得不将上述各物发还。这次下令查抄王亶望家产，乾隆皇帝满心想着那几件心爱之物可以归为己有，然而，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在有关官员将抄家物资解送内府之时，从奏报中乾隆皇帝不但没有发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玉瓶、玉山子，就是其他物品，也“大率不堪入目”,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而且，将抄家底簿和进呈抄家物品相核对，不符之处甚多：底册所开物件未至内府者一百宗，原册所无之物，倒多出了八十九宗；就拿黄金而言，抄家底册上明明登记着金叶、金条、金锭共四千七百四十八两，实到内府的，却仅有金叶九两三钱，“抽换挪掩情弊”极为明显。为此，乾隆皇帝又专派阿桂、福长安等重臣到浙江详查此案。调查结果：原来竟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从中捣固引金回鬼。只是因为利令智昏，未曾将抄家底簿先行修改，以致露出了马脚，金银财宝未搞到手，反而为此而银铛入狱。因为陈辉祖的所窃之物正是乾隆皇帝的所求，两人所差，不过五十步笑百步，因而，乾隆皇帝实在无法将其处死。只是后来他案发生，才将陈辉祖赐死，这场君臣争财的闹剧至此才算结束。
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勒索属员、侵亏库帑案，是乾隆后期发生的另一起贪污大案。国泰在担任山东巡抚期间，与布政使于易简等人朋比为奸，一方面贿赂朝中重臣于敏中、和珅等以寻求政治庇护；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恣意勒索州、县属员贿赂，以至全省各州、县无不亏空。其中，最严重的历城等七州、县，亏空数额竟高达六七万至八九万不等。而国泰、于易简两人却通过这种方法积累了巨额财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巡抚衙署中终年歌舞不绝，乌烟瘴气。有时，国泰和于易简二人还亲自粉墨登场，一饰杨贵妃，一饰唐明皇，共演《长生殿》。
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御史钱沣上疏乾隆皇帝，揭露国泰、于易简两人“贪纵营私，遇有提升调补，勒索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州、县仓库亏空”等严重经济问题。乾隆皇帝便委派和珅、刘墉与钱沣一起驰驿前往山东调查、处理此案。这时，为了庇护国泰、于易简等人过关，和珅先是秘密遣使通知国泰等人预借商民银两弥补亏空，后来在盘查中又处处作梗，阻挠清查工作的顺利进行。钱沣等人不怕威胁利诱，冲破阻挠，坚持清查，进一步掌握了国泰和于易简两人大量的罪证和全省亏空二百万两的详情。因为罪证如山，和珅再也无法加以包庇。乾隆皇帝下令将国泰、于易简二人处死，家产籍没。有鉴于全案涉及官员太多，乾隆皇帝无法全部予以革职查办，只好下令所有亏空官员仍然各留本任，限期弥补亏空。
除了上述几起重大贪污案件之外，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官员贪污案件也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乾隆皇帝对贪污受贿案件虽然做了一些处理，然而上有乾隆皇帝骄奢**逸、任情挥霍，大开进贡之门，下有和珅等重臣大肆聚敛，不择手段地向各地官员伸手要钱，不贪污的官员难以在官场中有立足之地。因此，这股贪污受贿之风根本无法彻底根除，并且在乾隆五十年
(1785)之后还有愈益扩大之势，对于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对于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衰落，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