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统治时期，为了享乐的需要，最高统治者已经先后兴建过一些大型土木工程。其中主要有：京西有畅春园、圆明园等别墅，畿甸有汤山、盘山诸行宫，距京三百里外的承德，还有凉爽宜人的避暑山庄。应该说，可供最高统治者享乐游憩的场所已经为数众多了。然而，乾隆皇帝即位以后，却仍不满足，并在所有这些工程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木兴建活动。乾隆五年，乾隆皇帝首先在圆明园东南空隙之地另建长春园、绮春园；尔后不久，又以“仰承祖制，欲举临边讲武之礼”为借口，鸠集工料，重新修建热河避暑山庄。根据他的指令，工匠日夜兴作，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避暑山庄中的建筑物已由康熙、雍正时期的十六处增加到三十八处。
如果说，由于言官谏阻，乾隆统治前期，对土木建筑之事还没有放开手脚的话，那么，到了乾隆后期，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极端加强，乾隆皇帝便更加肆无忌惮。在此期间，圆明园由雍正年间的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避暑山庄也由康熙时的三十六景增加到七十二景。著名的承德外八庙，大多都是在这一时期中建造或者重修。与此同时，所有“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乃至街道市容以及帝后陵寝，如裕陵、泰东陵等项工程，也无不动工修建，“工役之费不啻累百万”。宫廷土木建筑之外，乾隆三十年以后，乾隆皇帝还专拨库帑五百万两，对全国各地的城池普加修葺。
所有这些工程，尽管乾隆皇帝一再宣称“皆物给价，工给值”,但在具体执行中，弊端百出，不但大大虚耗了国帑，而且也使广大人民的赋役负担成倍地增长，严重地妨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对于这种虚耗国帑、滥用民力、有害无益的活动，连乾隆皇帝本人有时也觉得太过分。乾隆四十六年，他还专门写了一篇《知过论》以自箴。但是，就像吸食鸦片中毒的烟鬼一样，乾隆皇帝虽知这样做不当，但却不能戒除。乾隆四十六年以后，不但热河避暑山庄的土木工程一直没有停止，而且其他大型土木工程也开始动工，对于乾隆末年的国家财政危机和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衰落都产生了极为恶劣的负面作用。
除大兴土木之外，乾隆皇帝还利用节庆之际任情挥霍。比如，在乾隆前期是崇庆皇太后的几次万寿庆典，在乾隆后期则是乾隆皇帝本人的历次万寿庆典和乾隆五十年(1785)、嘉庆元年(1796)先后举行的两次“千叟宴”。
乾隆六年(1741),乾隆皇帝即已开始为其生母崇庆皇太后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是年十一月，崇庆皇太后五十寿辰。为了以表孝心，乾隆皇帝效法康熙皇帝五十寿辰庆祝成例，在皇太后从畅春园回宫的路上，组织八旗官员、兵丁男妇、太监人等年在六十以上者，从西安门到紫光阁，各按旗分次序，男左女右，分列道旁，“瞻仰跪接”皇太后銮驾，并对他们各加恩赏。一天之中，仅跪接官民赏赐一项，即开销白银十万八千七百五十两、缎布七万余匹。
上述这些，和后来的皇太后万寿庆祝活动相比较，这些挥霍几乎不值一提。乾隆十六年，崇庆皇太后六十寿辰。这时，由于乾隆皇帝的统治已经巩固，庆典规模更为盛大。是年三月，乾隆还在南巡途中时，便谕令各省督抚先期派人进京，“各按段落，预备经坛、戏台之类”。根据安排，从万寿山到西直门一带地方，由内务府预备；“西直门至西华门一带途次，由各省督抚及在京王公大臣公同分段预备”。
在乾隆皇帝严令下，大小百官闻风而动。四月间，两淮盐政高恒、普福等人率先行动，鸠集工料，组织人员，在布置地段进行准备。尔后，各省也相继行动，其中一些地区和省份还花样翻新，如顺天府府尹蒋炳呈请合府绅士共建经坛，祝贺万寿。在他的影响下，各省在籍官员也普建经坛，“以申庆祝”。又如直隶、湖广两省督抚，还不顾天寒地冻，各从本省拉了一班农民、老妇，昼夜兼程，进京叩祝皇太后万寿。与此同时，为了把庆典办得隆重热闹，乾隆皇帝和中央各衙门也忙得不亦乐乎。先是降谕，在次年开恩科乡试、会试，尔后又勃谕礼部拟定恭上皇太后徽号及一应仪节。内务府各机构也为备办赏赐银两、缎匹、筵宴桌案忙得团团打转。
寿期临即，乾隆皇帝遣官告祭天地、太庙，亲奉皇太后到万寿寺行礼。十一月二十日，乾隆皇帝骑马领路，率领大队人马奉迎皇太后还宫。一到西直门，进入各省布置的地段后，便目不暇接，热闹异常。据当时目击者、著名文人赵翼记载，从西直门外的高亮桥到西华门十余里长的道路上，“张灯结彩，结撰楼阁”,“锦绣山河，金银宫阙，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不可名状。每数十步间一台戏，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倔童妙妓，歌扇舞衫；后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顾方惊，右盼复眩。游者如入蓬莱仙岛，在琼楼玉宇中，听霓裳曲、观羽林舞也”。
除此之外，不少省份还另有布置，如有的省份用色绢制成高山，有的省份用锡箔制成大海，还有的省份在台上矗立起一个几间房子大的祝寿蟠桃；尤为奇特的是，广东省在其布置地段用无数只孔雀尾建造了一个两三丈高的翡翠亭；湖北省则用玻璃砖建造了一个“重檐三层”的黄鹤楼；浙江官员又别出心裁，竟用无数面镜子制成一个人造西湖，并建广榭于其上，人入其中，化身千亿，极为壮观。皇太后所到之处，文武百官以至大臣命妇、京师土女，簪缨冠帔，跪伏满途，恭祝万寿。进宫之后，连日筵宴，戏剧、烟火，一场接着一场。一连十几天，整个北京城一直热闹非常。对于这样的阔绰摆设，连皇太后本人也“殊显繁费，甫入宫，即命撤去”。
然而，此后的崇庆皇太后七旬、八旬万寿庆典，花费情况依然不减当年。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皇太后七十庆典准备活动，除循例由各省布置地段之外，还专拨白银一百多万两，将西直门到西华门一带路旁的街道铺面“统一修葺，俾令整齐可观”。与此同时，紫禁城内外的寿安宫、万寿寺、正觉寺、弘仁寺、仁寿寺的修整，畅春园外面的水沟疏通和万寿寺西边的人造土山工程也全面施工。因为皇太后极为喜欢江南风景，乾隆皇帝还特命臣下在万寿寺旁仿照江南城市风貌建了一条长达数里的苏州街。寿期之际，又由在京八旗、顺天府和直隶分别组织耆老、老民、老妇各六十三人叩祝万寿。同时，政府又从各地礼请喇嘛一千人进京念经，除日常饭食皆需供应外，还准备了大批银两、缎匹和八百多张饽饽席面，以行赏赐。
又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皇太后八旬万寿庆典，“京师巨典繁盛，均不减辛未(指乾隆十六年崇庆皇太后六十寿辰)”,而且在一些方面还更加铺张。比即如喇嘛念经一项，便规定京城中的十八个寺院统一念经九日；同时，还组织了在京及各省在籍官员二千五百人设立经坛，“虔申诵祝”。除此之外，还又拉上了三班九老宴游香山，以此助兴。
为了讨崇庆皇太后喜欢，乾隆皇帝有时还到了非常荒唐的地步。圆明园福海以东有一个同乐园，是乾隆皇帝经常侍奉皇太后临幸之处。为了使皇太后开心舒怀，乾隆皇帝特在其中设立了一条买卖街，“凡古玩估衣以及茶馆饭肆，一切动用诸物悉备，外间所有者，无不有之”。其中，店主人以太监充当，店小二、跑堂等，皆挑取外城各商肆中声音响亮、口齿伶俐者担任。每到乾隆皇帝奉侍皇太后临幸之时，跑堂的要莱、店小二报账、掌柜的拨拉算盘珠，“众声杂沓，纷纷并起”。看到这种情形，皇太后“慈颜”大悦，乾隆皇帝本人也以自己有这样的“杰作”而分外得意。
乾隆四十二年(1777),崇庆皇太后去世。但乾隆皇帝的节庆挥霍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反而因专制统治的极端加强而越来越严重。除了在他本人寿辰之际大事铺张之外，还另外搞了两次规模盛大的千叟宴，从而把节庆挥霍推向了最高峰。
乾隆皇帝诞辰是八月十三，依据惯例，一般都在避暑山庄举行庆祝活动。因而，乾隆四十五年以前，每逢乾隆皇帝诞辰，不但避暑山庄连日筵宴不绝，热闹非常，而且连同北京到承德三百多里的道边树木上也披红挂彩，装饰一新。乾隆四十五年八月乾隆皇帝七十寿辰时，庆祝活动更为隆重盛大。为了讨乾隆皇帝的欢心，此前一年，以永路、和珅为首的一班大臣便在进贡器物和进贡数字上绞尽脑汁，大做文章。凡进贡物品，皆“取九九之义”。截至乾隆四十四年四月，单是进贡之无量寿佛，便已达一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尊，计银二十八万七千四百余两。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各省督抚进献万寿贡品进入了**。据当时的朝鲜使臣记载，贡车多达三万辆，此外，人担、驼负、轿驾者更是多不胜数。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催促，“篝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
与此同时，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主要宗教领袖和西藏、回部、蒙古等地的贵族王公分别前来入觐，朝鲜、琉球、安南等藩邦属国也都遣使入贡。在内外上下的一片颂扬声中，回顾在位四十五年来自己的各种辉煌成就，乾隆皇帝本人也有些飘飘然。这样，就在他陶醉于自己即位以来的统治成就的时候，大量的帑藏银两、缎匹，经由他手而赏赐给了前来祝寿的臣下和外藩使臣。
七旬万寿庆典之后，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乾隆皇帝又决定像其祖康熙皇帝一样，举行千叟宴，“凡内外文武官员年在六十以上者，皆与赐宴之列”。同时，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六阿哥永琯、军机大臣阿桂、内务府大臣金简等人共同负责的内务府办理千叟宴事务处，全面负责千叟宴的筹备事宜。是年十月，乾隆皇帝正式颁布谕旨，定于来年正月初六在京举行千叟宴盛典，“用昭我国家景运昌期，重熙累洽，嘉与中外臣民耆老，介祉延禧之至意”。根据乾隆这一谕旨，参加宴会的人数逐渐增加到三千六百人，与宴人物也由原来的内外文武官员扩大到各国使臣、边地土司、出痘的蒙古、回部王公和地位较卑而又年逾七十的耆老士民、八旗兵丁、拜唐阿以及匠役人等。所有与宴人员名单，经乾隆皇帝批准，均由军机处正式行文各省，通知他们在年底封印以前进京。
从十一月初开始，各省与宴官吏士民先后起程，北上进京。届时，与宴人员齐集乾清宫，按班序列，俟乾隆皇帝升座，乐声大作，与宴人员一起向乾隆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然后各入座次，宴会正式开始。席间，乾隆皇帝还命皇子、皇孙、皇曾孙等分别向与宴人员执爵献酒，其中年逾九十者，还召至御座前亲赐卮酒。此时，乾隆皇帝想起康熙六十一年(1722)新正千叟宴时自己皇祖之奉命向老臣执爵献酒的情形，如今眼见当下千叟宴的空前盛况，不禁文思泉涌，当即挥毫作成《御制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韵》七律一首。诗曰：
抽秘无须更骋妍，惟将实事纪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讶至当轩手赐年。君酢臣酬九重会，天恩国庆万春延。祖孙两举千叟宴，史册饶他莫并肩。
在这次千叟宴后，乾隆皇帝意犹未尽，乾隆六十年(1795)十一月，在宣布次年归政的同时，乾隆皇帝决定在嘉庆元年正月再次举行千叟宴。据史载，此次与宴人员达八千人之多，较之上次人员几乎多出两三倍!总计两次千叟宴，备办宴席约两千来桌；而且，宴会结束时，还向与宴臣民“颁赐如意、寿杖、缯绮、貂皮、文玩、银牌等物有差”。其中的银牌，依据受赐者年龄，以十五两到三十两不等，连同其他赏赐，又有上百万两之多。
乾隆在大兴土木和节庆挥霍的同时，他还通过频繁的巡幸活动而任情糜费。乾隆六年，乾隆皇帝开始木兰秋狝；乾隆八年，又东巡盛京。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极为频繁的巡幸活动。这些巡幸活动对于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虽然不无积极作用，但由于他在巡幸中任意糜费，也大量耗费了多年积攒起来的国库帑银，并给沿途人民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乾隆八年(1743)首次巡幸盛京时，“凡沿途驻跸之地需用水浆，须凿井数十，辇道两旁，复筑扈从臣工径路。经过道路，不能耕种”。而奉天将军额尔图又借此勒派商民捐助，扣发兵丁饷银，闹得当地民怨沸腾。乾隆十三年，乾隆皇帝东巡曲阜。是时正值山东连年遭灾，饿殍遍野，而山东巡抚阿里衮却置灾民赈恤于不顾，一以备办乾隆皇帝巡幸为事，“盖造行宫、修茸寺庙”之外，还将巡幸道路也装点得焕然一新。
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的首次南巡更使巡幸糜费进入了**。前此数年，沿途官吏即已调拨夫役，对康熙皇帝的南巡行宫一一进行修葺。行宫之间，又添设尖营，以供乾隆皇帝一行在中途休憩之用；巡幸前一年，又派向导先行出发，勘察道路及各地行宫的陈设情况。为了接待这些“钦差”,所过州、县“铺设备极华糜，器用备极精致，多者用至千余金，少亦五六百金”。与此同时，南巡所用随驾马匹五六千匹，乳牛和膳羊上千头，也先后由京城运往巡幸沿途。
一切准备就绪，乾隆皇帝侍奉皇太后从京城起驾。随驾人员有后妃、皇子、公主，有满、汉文武大臣，有护卫兵弁，还有厮养跟役，总数不下两千人。一路之上浩浩****，如同迁都一样。进入山东境内，早有御舟安福炉、翔风艇和拉纤河兵数千人在旁恭候；御舟行驶，前有御前大臣率领精壮官兵乘船开道，后有军机大臣和文武百官乘坐的船只随行，岸上还有骑马的官兵沿河行走，以备随时调遣听令。所经三十里以内，地方官员一律朝服接驾，耆民老妇、绅衿生监排列跪伏，八十岁以上的老民老妇还身着黄布外褂、手执高香跪候圣驾。进入扬州、苏州等风景优美的城市，则弃舟登岸，策马进城。所过街道皆用彩绸、彩布高搭棚幔，每户门上各贴“福”字，门前恭设香案，百姓跪伏满途，恭候圣驾光临。此外，河道中还备有龙舟灯舫和戏船台阁等“俚俗游玩之具”。为了点缀风景，在扬州城内，两淮盐商还捐资植梅一万株，以讨乾隆皇帝欢心。沿途各处行宫的陈设也极其华丽，不是极为名贵的书籍、字画、端砚和挂屏，就是价值连城的牙雕和紫檀花梨屏座等，甚至连痰盂、溺器也都是由银匠精心打制而成。巡幸途中，乾隆皇帝开心之余，随心所欲地对扈从兵丁、水手、拉纤民夫、文武官员、后妃王公以至接驾官员、耆民老妇和商众人等普加赏赐，动辄就是成千上万。一处如此，他处皆然。
因为乾隆皇帝巡幸过于糜费而且扰民尤甚，因而，有的官员不愿为虎作化而告病去职，有的官员如沈廷芳、金溶、和其衷、钱琦、杭世骏、尹会一和顾栋高等人还先后上言，对此举进行批评。对此，乾隆皇帝不但不引咎自责，反而强词夺理地百般辩解，并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批评者乱扣帽子，严加打击。他说：“地方有司，因朕南巡，其中有阖茸不堪之员，以办差为苦者，或散布流言，张大其事，势所必有”;“今向导一过，即云惨淡经营若此，明年朕驾亲临，又当如何?朕甫下诏南巡，即已若此，当年皇祖圣祖仁皇帝屡经巡省，又当如何?”在他看来，是否支持他外出巡幸以及在巡幸中办差是否积极，都是对皇上态度的大问题。因此，在一些谕旨中，他多次把谏阻巡幸的官员比作是查嗣庭、卢鲁生一类人物，不是严词训斥，就是革职贬官。乾隆二十年(1755)的胡中藻文字狱案中，他还将胡中藻诗中的“穆王车马走不停”作为讽刺自己巡幸的罪证而对其予以严厉制裁。在乾隆皇帝的强力压制下，再也无人敢对乾隆皇帝的巡幸奢靡进行批评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成了马屁精，只要乾隆皇帝外出巡幸，即刻将其当作一项最重要的任务而大肆铺张。
进入乾隆后期之后，这股巡幸奢靡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几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乾隆四十一年春，乾隆皇帝以金川平定先后告祭东、西两陵并东巡曲阜，沿途所经州、县，像办理皇太后万寿庆典一样接待乾隆皇帝，“每日俱有戏台承应，甚或间以排当”;所过沿途，也大肆点缀，“饰为巷舞衢歌之象”。乾隆四十八年东巡盛京时，当地官员听说乾隆皇帝曾经特意建造买卖街以取乐，竟也如此照办，“搭盖买卖街席棚”。历次巡幸天津，当地官员都在途经之地“预备彩棚戏台，并设有采莲船只等件”,还不惜巨金，将“各处行宫点缀修饰”。对于这些奢华布置，有时乾隆皇帝本人也觉得“过于繁费”,并一再通令禁绝，但至乾隆五十九年再度巡幸时，当地官员仍然备办了龙舟及“戏剧杂伎”等。
在历次巡幸活动中，花费最大的还是乾隆皇帝的第五次巡江南活动。继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四度南巡之后，乾隆四十五年春，乾隆皇帝五巡江浙。因为十五年来未曾举行南巡盛典，因而，巡幸沿途官员竞相铺张，从而使得此次南巡与以前几次相比更为奢华。乾隆皇帝刚刚进入直隶境内，所经州、县便“竞尚灯爆，进呈杂戏”,其中新城县知县申允恭还挖空心思，“别设十层鳌山爆灯”,以备乾隆皇帝驾临时点放。途经保定长芦隘口，因为该地是“各省富商辐集之所”,接驾活动更为铺张：“众商预输苏杭间彩缎与奇玩，路旁结棚如物形或楼台状，穷极眩采，横亘数十里。店铺之间，待皇帝经过，众商山呼如雷。”
这些陈设和布置虽然已经相当奢华，但和整个巡幸中的铺张活动相比，仍然是不足为道。比如，御舟抵达镇江城外时，遥见岸边矗立着一个巨大的寿桃，鲜艳可爱。须臾间，烟火冲天，光焰四射，寿桃开裂，从中涌现出一个剧台，几百名优伶正在演出寿山福海之戏。进入杭州时，因为浙江巡抚王亶望事先不惜重金，“添廷屋宇，点缀灯彩”,把一个三吴都会装饰得就像人间天堂一样，乾隆皇帝到此，仿佛置身仙境，因而龙颜大悦。乾隆皇帝虽然在口头上少不了对其奢华布置略为申斥几句，但在实际上却把这个大贪污犯看得就像自己的心肝一样。
摸准了乾隆皇帝的这一心理，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时，两淮盐政伊龄阿明知乾隆皇帝已有一艘安福胪，却仍然勒索众商再造一艘宝莲航御舟。对此，乾隆皇帝虽然照例申斥，但在实际上却异常高兴地将这艘船运进北京备用。同时，乾隆皇帝本人也对迎驾官员、百姓和扈从南巡的文武官员、兵弁民夫大手大脚地进行赏赐，数量之多，较之前五次南巡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替自己的这种奢靡行为寻找理由，乾隆多次声称，天地间生财只有此数，不散于下，则聚于上。按照他的这一逻辑，他的挥霍糜费不但无害，而且还是有益于穷民的“义举”。就是在这套谬论的指导下，几十年中，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经由他手而几乎挥霍一空，致使乾隆末年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出现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