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统治后期，在位已经四十来年，由于乾隆皇帝对治上异己势力的打击和官吏队伍的自然更新，各级政权机构中的其父雍正时期的旧臣基本上被清除殆尽，几乎所有官吏都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培养提拔的。和君权相比，臣权本已低得可怜。尽管如此，为了进一步强化自己的专制统治，乾隆皇帝仍然把限制和压抑臣权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政治主张。

在所有官吏中，科道、御史等言事官员因为职务关系，和乾隆皇帝的各项政治举措关系密切，因而成为乾隆皇帝重点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他看来，凡是臣下上书言事，都是“效明末谏垣门户恶习”,都是对自己权力的侵犯。因而，对于言事官员，稍不遂意，不是降黜，就是发配边远；至于降旨申斥，则几乎更是家常便饭。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给事中李漱芳、御史范宜宾先后上言：王伦起义的爆发是因地方官员讳灾不报、饥民无食所引起；同时，他们还提到京畿一带地方也有类似情况。然而，对于他们的这些言论，乾隆皇帝不但不予以重视，反而下令进行反调查，指斥二人“身为言官”,而造作无稽之谈，为乱民饰词卸过，其心实不可问”。因此，李漱芳被降为主事；范宜宾则被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三年多以后，礼部尚书永贵循例题请将李漱芳补为员外郎。乾隆皇帝得知后，又大发雷霆，斥礼部尚书永贵的这一做法“乃明季士大夫恶习，党援朋比之风固结不解”。他表示：“我大清列圣相承，朕敬承先志，方以振纲饬纪为务，岂容大臣等之行私藐法乎!”李漱芳官未升成，礼部尚书永贵却因此而被摘去顶戴花翎，革职发往乌什办事。

因为乾隆皇帝对言官非常反感，还经常对言官奏疏中的字眼儿百般挑剔，稍有不谨失敬之处，也被视为触犯皇帝尊严而予以惩治。如乾隆五十年三月，御史费孝昌奏请官吏终养父母一疏中有“君设身以处”字样，当即被乾隆皇帝指斥为“措词乖体”,“全不知敬谨之道”而勒令休致。总之，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的言官皆因上书言事而遭到申斥和处分。在乾隆皇帝的强力压制下，言路闭塞，言官地位也下降到了雍正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还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控制。鉴于官吏队伍不断更新，许多官员不谙成例，乾隆皇帝有时反复重申一些过去的旧规定。如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直隶布政使单功擢病故，直隶总督杨景素奏请在尚安、于易简两人中简授一员。对此，乾隆皇帝指出：“两司为各省大员，非督抚所当保荐。”便是属于重申旧规定的例证。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官之间吏交朋结党，尾大难除，乾隆皇帝还在官员回避和具折言事官员的范围上先后作出了一些新规定。关于回避范围，乾隆

四十三年(1778)六月，乾隆皇帝规定：“各部院满、汉堂司各官外姻亲属中，母之父及兄弟，妻之父及兄弟，己之女婿、嫡甥在同衙门，令官小者回避；同官者，令后进者回避。”甚至小小的笔帖式也仿此例办理，以防彼此瞻顾之弊。乾隆四十五年七月，乾隆皇帝又规定：“嗣后同在一省之上司属员，概不得于现任内结亲，违者照违令议处。”乾隆四十九年还规定：“凡委员署理，如缺与原籍住址在五百里内者，亦令呈请回避。”一年多以后，为了迎合乾隆皇帝的这种心理，一个官员还要求将回避范围扩大到驻防八旗的各级官员。仅因这一建议实际上难以实施，“均令回避，必滋繁扰”,不得已而作罢。为了压抑督抚权力，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乾隆清乾隆六方掐丝珐琅水盂皇帝又恢复雍正旧制，第十章江河日下;由盛转衰准予道员委署两司者具折奏事。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还规定：“卓异官犯赃，议处原保荐上司。”

在采取措施限制各级官吏的同时，乾隆皇帝还特别注意清除各地官吏的社会影响。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发现杭州西湖花神庙所塑湖神、花神、花后，都是李卫在浙江任总督时按照自己的形象所塑，以使自己“永享祠祀”。对此，乾隆皇帝极为震怒，当即下令将其拆毁，另行塑造。对于各地竖立的历来文武官员去思德政碑，也通令各省全部予以拆毁，并严禁“各省兵民制送上官衣伞”、建造生祠等。为了让各级官员认真贯彻执行，他还作出规定，将这一规定作为官员离任交代的必要内容。在乾隆皇帝的严令督促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熙、雍正以来所建的祠、碑予以拆毁，其中仅云南、山西两省，便多达六百座。对于表彰本朝名臣的一些著作，如《本朝名臣言行录》,乾隆皇帝尤其不能容忍，除将作者尹嘉铨处死之外，所有流传书籍及书版概行解京销毁。对于该书记载的本朝名臣，如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高士奇、高其位、汤斌、张伯行、陆陇其、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人，则逐一指斥。在他看来，本朝既“无奸臣，亦无名臣”。所有臣下，都是一帮听从皇帝任意驱使的碌碌之辈。

与此同时，为了压抑臣权，乾隆皇帝还对表彰名臣的理学鼻祖程朱进行“炮轰”。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他在命令臣下编撰《历代职官表》一书时，便对程颐所说的“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的说法进行了批判。此后不久，在处理尹嘉铨文字狱案件期间，他还振振有词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一书，并对尹嘉铨加以严厉处理，以发泄他对朱熹的一腔怒火。在乾隆皇帝的压制下，所有臣下都变得唯唯诺诺、诚惶诚恐，名副其实地成了乾隆皇帝脚下的奴仆。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在压抑臣权、提高君权的各种政治活动中，乾隆皇帝最为注意加强对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所有中央政府中的高级官员的控制。作为这一活动的重要表现，是和珅的多次擢升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愈益重要的作用。

如上所述，乾隆皇帝自即位伊始，即以加强皇权、压抑臣权为事。为此，乾隆初年，他先是重建军机处，以取代总理事务处，尔后，对于军机大臣和其他高级官员也是一换再换。即以处在政权中枢的首席军机大臣而言，最初是以自己培养起来的讷亲、傅恒取代其父雍正朝的旧臣鄂尔泰、张廷玉；后来，在傅恒死后，又以并非宗室、贵戚的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阿桂等人先后担任是职。和讷亲、傅恒一样，尹继善、刘统勋、于敏中、阿桂也都是由乾隆皇帝一手提拔起来的，使用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尽管如此，在乾隆皇帝看来，军机大臣和不少高级官吏都仕宦较久，联络广泛，功勋卓著，深孚众望，对于自己专制统治的极端强化仍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乾隆三十九年(1774)七月发生的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交结太监高云从案件，更使乾隆皇帝的这种顾虑得到了证实。为了处理政务，固然不能舍弃贤才，但是，进一步加强对朝廷高级官吏，特别是加强对军机大臣的控制也是势之所须，刻不容缓。而在此时，乾隆皇帝已经年近七十，精力不济。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代理人以对朝廷高级官员和军机大臣进行控制，便成为乾隆皇帝唯一可行的手段。正是适应乾隆皇帝的这一政治需要，并无寸功但却巧言令色、善窥人主意旨的和珅便在此时登上了大清政治舞台，并且成为一个权倾朝野的大人物。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出身寒微，早年卒业于咸安宫官学。乾隆三十四年进入内务府銮仪卫，当上了一名拜唐阿(清代皇帝巡幸时充任先驱的随从)。因为其口齿伶俐，应对敏捷，得到了乾隆皇帝的特别宠爱，进入銮仪卫不久，即擢升为仪仗总管，不长时间，又升任三等侍卫。乾隆四十年以后，更是官运亨通，是年入值乾清门，擢为御前侍卫、正蓝旗满洲副都统；次年正月，以乾隆皇帝特旨，全族抬入正黄旗；三月，又奉命在军机处行走；八月，调任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十月，批准其在紫禁城骑马；十一月，为国史馆副总裁。尔后，职务越兼越多，权力越来越大。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兼步兵统领，乾隆四十三年兼崇文门税务监督，乾隆四十四年兼御前大臣，乾隆四十五年授户部尚书、议政大臣、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乾隆四十七年加太子太保，统经筵讲官，乾隆四十八年赏戴双眼花翎、任国史馆正总裁兼文渊阁提举事、理藩院尚书，乾隆四十九年又相继兼任镶蓝旗满洲都统、正白旗满洲都统、清字经馆总裁、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要职。在此期间，和珅秉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先后对中央政府中的高级官员进行打击，屡兴大狱，其中最具影响的是李侍尧和于敏中两起大案。

李侍尧曾以总督担任大学士、军机大臣，颇得乾隆皇帝的信任。但其担任军机大臣期间曾“儿畜和珅”,因而和珅对他恨之入骨。后来李侍尧离开军机处，专任云贵总督，和珅于是以其“贪浊无厌”、收受属员贿赂为借口，将李侍尧革职下狱，并力请乾隆皇帝将其处死。最终乾隆皇帝以其为功臣李永芳之后，对其仅仅是籍没家产，饶其不死。

扳倒李侍尧案之后，和珅选择的另一个打击对象是原任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于敏中在担任首席军机大臣期间，曾因结交宦官而受到乾隆皇帝的严厉申斥，此后失宠于乾隆。于敏中死后，为迎合乾隆皇帝的心理，和珅于是以于敏中的侄子于时和非法侵吞于敏中全部家财为借口，再次兴起大狱。结果，于敏中家财二百余万全被没收，于时和被放逐伊犁，于敏中之妾张氏被削夺夫人诰命。受此案影响，于敏中本人及其亲信党羽因此信誉扫地。后来，随着和珅权势的不断增长，凡在军机处、内阁任职的所有高级要员，如阿桂、福隆安、福康安、王杰、董诰、刘墉等人，几乎都成了和珅攻击的靶子。

为了免遭倾轧陷害，阿桂虽然德高望重，对其也是“刻刻防之”;王杰、董诰等人则更是“循循如属吏”;而和珅则因此而几乎成了满清政府中的“宰相”。对于和珅在中央政府中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当时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看得很清楚，称其“贵幸用事”,“宠幸无比，为人狡黠，善于逢迎，年方三十一，为户部尚书、九门提督。……性又阴毒，少有嫌隙，必致中伤，人皆侧目”。正是有了和珅这条走狗，乾隆皇帝对于中央高级官吏的控制得到空前的加强，因而在乾隆皇帝年至七十、身体和精力都颇觉不济之时，国家“政令事为”反而“间多苛严”“人怀不安”,朝野上下一片紧张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