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当政前期，在对外关系中，还有一起重要的战争很值得一述，这就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皇帝发动的征缅之役。
缅甸是中国的南方邻邦。清王朝建立以后，虽然两国政府来往并不多，但是由于两国边界地区“犬牙交错”、人民“世联婚姻”,民间贸易一直络绎不绝。在民间贸易的推动下，乾隆十六年，缅甸政府首次遣使入贡，标志着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的发展。然而，可惜的是中缅之间的这种良好关系不久便被两国统治者的领土扩张行为所破坏，以至于两个原以友好著称的民族不得不兵戎相见，给两国劳动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导致中缅关系日益恶化，缅甸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乾隆十七年，缅甸发生内乱，东吁王朝灭亡，木梳部酋长瓮藉牙建立了阿隆丕耶王朝。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十几年的时间里，瓮藉牙及其后继者莽纪觉、懵驳等人对内用兵统一缅甸各部，对外用兵暹罗(今泰国)。与此同时，还向中国云南边境地区发动了进攻。乾隆二十七年(1762)冬，缅甸政府军和所属各部土司武装部队以“催取耿马贡项”为借口，分别入侵普洱府属的车里和顺宁府属的孟定各土司，大肆杀掠。次年冬，缅王莽纪觉又以“普洱之十三版纳原隶缅甸”,率众骚扰车里地区。直到次年春天，才开始撤出。乾隆三十年，缅军再次侵犯车里，所到之处纵兵焚掠，并且一度逼近思茅内地。当地土练不能抵御，纷纷溃逃。
为了保护边界安宁，乾隆皇帝指令当地官员调集军队，“大加惩创”,“穷力迫擒，捣其巢穴，务使根株尽绝，边徼肃清”。为此，云贵总督刘藻调集绿营、土练七八千人前往进剿，但因指挥不当，伤亡惨重。鉴于刘藻出师不利，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乾隆皇帝将刘藻调任湖广总督，旋又将之革职，同时将大学士、陕甘总督杨应琚调任云贵总督，全面经理对缅征剿事宜。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杨应琚至云南普洱。当时，恰值入侵缅军饱掠之后退出之时，杨应琚得以比较顺利地收复车里、孟艮各土司失地。由于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杨应琚上书乾隆皇帝，“密奏缅甸可取状”。准噶尔部、回疆之役后，乾隆皇帝一直为自己“不越五载”,“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而自我陶醉，在他看来，“我大清国全盛之势，何事不可为”!因而对于杨应琚的建议，当即批准照办。他说：“缅夷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境。”“如将来办理，或可相机调发，克期奏功，不至大需兵力，自不妨乘时集事。”根据乾隆皇帝的这一旨意，杨应琚一方面行文缅甸，“号称合各国精兵五十万，大炮千尊，有大树将军统领”,以对缅甸进行战争的恫吓；另一方面，又采取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诱迫近边缅属各土司木邦、蛮暮、整卖、景线等土司先后蓄发内附。同时，他还从省城赶赴永昌，调集合省兵力一万四千余人，计划对缅甸大举用兵。这样，对缅甸战争的性质开始发生了转变。
得知清朝政府出兵的消息，缅甸政府立即调集数万军队，四面出击，一由蛮暮，一由勐密、勐育，一由木邦，一由滚弄江向内附土司和中国内地发动了进攻。其中，木邦一路缅军首先攻克木邦，头人瓮团逃入中国境内。尔后，西路缅军亦溯江而上，进抵新街。帮助蛮暮土司戍守的清朝将领赵宏榜作战失败，尽焚伤病官兵器仗，置蛮暮于不顾，窜回铁壁关。为此，杨应琚两路出兵，一路以永顺镇总兵乌尔登额出宛顶(今畹町市)以攻木邦，一路以永北镇总兵朱卷出铁壁关以复新街。但因交战不利，致使西路缅军在当年冬攻克万仞、铜壁两关，并对边内盏达、干崖、户撒等土司地区肆行骚扰。此后不久，入侵缅军又挥师东向，围困勐卯达十一日之久，重创赴援清军之后，始由宛顶出境而去。与此同时，东线两路缅军亦分别入侵孟连、耿马、孟定、九龙江一带地方，“四出焚掠，夷民仓猝不知贼至，尚贸易于街场，力作于田亩，均为掳掠”,“凡盘据二十余日，贼始由滚弄江两路而去”。杨应琚因挑中缅之战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也给云南边境地区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杨应琚为了掩饰失败，逃脱罪责，他在上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一方面虚张粉饰，谎报战功，诳称打死缅军上万人；另一方面又奏称：“缅甸原系边南大国，密箐崇山，阻江为险，水土恶劣，瘴疠时行。若欲直捣巢穴，恐旷日持久，得不偿失。如猛毒果倾心凛惧，愿效臣服，似即可宥其前愆，酌与自新之路。”
接到杨应琚的这一奏折，乾隆皇帝极为愤怒，并对杨应琚严加斥责：“该督始则冒昧贪功，继则欲图苟且完事，肺肝如揭。而前此奏报杀贼之虚诳，益复显然。”“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翦灭乎?而杨应琚竟思就事完事，实为大谬!”他表示：“今缅匪敢于抗拒大兵，伤我士卒，并且窜入内地侵扰，已成骑虎之势，断难中止!此而不大张挞伐，何以振国威而申天讨耶?”因此，乾隆三十二年
(1767)二月，他先后降旨，将杨应琚及与事官员革职治罪，改派明瑞为总督、鄂宁为巡抚，调集八旗、绿营军队三万余人开赴前线，加拨饷银六百万两解往云南，计划对缅甸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入侵活动。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明瑞到达云南。六月，制订了一个集中优势兵力，两路进捣缅甸首都阿瓦的军事行动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清军分别由永昌、腾越两路出师缅甸，“俾得联络声援，出奇设疑，使贼疲于奔救”。不久，所调本省和川、黔绿营及京师八旗精卒先后到达滇西，对缅甸的军事入侵活动正式开始。九月间，清军兵分两路，出境作战。一路由明瑞亲自率领，出宛顶、木邦以向锡箔；一路由参赞大臣额尔景额率领，由老官屯进取勐密。两路军队约会于阿瓦。两路之外，还由参赞珠鲁讷别领军队五千人随同明瑞出征，一俟攻克木邦，即驻军戍守该地，以通军中驿递及作为两路声援之用。
明瑞出师时，适逢连日大雨，山险路滑，人马阻塞，直到十月下旬才进入木邦，留下珠鲁讷戍守后，大军继续前进。与此同时，额尔景额一路清军也到达老官屯，并向当地驻守缅军发动了进攻。因为气候恶劣，加之以缅军负隅顽抗，该路清军伤亡极为严重。主将额尔景额因染瘴身故，改由其弟额尔登额为参赞大臣，继续组织军队进攻。
与在西线顽强抵抗清军的战术相反，对于明瑞一路清军，缅甸方面却采取了坚壁清野、诱敌深入、包抄后路的作战方式。因而，明瑞从木邦出发后，一路很少遇到抵抗，连克臼小、蒲卡等处。十一月底，明瑞率军队渡过锡箔江，才开始与正规缅军在蛮结发生战斗。经过激烈战斗，缅军后撤，而清军本身也损失严重，士卒死伤无数，主操作火绳鸟铳的清代士兵将明瑞的眼睛也几乎被敌军炮火打瞎。这时，清军越境作战已近两月，锐气渐消，粮草、弹药等军需物质明显不足。不少将领，如领队大臣观音保、扎尔丰阿等皆要求退军木邦，整旅再进。然而由于被连日来进军顺利冲昏了头脑，明瑞不顾多数将领的反对，率领军队继续南行。前进途中，困苦万状，路途峭险，“马乏草，牛踣途，贼烧积贮，空村砦，无粮可掠”。十二月间，在清军抵达距离阿瓦仅七十里的象孔时，军粮全无，再也无法前进，不得已而西向勐笼。得知清军粮尽，缅甸政府开始调集军队对入侵清军进行追剿。在形势异常不利的情况下，明瑞率军从勐笼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进发。还师途中，每天都遭到缅甸军队的围追堵截。明瑞不得不步步为营，且战且退，每日行不过三十里。自象孔至小勐育二千余里，竟足足走了两个月。
在明瑞一军陷于困境的同时，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二月至次年正月，留守木邦的珠鲁讷一军也遭到了缅军的围攻而全军覆灭。至此，内地和明瑞军队之间的联系最后断绝。为了救援木邦，乾隆皇帝下令西路额尔登额从旱塔(老官屯北四十里)率军队东进。一月之间，檄凡十四至。然而，额尔登额等将领却畏敌如虎，接檄后不但不前往赴援，反而取道铁壁关退回内地，绕道龙陵进抵宛顶，便逗留不进。不但贻误了救援时机，而且由于在撤军时没有留人殿后，致使缅军尾随入境，大肆抢掠。在外援完全断绝的情况下，明瑞率领军队退至距离宛顶约二百余里的小勐育时，再也无法抵抗缅军的进攻。明瑞、观音保等被围自杀，余众溃散，此次征缅之役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得知明瑞征缅失败的消息，乾隆皇帝十分生气。为了泄愤，他下令将拥兵不救的额尔登额凌迟处死。同时，又任命大学士傅恒为经略，阿里衮、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拨银二百万两，再次调集八旗、绿营军队，计划对缅甸大举进攻。这时，有鉴于两次出师失利，参赞大臣舒赫德、云贵总督鄂宁联合上疏，在具陈云南、缅甸交界地区山险路峭，行军为难，军需浩繁，难以供支，气候恶劣，内地兵丁水土不服等实际情况的同时，认为“征剿缅甸，实无胜算可操”,不如暂停用兵，遣使密行招降。当时乾隆皇帝正在盛怒之际，因而对于这一正确建议半句也没听进去，反而严厉斥责。他说，如以云南边外地理险要，气候恶劣，进军为难，何以康熙皇帝能平定吴三桂叛乱?至于秘密招降一事，“更属无耻”,“缅匪屡抗颜行，实声罪致讨所必及”;“若彼未来求，而先示之以意，此宋、明诸朝庸馁不堪者所为，岂我国家势当全盛，转效彼自欺欺人之计耶”!为此，他将舒赫德革职，将鄂宁降授福建巡抚；对于缅甸方面的求和要求，则置之不理。同时，却继续调发索伦、达呼尔、锡伯、吉林等处八旗兵丁、福建水师，四川瓦寺、杂谷土司军队和一些官员远赴云南军营待命，所有军用之的天炮、九节铜炮、火箭、火罐以及祛瘴药物阿魏等，均派人送至军前。一时之间，全国**。
在所有备战工作基本就绪之后，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大学士傅恒自北京起程，三月底到达云南，和阿里衮、阿桂等统兵将领一起筹划进兵方略。关于出兵日期，群议宜待霜降瘴消后出师，但傅恒以为所有军队将为此坐守四五个月，既糜帑饷，又懈斗志，决定将出师日期提前到七月。关于进兵路线，傅恒等决定三路出师，其中傅恒统率一军，从边外戛鸠渡江向南，由勐拱、勐养直捣其老巢木梳，是为正师。另外两路一由阿桂统率自江东南行，一由阿里衮率领水师于江中前进，以相策应。
是年七月二十日，傅恒率师从腾越起程；尔后，其他两路军队也相继出发。因为清军暑日出师，因而对于此次进攻，缅甸方面并不急于迎战，而是先让当地气候好好教训一下入侵清军。果不其然，傅恒出师之初，虽然连下勐拱、勐养，并在十月间在新街之战中获得了全胜，但当深入到老官屯一带时，却因气候恶劣、水土不服，染瘴病故者与日俱增；兼之以老官屯缅军壁垒森严，攻克十分艰难，战争中死亡者也为数众多，军队减员情况相当严重。截至是年十一月，出师不到四个月，部队已由出征时的三万一千名减至一万三千余名，傅恒本人也因沾染时疫而卧床不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广大将士的厌战情绪也日益增长，“皆惮水土瘴疠，争愿罢兵”,战争实在无法进行下去了。恰在此时，缅甸方面遣使求和，傅恒等乘机与之进行谈判。在对方答应称臣纳贡、放回俘获人员、退还所侵边境土司土地之后，十一月下旬，傅恒撤兵回国，此次征缅战争实际上又遭到了失败。
通计征缅四年，前后调拨军队七八万人，花费帑银一千三百余万两，然而，除了将数万名将士的尸骸留在缅甸之外，乾隆皇帝毫无所获。乾隆皇帝的穷兵黩武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乾隆皇帝并没有因此而死心，乾隆三十六年冬，再次谕令云贵总督阿桂出兵缅甸。仅因边臣反对和金川役起，这次战争才没有发动起来。尽管如此，乾隆皇帝并未接受教训，而是在此之后又连续征讨金川、出兵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