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方国家先后经过了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扩大原料来源和商品市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在乾隆当政时期，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额急剧增长。据有关资料统计，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时，从欧洲输入中国的商品总额已达白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从中国输往欧洲的商品总额更高达三百六十四万两；而且，在此之后，还以每二十年增加一倍的速度急剧发展。
随着西方国家对华贸易额的急剧增长，清朝政府原有的各种对外贸易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西方国家的要求。首先是贸易地区的限制阻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早在康熙皇帝统一台湾之后，曾经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处为通商口岸。由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期发展阶段，对华贸易数额不大，因而通商地点习惯上还是集中在广州这一地区。而到了乾隆时期，因为中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一口通商变成了中外贸易的障碍。
除此之外，清朝海关吏治败坏以及清初以来一直坚持的行商贸易机构，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外贸易的发展。按照满清政府的有关规定，西方来华商人，所携货物需交行商代售；采办中国商品，也由行商代为购买。行商之上，又有粤海关监督管理其事。这样，作为中外贸易的管理者和中介人，粤海关监督和行商几乎控制了西方商人的命脉；西方商人前来贸易，不但关税很重，而且在正常税额之外，还要接受名目繁多的勒索。乾隆二十二年(1757)时，广州行商已经发展到二十六家，对外商的控制更加严密。一口通商已使西方商人之间的竞争相当激烈，满清政府坚持的行商制度和粤海关对外商的大加勒索，更使外商极为不满。
为了摆脱因此而造成的“生意平常”的局面，在通商口岸上，距离中国内地较近、各种中国产品价格又颇低廉的宁波吸引了西方商人的眼球。除此之外，这些西方商人还企图摆脱行商的控制，直接与中国民人买卖交易。因而，从乾隆二十年以后，一些西方国家的商船径赴宁波进行贸易。与此同时，西方商人直接与中国民人进行贸易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对于这些新问题，乾隆皇帝不但不审时度势，采取措施，扩大中外贸易往来，反而从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予以严厉限制，并将其发展成为闭关政策，这对于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的经贸发展都产生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乾隆二十年四月和乾隆二十一年七月，根据浙江地方官员奏报，先后有两艘西方商船进入宁波进行贸易。这引起了乾隆皇帝的高度重视，他说：“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近年乃多由专为贸易而至(宁波)者。将来熟悉此路，进口船只不免日增，是又成一市集之所。在国家绥远通商，宁波原与澳门无异，但于此复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地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内地海疆，关系紧要”,“浙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
为了制止这种现象的继续发展，乾隆皇帝谕令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照广省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浙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是年十月，他又颁旨给喀尔吉善，强调：“浙省只有较粤省重定税例一法，彼不期禁而自不来矣。”根据乾隆的这些指令，喀尔吉善制定了宁波海关则例：“将浙海关征收外洋正税，照粤海关则例，酌议加征。”乾隆二十二年冬，两广总督杨应琚移督闽浙，乾隆皇帝又令他向外商宣布，如或夷商再来宁波，“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同时，还令继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将同样内容晓谕在广州的外商，西方商人开设新的通商口岸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乾隆皇帝严格执行一口通商的贸易政策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商人的利益。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英国商人洪任辉在继续前赴浙江宁波进行贸易的同时，还“以迩年在粤贸易有负屈之处，特赴天津呈诉”。在呈词中，洪任辉揭露，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利用职权“自买货物，全不酬价”,以及行商黎光华拖欠外商巨额银两等严重问题。对此，乾隆皇帝认为：“看其情形，必有内地奸民潜为勾引，事关海疆，自应彻底根究，以戢刁风。而该商等在浙闽、天津处处呈控，亦不无挟制居奇之意。不知外洋货物，内地何一不有，岂必借伊来贸易，始可足用!是在内地奸人果有为之商谋者，审出固当按法严治；而番商立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不可不申明国宪，示以限制。”
于是，乾隆专派福州将军新柱等人前赴广州，会同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经过调查，发现洪任辉所控各款大都属实。同时还发现了洪任辉勾通安徽婺源县生员汪圣仪父子，“借领资本”,为其在宁波、江苏各处“包运茶叶”以及四川民人刘亚匾为其代作呈词等重要情节。在该案基本查清之后，乾隆皇帝谕令将李永标革职，查抄家产；将刘亚匾予以正法；将汪圣仪发遣，“以为贪利狡诡、潜通外夷者戒”。对于洪任辉，尽管所控大多属实，乾隆皇帝也以其“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海口”为罪名，下令将其“在澳门圈禁三年，满日逐回本国，不准逗留生事”。
洪任辉事件发生以后，乾隆皇帝出于巩固自己专制统治的目的，在坚持一口通商和公行制度的同时，他又陆续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外贸事务的管理。首先是采取措施，加强对西方商人的防范。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二月，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其主要内容是：一、“禁止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粤，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三、“借领外夷资本及雇请汉人役使，并应查禁”;四、“严禁外夷雇人传递信息积弊”;五、“夷船泊处，请酌派营员，弹压稽查”。因为这些规定的目的无疑是在于防止和限制西方商人与中国民人之间的直接贸易，对乾隆皇帝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异常有利，当即被乾隆皇帝批准照办。
其次是对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严加限制。乾隆初年，除循康熙、雍正两朝的旧制，禁止军械、火药、硝磺等物出口之外，对于其他物品，一般未作限制。乾隆七年以后，所禁物品扩大到了粮食。洪任辉事件发生后，禁止出口的商品越来越多。乾隆二十四年闰六月，乾隆皇帝首先采纳御史李兆鹏建议，禁止蚕丝出口。是年十二月，绸缎、丝绢也列入应禁范围，“如有偷漏私贩者，亦按斤两多寡，分别科罪；失察文武官弁，照例议处”。乾隆二十九年，虽因外商恳请而将蚕丝弛禁，然而绸绫缎匹却仍“禁止如旧”。对于蚕丝等禁止出口物品售卖斤数，也还另加多种限制。
再次是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杜绝发生“夷欠”,尽量减少中外贸易中的财物争端。由于对外贸易全由行商垄断，西方商人货物到达广州洋行后，行商既不能预定销售的难易程度，又无力预垫资金，兼之以西方商人无法在华久住，久而久之，在对外贸易中，一些行商出现数目较大的积欠。
如乾隆二十四年时，行商黎光华积欠外商银两五万余两。乾隆四十一年时，倪宏文欠英商银两一万余两。后来，这种欠银情况愈益普遍，数额也越来越大。如乾隆四十四年时，行商颜时瑛、张天球积欠英商银两高达二百八十余万元；乾隆四十九年，蔡昭欠银十六万余两；乾隆五十六年，平太行商吴昭平拖欠外商番银四十多万元；乾隆六十年时，石中和积欠外商货银数字更大，“除变产抵还外，尚欠五十九万八千余两”。数目庞大的积欠往往会触发各种不测事件。如乾隆四十四年时，为了索取欠款，英国、印度政府还曾派遣军舰到广州，进行武力恫吓。直至清朝政府将颜时瑛、张天球两人遣往伊犁，并责令全体行商摊赔之后方才罢休。
因此，对于夷欠，乾隆皇帝极为重视。他指出：“外国夷商贩货来售，内地民人与之交易，自应将价值照数清还；若因拖欠控告到官，尤宜上紧严追给领，并将拖欠之人从重究治，庶免夷人羁滞中华，而奸徒知所惩儆。”对于积欠夷商银两较多、情节严重的行商，他多次下令予以严惩。如乾隆四十一年
(1776)倪宏文积欠案发后，乾隆皇帝下令：“转饬该犯原籍，查产变抵，照数给予夷商收领；其不敷之处，勒限一年追清；如限内不能全完，即令该省督抚、司道及承审此案之府、州、县官于养廉内按数摊赔。”对于倪宏文等人，则分别“发往伊犁，永远安插，以示惩儆”。与此同时，他还颁发长篇上谕，指出：“涓涓不杜，将成江河。”告诫有关官员，此事关系甚大，而不得视之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要求他们“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严令他们将此入于离任交代，“令各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在这道上谕中，他告诫自己的后世子孙：“敬体朕训，守而勿失，亿万年无疆之庆，讵不在是矣。”为了防止类似案件再度发生，在对各种夷欠事件严肃处理的同时，乾隆六十年七月，乾隆皇帝又进一步作出决定：“嗣后洋商欠拖夷人货价，每年结算，不得过十余万两。如有拖欠过多者，随时勒令清还，即自今岁为始。通饬各洋商，一体遵照办理。”
乾隆皇帝除了限制外商对华贸易之外，为了加强对广大民人的控制方面对于沿海一带民人出洋贸易，也百般加以限制。中国人出海贸易，不许携带违禁物品。除此之外，还对船只大小、人员多少、出海时间也都作出明确规定，违犯者即予处罚；对于在外娶妻生子者，还特别加以严惩。这样，在海上贸易日益发展的18世纪，中国的海上贸易事业却急剧地衰落下去。对于沿海一带人民的生计，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从乾隆皇帝严格限制一口通商以及认真清理夷欠的各种言论看来，乾隆皇帝当时已经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潜在的威胁。然而，乾隆皇帝并不是以积极的态度发展对外贸易，增强国力，以对付西方国家的侵略野心；而是通过消极地限制贸易、尽量减少和避免中外接触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和保护国家主权的独立。
其实，这种政策的大力推行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它严重地妨碍了中国人民学习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阻止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于闭关政策的推行，当时的中国虽然暂时地维持了其独立自主的政治局面，并且在表面上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是不长时间之后，中西之间的实力差距却愈益扩大。这样，为了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为了跟上世界先进民族前进的步伐，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乾隆时期以来的这个历史的教训，永远值得我们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