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海上交通的日益发达，作为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先行者，西方传教士势力开始渗入了中国境内。在这方面，活动最为积极的是葡萄牙政府所支持的耶稣会。从明朝后期以来，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先后有数百名耶稣会教士来华，从事传教活动。在传教活动中，他们适应中国特点，尊重中国固有的礼仪风俗，尊重儒家学说，因而得到了部分士大夫甚至皇帝的好感。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中西文明之间的差距，以传播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做掩护，或出入宫廷，充当皇帝的侍从、顾问，刺探情报；或潜往各地，发展教徒。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天主教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截至康熙初年，全国各地所建教堂已在百座以上，接受洗礼入教的中国民众也有二十万左右。康熙皇帝亲政后，由于全国的统一和政权的巩固，对外政策愈益开放。康熙三十一年(1692),康熙皇帝下令允许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与佛教一视同仁。这样，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愈益广泛。

随着天主教在我国势力范围的不断壮大，罗马教廷逐渐暴露出其干涉中国内务、侵略中国的罪恶野心。康熙四十四年和五十九年，罗马教廷先后派遣特使铎罗、嘉乐二人来华，禁止中国教民祭孔、祀祖，并要求他们将天主教概念中的“上帝”“天主”和中国人所普遍崇奉的“天”“帝”严加区别。

罗马教廷对中国内部事务的这种粗暴的干涉激起了康熙皇帝的愤怒，为此，他一改之前允许中国人民自由信奉天主教的政策，下令禁教。雍正皇帝即位后，又发现传教士曾经插手皇室内部斗争，支持他的政敌允糖、允褪，因此，执行禁教政策便更为严厉。雍正元年(1723),雍正皇帝规定，除在内廷效力和在钦天监供职的少数传教士之外，其他在全国各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一律迁往澳门，勒令回国；所有教堂一概关闭，改作他用；受洗礼的华人则限令他们放弃信仰。这样，天主教在华势力受到了一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乾隆皇帝即位后，在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上，和其父雍正皇帝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概括起来，其活动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继续加以优礼；另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仍然坚持禁教政策。

18世纪，由于朝来国萬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西方科学技术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形之下，中西科技差距日益扩大。对于这种差距，乾隆皇帝并不讳言。他说：从天文学、绘画、科学、技术来说，中国人与西洋人如果相比较，中国人不过还是个幼童。为了吸收并利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乾隆皇帝即位之后，对于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表现出积极热情的态度。首先是对康熙、雍正时期留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乾隆皇帝大加器重和礼遇，分别任命他们为清朝官吏，有时还专在宫中为他们举行盛大的宴会，并给予大量的赏赐，从而使康熙、雍正时期来华的不少传教士如郎士宁、罗怀忠、戴进贤、徐懋德、陈善策、巴多明、殷弘绪、冯秉政、费隐、德玛诺、宋君荣、沙叩玉、孙章、德理格等人都能不受干扰地安心工作，并都在自己的工作中发挥其所长，为传播先进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次，为了进一步吸收西方先进文化，除对康熙、雍正时期留华的西方传教士表示礼遇和信用之外，对于愿意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乾隆皇帝仍然表示大力欢迎，并积极地加以招徕，因而，在他即位之后，不少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又相继来华。其主要者有赵圣修(乾隆二年),杨自新、刘松龄、魏继晋、王致诚、傅作霖(以上乾隆三年),汤执中(乾隆五年),蒋友仁(乾隆九年),艾启蒙(乾隆十年),钱德明(乾隆十五年),高慎思(乾隆十六年),安国宁(乾隆二十三年),索德超、方守义、韩国英(以上乾隆二十四年),汪达洪(乾隆三十一年),晁俊秀、金济时(以上乾隆三十二年),葛拉门(乾隆三十三年),贺清泰、西波拉(以上乾隆三十五年),潘廷樟(乾隆三十六年)等人。

乾隆后期，因为康熙、雍正时期和乾隆前期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相继物故，不敷派拨，乾隆四十三年(1778)九月和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乾隆皇帝还两度传令两广总督：“如遇有此等西洋人情愿来京，即行奏闻，遣令赴京当差，勿为阻拒。”在乾隆皇帝的招徕下，乾隆四十八年、四十九年，又有罗机洲、颜诗谟、麦守德、德天赐、汤士选等六人先后来华。他们当中既有著名画家、语言学家、音乐家，又有著名的植物学家、医药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为了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乾隆皇帝据其所长，一一安排职务。对于他们的生活，乾隆皇帝也极表关心。乾隆四十年正月，传教士聚居地之一北京南堂失火被毁。为此，乾隆皇帝拨帑银万两，重新修建。修成之后，还亲书匾额、楹联，悬挂堂中，以复旧观。除此之外，为了保存和传播西洋文化知识，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经乾隆皇帝批准，还将利玛窦所著的《天主实义》、阳玛诺所著的《七克》和南怀仁所著的《数要序论》等书也一起收入了《四库全书》。与此同时，一些留华传教士也将中国历史著作译为西方文字，或将在中国见闻著成专书，在西方发行流传。所有这些，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输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对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加以优礼的同时，对于不经清朝政府允许私行潜入内地进行传教活动的西方传教士，乾隆皇帝则采取了严厉禁绝的态度。由于对国际形势了解甚少，乾隆皇帝往往将天主教与国内各种秘密宗教相提并论，因而，乾隆皇帝的禁教活动，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关系甚为密切。一般来说，乾隆皇帝大力镇压秘密宗教之日，往往就是禁教活动趋于严厉之时。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在对僧、道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的同时，对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活动，禁令也渐趋严厉。尔后不久，由于秘密宗教的活动日益活跃，天主教势力也被作为秘密宗教之一而遭到严厉打击。乾隆十一年(1746)春，云南、贵州、四川、湖广等地相继发现了白莲教准备起义的重大案情，许多白莲教首领、徒众因此而相继被捕，并惨遭杀害。是年五月，根据福建地方官员奏报，因为有西方传教士费若用等人潜至该地传教，福建福宁府属的福安县，信奉天主教者竟达两千六百余人。这使乾隆皇帝备感不安。他说：“西洋人倡行天主教，招致男女，礼拜诵经，又以番民诱骗愚氓，设立会长，创建教堂，种种不法，挟其左道，煽惑人心，甚为风俗之害。天主教久经严禁，福建如此，或有潜散各省，亦未可知。”为此，他下令传谕各省督抚：“密饬该地方官严加访缉，如有以天主教引诱男妇、聚众诵经者，立即查拿，分别首从，按法惩治。其西洋人俱递解广东，勒限搭乾隆《大士像并心经图》轴船回国，毋得容留滋事。倘地方官有不实心查拿、容留不报者，该督抚即行参处。”从那时起，全国各地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禁止天主教的活动。

是年八月，山东德州清查出了王七、冯海若、魏衍等“被西洋人引诱入教”者，并“获有天主图像、经卷、念珠等物”。不久，江西又查出教民五十余人，“交地保严加约束，经卷、图像销毁；旧有教堂，查照入官”。同年十一月间，该地地方官在鄱阳县拿获了意大利传教士李世辅。经过审讯得知，早在乾隆五年(1740)时，李世辅即潜至山西、陕西一带传教。为此，乾隆皇帝下令将其永远监禁于江西。次年，江苏又拿获了潜至当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王安多尼、谈方济两人，并拟以斩监候之罪。与此同时，全国其他地区如山西、陕西、湖广、广西、四川等地也发生了多起类似案件。在乾隆皇帝的指令下，除个别情罪重大的西方传教士被依法处死或长期监禁之外，其他传教士则被押往广州，搭船回国；中国教徒皆都刺字于额，发往伊犁充军。这场历时两年之久的禁教活动方告大致结束。

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湖北爆发了轰动一时的马朝柱起义。虽然起义发动之后不久即遭镇压，但是主要起义领袖马朝柱却一直未能缉获；而且，根据起义被俘人员供词，马朝柱活动的根据地有一个“西洋寨”。因此，在查拿马朝柱的活动中，西方传教士成了清朝官员的重点盘查对象，并因此导致

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禁教活动。是年，湖北襄阳地方官员首先盘获了“信从天主教之曹殿邦写寄万一举番字经札、药方等物”。不久，一些地区如广东地方官员，还在属下龙溪等县捕抓中国教徒，“严究有无交通外国”及“此外传教伙党”,“一并严拿务获，分别定拟”。之后，江苏、福建亦相继采取类似行动，分别拿获潜至内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张若瑟、冯大千等人。

因为当时马朝柱起义已被镇压下去，而且在盘查活动中，乾隆皇帝也没有发现西方传教士与马朝柱互相勾结的确凿证据，因而，在这次禁教活动中，乾隆皇帝的态度相对比较平和。对于信奉天主教民人的处理，他认为：“西洋人之崇奉天主教，自是该国习俗。闽广濒海愚民，多有习于其教者，究之尚与邪术煽惑有间。……若必概行查拿，则未免滋扰，且于整饬人心、风俗之处，亦未见有益，当以不必深究为是。”对于潜入内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也指示有关官员不必扩大事端，“只可就案完结，毋致滋蔓”。而且，在此期间，他还下令将从前监禁在江西的西方传教士李世辅释放回国。根据他的这些指示，各地官员捕拿教民的活动停止下来，张若瑟等五名西方传教士也在被监禁一年之后释放，回到澳门。

乾隆三十年(1765)以后，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得以加强，因而，执行禁绝天主教的禁令也更加严厉，并且将其作为一项经常性的政策，一直坚持到乾隆皇帝在位的末期。如乾隆三十二年八月，江西、广东相继拿获潜入当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安当呢都和不少中国教徒。对此，乾隆皇帝下令将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遣往伊犁、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西方传教士安当呢都则在严加训斥之后遣回本国。乾隆三十三年，河南发现了桐柏县民人刘天祥、项德臣演传天主教一案，案情涉及湖广。乾隆皇帝当即传令当地官员：“即行密速访拿，并此外有无同伙，一并查缉。遴员解赴河南，并案严鞫，无使兔脱远扬。”

对于信奉并加入天主教的旗人，禁令尤其严厉。凡入教者，则下令销去旗籍，并施以重责，之后“发往伊犁，赏给厄鲁特为奴”。即使对于表示愿意来华效力的西方传教士，也要求他们做出保证，“情愿长住中国，不复告回”,并下令两广总督衙门将他们一律存记档案。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在大力镇压各地秘密宗教反清起义的过程中，他还不时地把打击的矛头指向了信奉天主教的中国教徒。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伦起义失败后，乾隆皇帝颁布上谕，严厉取缔国内邪教。这样，不少地区的官员在捕拿“邪教”教徒时，也将天主教徒加以逮捕、惩治。乾隆四十二年年底，甘肃河州地区王伏林领导的白莲教起义爆发。这时，陕西西安、直隶霸州又都发生了矛头指向天主教徒的禁教活动。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循化厅一带爆发了苏四十三领导的撒拉族新教人民反清起义。次年年底，直隶宝坻一带官员即因当地天主教徒“私盖教堂，聚众念经”而兴起大狱。一直到乾隆六十年七月，乾隆皇帝还下令将潜至陕西一带“希图煽惑传教”的西方传教士陈玛禄解京治罪。在这些禁教活动中，规模最大的是乾隆四十九年到乾隆五十一年进行的一场遍及全国的禁教活动。

乾隆四十九年春，居住广州的西方传教士罗玛当无视清朝政府的禁教政策，放胆向内地派出传教士十人，分往直隶、山东、山西、湖广传教。是年八月，其中的吧咙哩映等四名传教士在前往西安途中，在襄阳一带被当地官员所盘获。得知此事后，乾隆皇帝马上将其和刚刚发生的田五领导的新教回民起义联系在一起。他说：“西洋人与回人向属一教，恐其得有逆回滋事之信，故遣人赴陕，潜通消息。”同时，他还指令有关官员严加审讯，并下令各地官员“严行蹰缉”接送西方传教士的中国教徒蔡伯多禄、谢隆茂、张永信等人。

随着清查活动的深入进行，同年十一月间，陕西地方官又捕获了潜往该地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呢吗方济各和马诺两人，其中的呢吗方济各，在陕西潜行居住、传教已达二十三年之久。在审讯中，他还供出：“该省汉中府、山西洪洞县、潞安府、大同府及山东、湖广、直隶等省，俱有学习天主教及西洋人在彼传教。”这使乾隆皇帝极为惊讶。在他看来，早在雍正年间，天主教即遭严禁，何以呢吗方济各等人竟然毫无顾忌地在内地传教二十多年，而地方官员对此竟一无所知?

恰在此时，广州又发生了英国商船水手乱放枪炮打死中国民船水手吴亚科、王运发的严重事件。对于这一严重事件，广东巡抚孙士毅在处理中竟然应英船大副之请，将肇事凶手“发还该国，自行惩治”。

面对这些情况，此时的乾隆皇帝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为此，他一方面对孙士毅严加斥责，并不准其参加来年春天在京举行的千叟宴，以示惩罚；另一方面下令各地督抚严行查禁天主教。他声称：“至山西、山东、湖广、直隶各省，据供，俱有西洋及内地人辗转传教，最为人心、风俗之害。著刘峨、农起、明兴、特成额、陆耀一体严密查拿，将紧要之犯迅速解京，毋使该犯得以闻风远扬，致稽弋获。如各省经此次查办之后，复有勾引西洋人及私自传习邪教之案，则是该督抚查办不力，漫不经心，将来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

在乾隆皇帝的严旨督催下，各省督抚相继采取行动。乾隆四十九年

(1784)十一月，山西、陕西分别拿获了西方传教士安多尼、王亚各比两人。乾隆五十年二月，山东、四川又分别拿获了西方传教士吧地哩哑嗖和冯若望、李多林三人。四月间，江西也拿获了西方传教士方济觉，即啉兰嘶噶。在大力查拿西方传教士的同时，对于受有神职以及信教的内地民人，乾隆皇帝也各予以严厉惩罚。他指示：“现在各省神甫名目，尤当严禁。内地民人有称神甫者，即与受其官职无异。本应重治其罪，姑念愚民被惑，且利其财物资助，审明后，应拟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该犯等曾受有番银者，其原籍家产并应查抄乾隆年间珐琅镭金铜观音像入官；所有接引传教之人，亦应发往伊犁，给厄鲁特为奴，以示惩儆。至内地民人，因祖父相传，持戒供奉，自当勒令悛改，即将呈出经卷等项销毁，照例办理，毋庸深究。”

除此之外，乾隆对于原来一直执行的招徕西方传教士进京效力的政策，也以在京“西洋人已敷当差”为由，下令停止执行，“嗣后可毋庸选派”。为了彻底禁绝传教士继续潜来内地，他还下令广东巡抚孙士毅向在华夷人、洋商发出警告：“如再有干犯功令、私行派往者，必当从重严办，不能再邀宽典。”乾隆五十年十月，乾隆皇帝宣布处理决定：“所有吧咙哩映等十二犯，俱著加恩释放。如有愿留京城者，即准其赴堂安分居住；如情愿回洋者，著该部派司员押送回粤。”至此，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场遍及全国的禁教活动才告结束。

作为乾隆皇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乾隆皇帝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政策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招徕西方传教士供奉内廷之举，虽然主要是出于个人享乐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为中国了解西方留下了一个小窗口，而且也毕竟输入了部分西方文明。禁教政策虽在主观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内阶级矛盾的制约而时起时伏，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遏制西方殖民主义国家进行宗教侵略的作用。就此而言，乾隆皇帝对待西方传教士的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以及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这一政策基本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