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在文化事业上的另一个重要活动是对以整理、考据古典文献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学者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和支持。正是在他的扶持下，乾隆时期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学术活动进入了**，并且在这一学术活动中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一时之间，学术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一片繁荣景象，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皇帝之所以对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学者表示重视，起源于他对程朱理学和理学名臣的厌弃。清朝初年，在建立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尤其是理学名臣立下了汗马功劳。儒家经典的政治含义是经过他们的解释才被最高统治者理解和接受，清朝政府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政策经过他们的宣传才和汉族人民心目中的圣人孔孟联系在一起，因而，清廷入关之初，即将程朱理学确定为官方哲学思想；同时，对于理学名臣，也开始不断擢用，优宠备至。

当时，虽有一些学者从事古典文献的考据和整理，但就其构成人员而言，大多都是民族意识较为浓厚的汉族知识分子；整理文献的目的，又大多是以此作为思想上的一种寄托和拒绝与清朝政权进行合作的一种斗争方式。后来，虽然由于清朝长期统治的进一步巩固和在清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陆续加入学术队伍，使这一学术派别中的反清的政治色彩日益淡漠。但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活动对最高统治者加强政治统治的关系不大，除了最高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稽古右文”偶尔对其中的个别人表示礼遇之外，其他绝大多数人终生未得一官半职。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生的乾隆皇帝，从其幼年开始，即接受了比较系统的理学教育。因此，相当长的时间内，他对理学笃信甚诚，习诵不辍。他说：“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辩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人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同时，对于先朝理学名臣如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也放手使用，信任有加，尊崇备至。然而，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不断加强，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中的一些内容先后成为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过程中的绊脚石。这样，在经过百年之久的全盛时期后，理学名臣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乾隆皇帝的冷遇。

首先是理学名臣成了乾隆皇帝加强皇权的绊脚石。乾隆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主要是由标榜理学的雍正朝旧臣所组成，其中又以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地位最高，职权最重。然而，使乾隆皇帝感到失望的是，虽然乾隆皇帝对他们极为信任和尊崇，他们却仍然贪而不知足，利用雍正、乾隆之交最高权力过渡之际皇权暂时削弱的机会，极力扩张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甚至彼此之间为了争夺权益而各结私党，明争暗斗，互相攻讦，严重地影响了朝廷政局的安定和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加强。

乾隆皇帝对于朋党之争，极为反感；对于他们互相攻讦而揭发出来的一些内幕，乾隆皇帝更为厌恶。他们的所作所为，使得乾隆皇帝感到，自己昔日所十分敬重的这些师傅之辈原来都是一批口是心非的假道学、伪君子。因而，在多次训诫臣下“精研理学”的同时，还着重指出：“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这样，包括鄂尔泰、张廷玉在内的不少廷臣因为涉嫌党争和标榜理学，先后遭到了乾隆皇帝的斥逐和疏远。

其次是程朱理学的一些内容因为和乾隆皇帝加强专制统治的要求不相适应而被乾隆皇帝所远弃。乾隆皇帝整治朋党之初，尚将程朱理学与理学名臣分而视之，在他看来，虽然理学名臣“有诚有伪”,但是程朱理学却完全正确。“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然而，随着乾隆皇帝对宋儒诸书了解的日益全面，他发现，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的一些解释和一些程朱理学著作中所阐明的思想，并不利于自己专制统治的巩固和加强。比如《春秋》一书，本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因其文简义奥，南宋时期，胡安国为之作传。明朝以后，科举考试奉为程式，迨至清朝，相沿未改。但胡安国生于宋、金对峙之际，传释《春秋》,多以“复仇”立说，不但曲解经文原意，而且也不利于清朝政府的统治。幸而一帮封建儒生只是为科举考试而诵习此书，如果真照胡安国《春秋传》原意去做，岂不是坏了大事!又如朱熹的《名臣言行录》一书，在乾隆皇帝看来，也有标榜臣权、易启门户争执、侵犯君权之嫌。

为此，继惩治鄂尔泰、张廷玉朋党之后，乾隆皇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如乾隆十九年四月，他在殿试试题中即提出了道学流行后“大道愈晦”的看法。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为《春秋直解》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他又对胡安国《春秋传》一书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并且发出了“曲说之离经，甚于曲学之泥经”的感慨。后来，干脆又在科举考试中废弃胡安国的《春秋传》:“嗣后《春秋》题，俱以《左传》本事为文，参用《公羊》《谷梁》。”对于朱熹《名臣言行录》一书，虽然以其为朱熹所作，乾隆皇帝不能明显地加以指斥，但当发现已致仕的大理寺卿尹嘉铨步其后尘著《本朝名臣言行录》一书时，乾隆皇帝即刻大发雷霆，掀起大狱，以发泄他对朱熹的不满情绪。

与此同时，和前期相比，乾隆皇帝对各起批评理学著作的文字狱案件的处理却明显放宽。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文字狱进入了**时期，但是对于批评程朱的著作，乾隆皇帝却网开一面，很少予以处理，有时还对借此兴狱的官员严厉呵斥。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乾隆皇帝对于程朱理学的热情显著下降。由于失去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程朱理学的黄金时期一去不复返，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它的衰落阶段。

在程朱理学遭到乾隆皇帝冷遇的同时，对于当时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一些学者，乾隆皇帝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其中首先引起乾隆皇帝关注的是无锡学者顾栋高。顾栋高是康熙年间进士，雍正初年以建言放归，从此绝意仕进，研治经史。他以和理学家完全不同的方法研究《春秋》,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时事分门别类，排列成表，著为《春秋大事表》一书，不但大大推动了《春秋》一书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于宋儒所胡乱发挥的《春秋》义例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为了表彰他在经学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乾隆皇帝特授其为国子监司业职衔，“以为绩学之劝”。尔后，钱大昕、江永、戴震、杨昌霖等许多著名学者也先后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注意，或者指定官员搜求其生平著作，或者由布衣特授官职。

乾隆皇帝之所以对这些学者如此重视，既有政治上的原因，又有学术上的原因。就政治原因而言，一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整个学术界皆已对清朝统治表示拥护，使用这些人，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统治，反而正可以擴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二则这些学者大多出身社会下层，和高级官吏瓜葛不多，使用他们既可削弱朋党势力，又能逐步改组官吏队伍，增强各级官吏对自己的向心力。此外，这些人一心向学，功名利禄思想比较淡漠，对于整顿内政、澄清吏治似乎也不无好处。就学术原因而言，清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汇江河而成大海，古典文献的积累达到了空前众多的地步。由于长期流传，其中讹脱衍误、亡逸残损现象极为严重，文化事业的发展亟须对其进行一番系统的清理和总结。乾隆统治时期，国家富庶，社会安定，这一时机逐渐成熟。但是无论总体规划，或是具体整理，人才问题都是关键。乾隆皇帝环顾知识界，只有那些以整理、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方能委以此任。正是基于上述诸多原因，乾隆皇帝才对这些学者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也正是在乾隆皇帝的特别关注下，这些学者才在政治上由地主阶级的在野派转化成为当权派。

为了促成这些学者政治地位的转化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乾隆皇帝主要使用了科举考试这个入仕之阶。在此之前，各种层次的科举考试理学氛围极浓，对于以整理和考据古典文献为业的学者来说，登上仕途极为不易。为了扭转这种情况，乾隆十年(1745)以后，乾隆皇帝首先在殿试务策时加上了经、史方面的内容；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部分试题的比重越来越大。如乾隆十年殿试题云：“五、六、七、九、十一、十三之经，其名何昉?其分何代?其藏何人?其出何地?其献何人?传之者有几家?用以取士者有几代?得缕晰而历数欤?”又如乾隆三十一年殿试试题云：“《易》传三义，《书》分六体，《诗》有三作，《春秋》有五始，《戴记》多后儒之所增，《周礼》以《冬官》为散见，其说可胪举欤?”乾隆五十四年殿试试题亦云：“《诗》三百十一篇名见《礼》及《左传》者凡几?十五国风或谓斟酌序次，或谓以两相比，语出何氏?”都是就经部文献所出之题。至于以史籍出题者更是不胜枚举，略举数例，以见其大致情况。如乾隆二十八年殿试试题云：“史有二体，纪传法《尚书》,编年法《春秋》,……有志三长之学者，夙习发明书法，考异集览百家之言，能研核折衷而切指其利病否?”乾隆三十一年试题云：“史以垂彰瘴而体例不必尽同，《循吏》《儒林》始于《史记》,《文苑》《独行》始于《后汉书》,《忠义》始于《晋书》,《道学》始于《宋史》,其分门各当否?《梁书》有《止足传》,《隋书》有《诚节传》,《唐书》有《卓行传》,同异果何如也?”乾隆五十二年殿试试题云：“史非徒纪事，所以监先式后，等百世以为因革损益者也，则表、志尚矣。顾曰书，曰志，曰考，或有或无，或取他家以益之，或越数代以补之，或统及古今，或并详五朝，征其体例，能较然欤?”乾隆五十五年试题又问及《通鉴》一书：“同撰者何人?分代者何属?采取者正史外何书?略而为目录，析而为甲子纪年，订而为《考异》,别而为《稽古录》,体例可陈欤?"

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殿试题中又增加了讨论《四库全书》收书范围或历代官私目录收录图书的问题。如乾隆四十三年殿试试题即云：“前言往行，悉载于书，自周有柱下史，汉、魏有石渠、东观，以至甲乙丙丁之部，《七略》《七录》之遗，代有藏书，孰轶孰传，孰优孰劣，可约略指数欤?”这些题目，对于研经治史的学者来说并不为难；然而对于不读经史而又高谈理气、性命的理学家和只会使用“且夫”“尝谓”之类的词眼儿写作八股的文人来说，则很难入彀。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历次殿试中，乾隆皇帝很少就理学出题，偶尔出上一道半道，也不限定答案，而是鼓励士子自由思考，特别是启发人们从反面思考。如乾隆十九年殿试试题即云：“自宋诸儒出，于是有道学之称。然其时尊德性、道问学，己讥其分涂，而标榜名目、随声附合者，遂藉以为立名之地，而大道愈晦。今欲使先圣先贤之微言大义昭如日星，学者宜何所致力欤?”如此看来，提倡乾嘉学派治学方法的答案简直是呼之欲出了!

乾隆皇帝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大大限制了理学流派的入仕途径，而将一大批经史研究有成的学者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其主要者有庄存与(乾隆十年),卢文招(乾隆十七年),王鸣盛、钱大昕、纪昀、朱筠、王昶(乾隆十九年),毕沅(乾隆二十五年),赵翼(乾隆二十六年),陆费墀(乾隆三十一年),任大椿(乾隆三十四年),邵晋涵、孔广森、程晋芳、孔继涵(乾隆三十六年),王念孙、戴震(乾隆四十年),章学诚(乾隆四十三年),武亿(乾隆四十五年),孙星衍(乾隆五十二年),洪亮吉、阮元、凌廷堪(乾隆五十五年),潘世恩(乾隆五十八年)等数十人，几乎包括了乾嘉学派的全部骨干。

据统计，从乾隆十年始至乾隆六十年止，二十三次会试中，所取进士四千余人，至于中举者则更当十数倍于此，都由乾隆皇帝一一安排了职务，其中一些人如纪昀、王昶、毕沅、阮元等还仕宦显达，内列卿贰，外任督抚，成为乾嘉学派的领袖，不但对官吏队伍进行了一番更新，而且还造就了一代学风。

在科举考试的带动下，不少学者竟相将自己研习经史所得汇为文集刊刻行世，由书肆大量发行，以供士子准备科举考试时观摩之用。与此相反，宋儒“濂洛关闽之书”因与科举考试无关，士子纷纷将之“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以至书商因为害怕蚀本起见，所有理学著作竟不敢刻印发卖了。

除科举考试之外，乾隆皇帝组织的频繁的修书活动，也对乾嘉学派学术研究活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官修图书数量众多，涉及范围也极其广泛。每次修书，都要动员中央政府中相当一批科举出身的官员参与到具体工作去。尤其是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中央政府中的文职官员更是几乎全体出动；兼之以该书内容浩瀚，经、史、子、集四部俱全，研究程序完备，遍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整理古典文献技能的所有方面，因而，这一活动的进行，不但对入选馆臣来说是一次极好的训练，而且在整个学术界也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少学者即在与修《四库全书》的基础上，退而著述，以成名家；也有相当一批学者虽未参与纂修《四库全书》,但是受其影响，也在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样，清初以来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涓涓细流，终于发展成为一个影响极大的学术流派。

在乾隆皇帝的扶持下，经过乾隆初年以后三四十年的发展，乾隆后期，学术界整理、考据古典文献的活动进入了**。上自名公巨儒，下至博士学究，无不涉及考据的领域，整个学术界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一片繁荣景象。就经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先后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将平生研究所得撰成各经新注、新疏，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几百年来程朱理学对经学研究的垄断；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为了探求儒家经典原义，或上探汉、晋经师旧说，或精研文字、音韵、训诂。这些活动，不但使亡逸已久的汉代以来的解经文献得到了一番普遍的发掘和整理，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小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就史学研究而言，成绩也甚为辉煌。除少数学者对一些旧史进行改修之外，绝大多数学者都集中精力，缩短战线，致力于历代正史表志阙略部分的补修和对古代史实的考据。其中在补志活动中，有的学者以一人之力而兼补数种表志，有的是数位学者在不同地点共补一表一志而在内容质量上各有千秋。经过这些学者的努力，使得各代正史所阙表志大抵都有了一种或数种补修之作。至于考史，更是乾嘉学派学者学术活动的热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参加过这一活动，其中有的学者专攻一史，有的学者兼及数史甚至通考全史，由于战线缩短，精力集中，大多都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和赵翼著《廿二史札记》。三书之外，专考一代史实的书籍更是不胜枚举，散见于笔记、文集中的零金碎羽式的考史之作也俯拾即是。

与此同时，由于整理古典文献活动的空前普及和发展，许多学者还专门致力于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等方面的研究，并各有质量极高的专书问世，因而，各种整理古典文献的技能也都有很大提高，并各自发展成为专学而独立于学术之林。所有这些，都是乾嘉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乾隆皇帝扶持乾嘉学派以繁荣发展文化事业的活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乾隆皇帝虽然通过对乾嘉学派的扶持对当时学术研究的繁荣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乾隆皇帝扶持乾嘉学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对其研究方向乃至研究内容又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因而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活动只是一种畸形的、变态的学术研究活动。首先是研究领域局限于古典文献的考据和整理，范围极其狭隘。在乾隆皇帝的束缚下，不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研究人员极少，即使在乾隆皇帝所热心的经史研究这一狭小的天地之中，也有许多禁忌。就经学研究而言，学者批判宋儒则可，但却不能明显排斥程朱，尤其不可触及孔孟。在史学研究中，研究古代史还可以，研究明史尤其是研究明、清之际的历史和当代史则严行禁止；即使是在古代史范围内，凡是和清朝统治有关系的一些课题如华夷之辨、正闰之争乃至建储、党争、井田、封建等都应有所忌讳，稍不注意即会惹来杀身之祸。这样，乾嘉学派的学术研究活动无异是带着脚镣跳舞，从而大大影响了乾嘉学派的学术成就。即以其成就较为突出的经史方面而言，除其中的少数著作确有识见而为学术发展所必不可少外，相当一批著作都是步前人之后尘，有功力而无识见，可有可无。

其次是研究内容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乾隆皇帝扶持乾嘉学派的目的，只是企图将此作为粉饰自己专制统治的点缀品，因此，乾嘉学派研究的问题大多都严重脱离当时社会实际。其中陈述的思想相当陈腐，研究方法也极为烦琐，不但和国计民生利病毫无关系，而且和广大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几乎完全绝缘。这样，这些研究成就只能成为基层社会所无法欣赏的“阳春白雪”,对于社会进步基本上没有发挥什么积极作用。尽管如此，这种活动仍然是一种学术活动，而且，历史地看来，扶持乾嘉学派也比扶持程朱理学要好。由于乾隆皇帝的支持，乾嘉学派的不少学者也确实在整理、考据古典文献方面下了一番功夫，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就这一方面而言，在乾隆皇帝一生的各种活动中，扶持乾嘉学派以发展学术文化事业，基本上还是一项应予肯定的文化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