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征求遗书的同时，乾隆皇帝又先后组织学者进行了大规模的编修书籍的活动。

乾隆皇帝编书，有几个明显特点。首先是修书种数多，卷帙浩瀚。据统计，乾隆皇帝一生主持纂修的书籍约在一百一十种，七千卷以上；如果再加上对各种古典文献汇辑、整理而成的《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等，则其总卷数将近十万卷。这一数字，使得包括圣祖康熙在内的所有以修书而著称的各代帝王无不相形见绌、自叹弗如!

其次是门类齐全，内容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其中经部书籍有《周易述义》《周官义疏》《诗经折中》《仪礼义疏》《春秋直解》《礼记义疏》等；小学书籍有《同文韵统》《叶韵汇辑》《清文鉴》《音韵述微》等；子部书籍中有关天文者有《仪象考成》《历象考成》,有关医学者有《医宗金鉴》,有关农学者有《授时通考》等；集部书籍中有关书画者有《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有关古器、古钱币者有《西清古鉴》《西清研谱》《钱录》等，有关诗词文章者有《唐宋文醇》《唐宋诗醇》《皇清文颖》等；至于史部书籍，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再次是讲究实用。乾隆皇帝修书，都有相当明确的目的和针对性，除所修经史各书皆为加强思想统治之外，其他所修各书，无不对人民衣食住行和提高社会文化知识有所裨益；而且，为了满足满族人民的文化需求，有些重要书籍修成后还特地译成满文。

最后，乾隆皇帝修书，也比较重视质量。各书纂修，大多都宽以时日，一般不搞仓促成书。一书修成，往往历时多年。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三礼传说》《音韵述微》《平定准噶尔方略》《热河志》等书，从决定纂修到全书告成，大多都在十几年以上。为了保证质量，有些书籍在修成、刊印之后，还要订正错讹，补充史实，进行重修。所有这些，使得乾隆时期官修各书内容一般都信实可据，并都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各种书籍的纂修活动从未停止过，一般情况下，每年都有几部书在同时纂修并皆有新书问世。《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为了将一些敕撰本纳入《四库全书》,甚至还出现了十六种书籍同时编修的情况。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在乾隆皇帝主持下的官修图书事业是十分兴盛的。

在乾隆皇帝主持编修各种书籍的活动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书籍的編修。乾隆皇帝即位之前，就熟读史书，深知历史书籍和历史知识对于治理国家、巩固统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而，他在位期间，极为注重历史书籍的編修。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官修史书几乎占了所修书籍的半数左右。其中通史一类著作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各具特色。如《通鉴辑览》《历代职官表》《古今储贰金鉴》等即为通贯古今之作；《续三通》则是对杜佑、郑樵、马端临等人著作(指唐代杜佑《通典》、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的续修之作；《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又是订正旧史讹误之作。这些书籍，虽然在史书体裁上没有什么创新，而且也基本上没有发掘出什么新史料，但毕竟对原来成书的各种史书进行了一次再編辑加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历史著作的内容。

对于明朝史书的编修，因为它和清朝政治关系极大，乾隆皇帝更为重视。明朝灭亡以后，学术界撰著明史之风一度极盛。因其作者多是故明遗民，因而这些著作大多都渗透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并对清朝先世臣属在明和清兵入关后的暴行有所揭露。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自康熙以后，历代清朝皇帝迭兴大狱，残酷镇压意图撰著明史的汉族知识分子，禁毁有关明史的各种著作。与此同时，还特开明史馆，纂修《明史》,企图垄断明代历史的编修权利。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对这一政策执行不渝，除继续制造多起文字狱、禁止私人搜集明史史料和编修明史著作外，还继《明史》刊行之后，又先后主持编修了《明纪纲目》《通鉴纲目续编》《明臣奏议》《胜朝殉节诸臣录》等书，从而使各种明史著作体裁愈益完备，不给私人以插足编修明史著作的余地。同时，为了使各种官修明史著作能够在学术上站得住脚，乾隆皇帝还比较注意订正所修各书有争议和错误并补充一些新史料。如明季福王朱常洵的国赐田，《明纪纲目》所载为四万顷。乾隆四十年(1775)五月，乾隆皇帝披阅《叶向高集·论福藩田土疏》一文，始知原拟分封四万顷，后因诸臣谏诤和福王上疏具辞，实予二万顷。为此，乾隆皇帝指令方略馆重新改纂该书，“以昭传信”。又如《明史·英宗本纪》正统十四年(1449)载，英宗一日而杀两御史，却没有写他获罪的缘由，又在“土木之役”条下没有写王振事。对于这些明显疏略，乾隆皇帝也下令大学士等“将原本逐一考核添修”,“重刊颁行，用昭传信”。再如明末福王建号和唐王、桂王事迹以及李定国、白文选等人的抗清活动，人们都知晓这一活动，然而各种官修明代史书以其事涉清朝开创之初，担心有所忌讳，都将明朝灭亡时间断于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王所纪年号则“例从芟削”;对于那些抗清死难人士，又全都不立传，不得已而涉及时，“多以伪官目之”。对此，乾隆皇帝认为：福王南渡，“偏安之规模未失，不可遽以国亡书法绝之”。唐、桂二王“究为明室宗支，与异姓僭窃者不同”;“且其始末虽不足道，而奔窜事迹，亦多有可考”;那些抗清死难人士“各为其主，始终不屈”,“较之宋末之文天祥、陆秀夫实相仿佛。”

因此，乾隆决定《通鉴辑览》一书应将明亡年限定在福王芜湖被执，并在该书中附记唐、桂二王事迹；所有抗清死难人士，皆当书为“某王之官某，不必斥之为伪”,并决定搜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抗清活动，宣付刊行。乾隆皇帝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想以此来表示自己的“大公之心”,并制止和取代其他私修明代史著；以政府之力，毕竟比较容易搜得较为准确、完备的明末史料，为后人深入研究明朝史实提供了方便。

对于大清朝历史的编修，乾隆皇帝尤其重视。他看到，前代诸史，皆在该朝灭亡之后由后世史官编修，因为历年久远，许多事实史料湮没失传，为了成书起见，不得不凭借史料价值极不可靠的稗官野乘。有鉴于此，乾隆皇帝认为，与其让后人没有根据地胡说，“何如及早哀集，免致闻见失真，传疑袭误”!因此，早在即位之初，在循照先例开馆纂修《清世宗实录》的同时，乾隆皇帝又决定征集有关资料，纂修雍正朝国史。

在乾隆皇帝的关心、支持下，乾隆六年(1741)十二月，《清世宗实录》首先告成。为此，乾隆皇帝还召集百官，举行了隆重的庆贺仪式。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包括雍正朝史事在内的五朝国史亦告完成。因为该书质量不高，“一经披览，开卷即有大谬之处”;所撰列传，“止有褒善，恶者惟贬而不录”,不足以传信，乾隆皇帝很是不满意。尔后，由于战争频仍，乾隆皇帝的注意力转向了方略的纂修，国史纂修活动一度中断。

乾隆皇帝于三十年七月，根据当前形势考虑后，认为有必要重开国史馆，于是决定将开国以来王公大臣及在朝满、汉文武“内而卿贰以上，外而将军、督抚、提督以上，并宜综其生平实迹，各为列传”。根据这一旨意，国史馆开始了纂修《满汉名臣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贰臣传》等书的大量工作。

由于当时文字狱迭兴，而且其中绝大多数皆因明、清之际历史著作而引起；兼之以清朝建立以后，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十分频繁，事涉不少满、汉大臣，因此，馆臣疑虑重重，含毫相向，迄无进展。开馆十七年间，“纂成进御之书，甚属寥寥”。对此，乾隆皇帝极为不满，为了加快国史纂修速度，乾隆皇帝一方面规定成书限期，要求国史馆将所修各书每二十日进呈一次，限令于乾隆五十一年完成；另一方面开放乾隆四十年以前军机处档案，为国史的纂修工作提供方便。乾隆五十三年，又进一步将国史编修的时间下限延长至乾隆五十年，因此，乾隆五十年以前的各种军机处档案亦相应地向馆臣开放。

与此同时，为了使所修国史合乎要求，乾隆皇帝还躬身纂务，对国史纂修中的一些难以定夺之事拍板定音。如明、清之际降清的一些故明将领和士大夫为数甚多，且对明末清初政治形势的发展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仅因其身事两朝，概为削而不书，则不足以传信；如各为立传，并叙其功绩、封爵，则又与开国功臣无所区别。为了保存有关史料而又贯彻“彰善瘴恶”的修史原则，乾隆皇帝特命专立《贰臣传》。后来，又因这些人物结局不一，比如李永芳、洪承畴等降清之后卓有劳绩者，有如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降而复叛者，如概入一编，仍然未昭公允。为此，乾隆皇帝又决定在《贰臣传》之外另立《逆臣传》,以记载降而复叛的吴三桂、耿精忠、李建泰等人事迹。乾隆皇帝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宣扬纲常名教，但是较之馆臣原来决定不立专传、仅入各表来说，毕竟保存了较多的史料。

另外，对于馆臣因惧怕触犯忌讳而不敢使用的一些史料，乾隆皇帝发现后，也要求补入所修各书。如康熙年间左都御史郭琇弹劾明珠、高士奇、王鸿绪原疏，本来极有史料价值，然而馆臣却因为郭琇后来被圣祖康熙帝治罪而竟不敢使用。对此，乾隆皇帝指令国史馆在所进王鸿绪传内补入该疏，“既可令海内传为美谈，且足令朝臣共知鉴戒”。又如南明史可法复睿亲王多尔衮书，是南明和清朝政权之间关系的重要文件，前此各史皆不曾记载。乾隆四十二年(1777),乾隆皇帝在内阁册库中发现了这一文件，于是命附于《宗室王公功绩表传》中睿亲王传后。在乾隆皇帝的指导下，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国史修纂工作进展相当迅速，先后完成的书籍有《满汉名臣传》《宗室王公功绩表传》《蒙古王公功绩表传》《贰臣传》《回部王公表传》《台湾安南将弁官员列传》等，不但在当时为国史纂修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而且也为后人研究清史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史实资料。除纂修国史之外，乾隆皇帝还从巩固统一、加强统治和施政的需要出发，以方略、政书为重点，先后纂修了大量的有关本朝历史的书籍。比如有《平定金川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平定廓尔喀纪略》等，其中记载了乾隆皇帝平定各地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各次战争的经过；《临清纪略》《兰州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等，则记载了乾隆皇帝镇压各次农民起义全部的经过。《清三通》《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通礼》《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国子监志》等书，则将清初以来历代皇帝有关各种政务处理的谕旨集中起来，加以制度化，以便广大臣工遵行。

除此之外，为了反映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乾隆皇帝还主持纂修了《大清一统志》《皇舆西域图志》《皇清职贡图》《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河源纪略》《南巡盛典》《庆典成案》等书，内容也涉及清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民族、宫廷、外交等诸多方面。

所有这些，不但直接促成了当时文化事业繁荣局面的形成，而且也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文化的宝库。乾隆皇帝主持的“稽古右文”、编订群籍，对于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乾隆皇帝主持纂修的各种书籍中，最具影响的是《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以后，为了进一步表示自己“稽古右文”,凭借长期以来积攒起来的雄厚的物质财富，在历次求书、修书的基础上，乾隆皇帝又动用全国力量，主持编修了这部囊括古往今来一切主要著述的卷帙浩瀚的《四库全书》,从而把清朝建立以来的政府修书活动推向了最高峰。

《四库全书》的纂修，开始始于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乾隆皇帝征求天下遗书。最初，乾隆皇帝只是企图扩大政府藏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但是，随着征求遗书活动的开展，怎样征集遗书和如何处理所征遗书的问题便提上了乾隆皇帝的议事日程。这时，安徽学政朱筠首先向乾隆皇帝提出了开馆校书的建议。朱筠的建议包括四项内容：第一，征求遗书当以汉唐以来尤其是辽、宋、金、元四朝的文献价值较高而又传世甚稀的旧本、抄本为重点。第二，由清朝政府组织人力，先对内府藏书进行一次普查，并将其目录“宣示外廷”,以便各地献内府所未备者。在这条建议中，朱筠还特别提出，清朝政府收藏的《永乐大典》是明初以前各种著述之渊薮，其中多存“世不恒觀”之书。他要求由政府组织人员，“择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第三，朱筠建议政府充分吸收汉、隋、唐、宋以来历次整理文献的成功经验，不仅征求遗书，而且对其进行校勘，同时还应组织人员对所收书籍“或依《七略》,或准四部”,分门别类地“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为此，他要求政府建立专门机构，完成这项工作。第四，在征求民间遗书时，应将采访范围进一步扩大，凡是具有文献价值的钟铭碑刻、金石图谱，都应在搜求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朱筠这些建议总的精神是要求政府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一次继汉、隋、唐、宋之后的总清理。

因为这一建议与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心理正好迎合，乾隆皇帝对此异常重视。他一方面立刻派员校核《永乐大典》中所存逸书的情况，在经过调查，了解到这一建议确实可行之后，便立即组成了以军机大臣为总裁官、由许多翰林参加的专门机构，以进行辑佚活动；与此同时，受朱筠建议启发，乾隆皇帝也改变了单纯求书的初衷，决定编纂一部囊括古往今来一切主要著述的巨型丛书——《四库全书》。根据他的指示，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馆”在翰林院正式成立，一个由政府组织的规模空前的编纂《四库全书》的活动便由此开始了。

根据乾隆皇帝的指示成立起来的“四库全书馆”机构庞大，大小负责官员多达三百六十人。其中的总裁官、副总裁官为总揽全馆事务的主要官员。因统筹全局，责任重大，所以特设正总裁官十六员、副总裁官十员，皆分别从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中简选。为了加强自己对“四库全书馆”的控制，乾隆皇帝还特派自己的三个儿子皇六子永踏、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理也充任总裁官。总裁、副总裁之下，设总阅官十五人，总管阅定各书之事；总纂官三人，总理编书之事；总校官一人，总理校订之事；缮书处总校官四人，专掌抄书及总理校对脱误之事。

上述每一机构之下，又设有具体办事官员多人，分管校勘、编纂、刊刻、装订、整理之事。此外，在全书纂修过程中，还以各种方式招收抄写誉录的书手、绘画的手工工人和刻字印刷的工匠四千余人。这一专门机构的成立，对于《四库全书》纂修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在上述所设各职中，总纂官、总校官及其下属各机构是《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而，这两个机构中的人员组成情况，对于《四库全书》能否修成和质量好坏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为此，乾隆皇帝特别注意选拔知名的学者和在各方面有较深造诣的人士充任上述各职。除由乾隆皇帝亲自任命当时的著名学者纪昀、陆锡熊为总纂官，陆费墀为总校官之外，还分别以大臣荐举、政府征辟等方式将一大批学识渊博而又年富力强的著名学者安排到纂修官和分校官等各个重要岗位上。

如著名经学家戴震、著名校勘学家周永年、著名史学家邵晋涵即分别被任命为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官兼分校官；著名经学家姚鼐、翁方纲、朱筠则分别被任命为校办各省送到遗书纂修官，并分别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四库全书》的成功纂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程晋芳、任大椿、金榜、王念孙等人也都各据所长，在“四库全书馆”安排了相应的职务，并都成为《四库全书》纂修中的骨干力量。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得《四库全书》在各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由于自清初以来，清朝政府即注意图书的搜集、皮藏和纂修，而《四库全书》的纂修又是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对《永乐大典》的辑佚以及大规模的征求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故而《四库全书》纂修中的书籍来源极为广泛。

大致可分为政府固有藏书和各省所进献的遗书两大项。其中的政府固有藏书包括自清初以至乾隆时臣下遵照皇帝敕旨编修的敕撰本、内廷各藏书机构原藏的内府本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永乐大典》中所辑的各种逸书即所谓《永乐大典》本；各省所进遗书则包括各省督抚在历次求书中或从市场购买、或向藏书家借抄而送馆备用的各省采进本、各地藏书家因乾隆皇帝求书上谕曾经提及而不得不将家藏秘书献出的私人进献本，以及采自当时社会上最流行的通行本。从《四库全书》开馆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仅各省所进遗书一项就将近万种，而且此后还在继续增加，如果再加上政府固有藏书、从《永乐大典》中新辑之书以及为编入《四库全书》而临时敕撰之书，其数量的确十分可观。

面对这些来源不同、版本不同而又为数浩繁的书籍，《四库全书》显然不能不予区别地悉加收录。为此，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十七日的上谕中规定：“所有进到各遗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校勘，分别刊、抄，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枣梨，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誉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伪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

根据乾隆皇帝确定的这些原则，在遗书到馆之日，便由各纂修官根据原先分工，对每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就其作者、成书年代、内容异同、版本优劣进行考证，将其考证成果以另纸粘于该书每卷之末。同时，还仿效汉朝刘向、刘歆校书的旧例，为每书撰写提要一篇，在其中简叙作者的时代、爵里、本人事迹以及内容得失，并根据该书的价值，预拟出应刻、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一并交总纂官审定修改；此后再由总裁官奏闻，候旨决定。经乾隆皇帝同意后，除其中判为应存目之书，因价值寻常，或虽有一定价值，但其内容中却有和儒家经典相悖谬之处而仅入《四库全书总目》,不再录入《四库全书》外，其他应刊、应抄的两种书籍皆交缮书处，组织人员按既定规格进行抄录，录入《四库全书》。其中应刊的书籍因为价值较高、世间罕传，除缮写外，还由武英殿修书处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为名刊印行世，以广流传。

“四库全书馆”开馆之初，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所编书籍不过是《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二种，然而，随着《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全面铺开，乾隆皇帝的修书计划也开始扩大。一是增纂书籍越来越多。首先是决定增纂《四库全书荟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乾隆皇帝以为《四库全书》卷帙浩瀚，一时难期速成；而且即使修成，亦因部头太大而不易检阅。

因命馆臣于《四库全书》中“撷其精华，缮为《荟要》”,以使两书互相补充，并行于世。这样，馆臣选录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卷，编为《四库全书荟要》一书。该书在乾隆四十三年首先告成。共抄两部，一部存于内府御花园内的摘藻堂，一部置于京西圆明园的味腴书屋。乾隆三十九年，乾隆皇帝又决定编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书。是年七月，乾隆皇帝发现，各书提要编写就绪者已在万种以上，将来抄刻成书，必定卷帙浩繁，不易翻阅，于是又命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外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一书：“篇目不繁而检查较易，俾学者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这样，馆臣略去《四库全书总目》各类总序、小序和存目类各书提要，并将其他各书提要也大加压缩，“只载某书若干卷，注某朝某人撰”,于乾隆四十七年汇为《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从而为学者了解18世纪以前各种主要著述的大致情况提供了方便。

除此之外，在《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纂修官员曾对收入《四库全书》各书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对各书作者、成书年代、内容异同等做了一些考证工作。这一部分文字经乾隆皇帝批准后，都以附录的形式抄入《四库全书》所收各书的每卷之末。因为全书仅抄数部，流传不广，海内承学之士无从窥见其研究成果。为了嘉惠士林，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乾隆皇帝又特命将“所有诸书校订各签，并著该总裁等另为编次，与《总目提要》一体付聚珍版排列流传”,该书于是以《四库全书考证》为名行世。全书一百卷，对于学者校订各种古籍，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是《四库全书》抄写的套数成倍增加。始修《四库全书》时，乾隆皇帝的思想尚未脱离扩大政府藏书的束缚，因而只是谕令将《四库全书》抄录四套，分别皮藏于紫禁城、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和盛京故宫四处。随着《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全面开展，其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乾隆四十二年八月，乾隆皇帝决定于四套《四库全书》外另缮一套副本储于翰林院，“既可备耽书之人入署就阅，而传布词林，亦为玉堂增一佳话”。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在北四阁四套《四库全书》陆续告竣之时，乾隆皇帝以江浙为“人文渊数”之地，为了方便当地士子“就近观摩誉录”,又命再行缮写三套《四库全书》,分别储于扬州、镇江和杭州三地。如果连同两套《四库全书荟要》也需人力抄写，则其抄写字数较之以前增加了一倍还多。

与此同时，随着《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进展，乾隆皇帝还筹及建阁储书事宜。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一年(1774—1776),在乾隆皇帝的指令下，先后修建了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和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乾隆四十七年，又在盛京故宫内建造了文溯阁。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在动工之前，他专派杭州织造寅著到宁波了解已有二百多年藏书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令其“烫成式样，开明丈尺”,以便取法。北四阁的建筑程式就是仿照天一阁而建立起来的。阁成之后，乾隆皇帝还一一为其作记。另外，从乾隆四十四年到四十九年，乾隆皇帝又先后兴建了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并谕令将杭州西湖圣因寺的玉兰堂改建成文澜阁，用以皮藏续抄的三套《四库全书》。所有这些，不但使所修各书珠联璧合、成龙配套，而且因其服务面超出宫廷，进而扩大到一般士子文人，也使《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影响面显著扩大，使其成为西汉以来政府组织的历次文化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次文化活动。

由于《四库全书》卷帙浩繁，而且根据乾隆皇帝的旨意，该书需缮录八套，如果再加上两套《四库全书荟要》也需人力抄写，则其总字数约在八十亿字以上，因而《四库全书》的缮录和校勘便成了该书编修后期最艰巨的工作。为了保证《四库全书》的缮写质量和进度，“四库全书馆”在缮书处专设总校官四人、分校官一百八十二人，也就是说，全馆半数以上的官员都直接参加了该书缮录过程中的校勘工作。与此同时，在北四阁《四库全书》抄写时，以保举和考试的方式先后招收书手二千八百二十六人；续缮南三阁三套《四库全书》时，还专拨内帑一百万两，添雇书手一千人。此外，还规定了三个月一考核的《功过处分条例》,以进行督促、检查。经过全馆人员的努力工作，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第一套《四库全书》告成，随即入储紫禁城文渊阁；到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北四阁其他三套《四库全书》也陆续抄写完毕。乾隆五十二年，翰林院的副本和南三阁四套《四库全书》也最后抄写完成。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四库全书馆”开馆，至乾隆五十二年八套《四库全书》、两套《四库全书荟要》最后完成，其间经历了十五个年头。据统计，收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为三万六千三百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收入《四库全书荟要》的书籍为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卷，分装为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一册，二千零一函。也就是说，十五年的时间里，国家藏书增加了近七十万卷，这实在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的空前壮举。

在乾隆皇帝的关心、支持下，由人力抄成的《四库全书》不但卷帙浩瀚，内容广博，而且在纸张的遴选、书写和装帧的方式上也极其讲究，以求尽善尽美。就所用纸张而言，八套《四库全书》都分别使用了上等的开化榜纸和太史连纸；以书写格式而言，又全部是在预先打好直行红格的朱丝栏内端笔正楷书写，每半页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有注文的地方，则在竖格内写双行小字，有些书内还绘有精美的插图；就装帧而言，八套《四库全书》近三十万册，全部都是绢面包背装，而且经、史、子、集各部中绢面的颜色还各不相同，如经部是绿色(独文澜阁经部为葵绿色),史部是红色，子部是蓝色(文宗、文汇两阁子部为玉色，文澜阁子部为月白色),集部是灰色(文宗、文汇二阁集部为藕荷色，文澜阁集部为灰黑色),以象征一年四季之色。每若干册储在一个楸木匣内，名为一函。函面上刻有函内所装的书名。函内之书用香楠木片上下夹住，再用绸带系紧。函面之字、函内系书的绸带和书的绢面，颜色完全相同。用这种方法保存书籍，不但防霉、防虫，而且形式上也极其整齐美观，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同时，对于每种书籍在阁内架上的陈列位置，也都做出了有具体规定，并且专门画出图样，名为《四库全书排架图》,对于学者入阁查书，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在整个《四库全书》的纂修活动中，乾隆皇帝本人为之花费了极大的心血。从征求天下遗书、搜辑《永乐大典》中的逸书到简选负责官员，从《四库全书》收录书目、版本以至到编排体例、抄写格式和建阁储书，十几年的时间里，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无论是留京还是在巡幸途中，乾隆皇帝先后就此颁布了上百道谕旨。正是由于乾隆皇帝的亲自领导，使得这次《四库全书》纂修活动成果辉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首先是保存和传播文化之功不可泯灭。由于该书的纂修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逸书和大规模的征求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就使《四库全书》在收书范围和质量上都远在前此同种书籍之上。各地藏书家累世珍藏的宋刻、元抄善本书和失传几百年而文献价值极高的珍本秘籍，都因此而化私为公、变零为整。而且，在《四库全书》纂修中，还对其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和反复的校勘、考证，并在修成之后分八处存放于东北、华北和江浙三地，不但在当时为保存和传播古典文献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也为后世学者研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外交等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其次，《四库全书》的纂修活动也对乾隆中期以后出现的整理古典文献的热潮以有力的推动。其中从《永乐大典》中搜辑逸书的活动、《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的编修和刊刻，都对此后学术界中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考据等学科以极大的影响，至于以整理文献为目的而编刊丛书者，更是不胜枚举。

总之，《四库全书》的成功纂修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壮举，作为这一巨大工程最高主持者乾隆皇帝，也对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乾隆皇帝虽然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对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乾隆皇帝主持编修《四库全书》的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保存和传播古典文献，繁荣、发展民族文化，而是将其作为夸耀自己的文治武功、宣传封建道德、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以及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因而，该书纂修中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最为严重的是，乾隆皇帝借修书为名，查禁和销毁了大量的具有民族、民主思想等价值极高的图书。据前人估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所销毁的各种图书总量约在三千种左右，六七万卷以上，几乎和《四库全书》所收书籍的总量大体相等，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化遭到了自秦始皇焚书以来的又一次浩劫。一些图书即使侥幸未被销毁，也因为不符合乾隆皇帝规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判入存目类，摒弃于《四库全书》之外，有的甚至连存目类也不予登录。此外，对于所收之书也因忌讳多端而对其进行多方抽毁和窜改，使得许多珍贵古籍，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各种古籍或遭肢解，或严重失真。其次，由于该书是官修之书，最高统治者的目的是借此以粉饰太平，相当一部分纂修、校订官员又将此作为仕宦的捷径，对分工所修之书采取了敷衍塞责、极不负责的态度，从一开始到最终结束，能以认真、负责态度进行工作的只有少数学者，因而，使得该书的学术质量也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其中主要者，如《永乐大典》一书，本为明初以前各种古籍的渊薮，只要认真辑书，本可以辑出更多的书，而绝不止此次所辑的五百一十六种。但是由于馆臣贪近就便，仅是信手抄录其较为完全之书，对于其他稍需花费气力者，则一概弃之不顾，更不用说将辑佚活动扩大到其他各种古籍了。又如该书的抄写工作是《四库全书》成书中的重要环节，无论抄写人员或者校对人员都应认真对待，以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但是由于馆中人员上下欺瞒，不负责任，竟使该书在缮录过程中存在整篇、整卷甚至整部都漏抄者，如乾隆五十四年到五十五年(1789—

1790),陆锡熊到文溯阁校书，就查出漏写书两部、错写书三部、因错漏太多需要重新抄写者三部、匣面错刻或漏刻书名者五十七部。乾隆五十七年，纪昀重校文津阁《四库全书》,仅经部书籍就查出空白和错误一千多处。乾隆五十九年，又查出文源阁《四库全书》漏写《盐铁论》卷末《杂论》一篇。其他南三阁《四库全书》中类似问题也所在多有，无法一一列举。所有这些，都使《四库全书》的学术质量大受影响，因此，作为《四库全书》纂修活动的最高主持者乾隆皇帝，也难辞其咎。尽管如此，在乾隆皇帝主持下进行的这场修书活动，毕竟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清理和总结，因此，作为乾隆皇帝在位期间的一次重要活动，纂修《四库全书》基本上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