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统治期间，利用政府的力量，先后组织全国的学者进行了大规模的编修书籍和搜集、整理古典文献的活动，从而使乾隆时期的文化事业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进入了有清以来最发达的时期。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着较高文化素养的少数民族皇帝。早在备位藩封的青少年时代，在其父雍正皇帝的关心下，乾隆皇帝即“熟读《诗》《书》、四子，背诵不遗一字”;“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满、汉、蒙古文字无一不通，论、赋、诗、词无所不能，七八年间，积稿盈尺，并先后将其汇编为《日知荟说》和《乐善堂全集》二书刊刻行世。同时，他还认真钻研书法和学习绘画，并且在这两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乾隆皇帝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系统的文化教育，使得他对汉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即位之后，他仍以“书生”自许，并经常与臣下讲诗论文，数十年中，吟诵不绝，新篇迭出。据他自称“若三日不吟，辄恍恍如有所失”。据统计，在他的一生中，以他的名义刊行的诗、文集有十二种之多，其中诗作竟达四万多首，文章将近两千篇。这些为数浩瀚的诗作和文章，不但在历代少数民族皇帝中绝无仅有，即使在包括汉族皇帝在内的全部帝王将相中也是首屈一指的。
乾隆皇帝对文化事业浓厚的兴趣和爱好对他在位时期的文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一直致力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即位之初，针对长期以来儒生社会地位较低的问题，乾隆皇帝先后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儒生的社会地位。乾隆元年(1736)二月，他决定“嗣后举贡生员等概行免派杂差”。同年九月又规定，职官及举贡生监犯罪发遣，“一概免其为奴”;十一月间又下谕旨，严禁地方官擅行斥革生员。与此同时，他还适当提高了国子监和各省教职官员的品级，改变了过去教职人员两官同食一俸的旧例，给予全俸；其中地位较高者，还给予颇为优厚的养廉银。对于士子仕途，他也大开绿灯。除正常乡试、会试之外，他还累开博学鸿词科和各种恩科乡、会试达十四五次之多，将一批又一批的封建儒生吸收到各级封建政权中来。此外，他还利用外出巡幸之机，对沿途进献诗赋者进行考试，中式者特授举人、进士并量授官职，以表示自己对儒生的重视。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对国家的教育事业也极为关心。他即位之初，即多次颁发经、史诸书于国子监和各直省官学，并先后多次扩大各地府、州、县学的入学名额。尔后不久，又放松坊间刻书之禁，准予各种学术著作自由刊印和流传。与此同时，随着统一战争的胜利和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的不断扩大，在乾隆皇帝的关心下，边疆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东北三省、热河、贵州、湖南苗疆、海南岛黎族地区和新疆乌鲁木齐地区也先后兴办了多所学校，全国教育事业因而得到进一步普及。
除学校之外，对于各地书院，乾隆皇帝也相当重视。早在雍正统治时期，雍正决定各省省城普建书院一所，但对其在当地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及其和府、州、县学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未作出明确规定。乾隆即位后，即明确规定，各省书院，实际上是古代侯国之学，地位当在府、州、县学之上。同时，为了切实发挥其在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中的骨干带头作用，他还先后多次加拨帑银，以供购买书籍及解决师生生活之需，并要求各省督抚仿效朱熹白鹿洞书院先例，设立规条，慎选院长、生徒，“居讲席者，固宜老成宿望，而从游之士，亦必立品勤学”。这样，在乾隆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儒生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教育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学术研究气氛渐趋活跃，整个社会文化事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乾隆皇帝重视文化事业的一个主要方面，是他继汉、隋、唐、宋、明历朝之后，为了扩大政府藏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求遗书的活动。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和个人的爱好，即曾多次下诏广求遗书。如乾隆元年，为了续修雍正朝国史，他曾敕下八旗、直省，将雍正年间“诸王、文武群臣谱牒、行状、家乘、碑志、奏疏、文集”等“查明申送史馆，以备采录传述”。乾隆六年正月和乾隆十五年二月，又曾两次谕令各省督抚、学政采访元、明以来各家儒学著作，“以广石渠、天禄之储”。除此之外，出于纂修书籍的需要，乾隆皇帝有时还特命有关官员采访一些当代学者的学术著作。然而由于政务繁忙、军事活动较多和缺乏求书经验，这些求书活动时起时落，采访书籍也相当狭隘、零碎，总的看来，效果并不理想。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乾隆皇帝再次颁布求书谕旨。谕旨中称：
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来著作之手，无虑数百千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饬所属，加意购访。
与此前各次求书谕旨相比较，乾隆皇帝这次求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求书范围扩大到全部现存古典文献，可见乾隆皇帝的目的是要通过此次求书，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一番总清理；二是加强领导，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半年多以后，乾隆皇帝发现各地督抚竟无一人“将书名录奏”,是年十月，乾隆再颁谕旨，对近畿的北五省及书肆最多的江浙地方官员严厉指责。在乾隆皇帝的严厉督促下，安徽学政朱筠率先行动，在安庆、徽州、宁国、太平、凤阳、颍州、庐州等地访得唐朝以来遗书多种。此后各省相继行动。这样，一个由乾隆皇帝亲自发动、由各省主要官员直接负责的声势浩大的征求遗书的活动全面铺开了。
各级官员直接负责征求遗书，只是求书能够取得进展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在于藏书之家肯不肯献出家藏图书。为此，乾隆皇帝吸取了汉、隋以来历代求书的经验，在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的求书谕旨中规定：
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
有了这些规定，书商和国家是平买平卖的关系，藏书人和官府是书主和借阅人的关系，藏书家的基本利益得到了保障，因此，求书活动才逐渐开展起来。
求书活动开展起来之后，主要问题在于能否求得善书。所谓善书，主要是指唐、宋以来的名家著作，学术价值较高的史学著作和一些海内孤本、名家手稿等。这一工作中的主要阻力是，藏书之家和经办官吏有鉴于顺治、康熙以来文字狱株连之广和诛戮之惨，不敢搜求或献出明、清之际有价值的史学著作和名人文集。此外，藏书之家还怕政府言而无信，背弃借钞归还的诺言而舍不得献出自己累世收藏的善本书籍。所以，在这一时期，求书活动虽在表面上热闹非常，但是实际所得，不但为数不多，而且就其内容而言，也多半是一些价值不高的“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
针对广大臣民惧怕因文字获狱而畏疑不前的心理，乾隆皇帝除从求书的大局出发，在求书**的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三十九两年基本上未搞文字狱之外，还连颁谕旨，反复解释：“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岂有下诏访求遗籍，顾于书中寻摘瑕疵，罪及藏书之人乎?”“书中即有忌讳字面……与藏书之人并无关涉，又何所用其畏疑乎?”针对藏书之家担心书借出不还的问题，乾隆皇帝一方面对那些希旨逢迎而逼迫藏书之家，声称愿“以家藏旧书上充秘府”的官吏进行批评，指责他们这样做是“未能深喻朕意”;另一方面，又向各地藏书之家再次保证“所有各家进到遗书，俟校办完竣日，仍行给还原献之家”。为了使这项规定能够贯彻执行，乾隆皇帝下令，各藏书家书籍献到之日，便于所进书籍面页加盖清朝政府和翰林院图章，注明进书年月、进书官员、书属何家；此外，另造一册，逐一登记上述条款，待发还之日，按照图书登记册上之内容和所进图书面页上所载各项一一核对，“如有交发不明，惟该督抚是问”。
经过这么一套复杂而完整的手续，使藏书家“仍得全其故物”。对于归还借抄图书，乾隆皇帝不但事先有规定，而且事后还有检查。如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月的一道谕旨中，便催促经办官吏将应还之书“给还藏书之家，俾得将原献书籍永远珍藏，并严饬承办各员善为经理，勿使吏胥等扣留需索”。乾隆皇帝的这些规定，解决了求书过程中经办官员和藏书之家最关心的问题，因而，自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以后，在各地官员和藏书家的共同努力下，大批珍贵图书先后运集到了京城，这场由乾隆皇帝亲自发起的求书活动至此才真正见到了效果。
乾隆三十八年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是各地献书的**时期。为了促使藏书之家献出更多更好的书籍，在上述规定的基础上，乾隆皇帝还绞尽脑汁，想出了许多促使人献书的“好”方法。
其一，皇帝题词。乾隆皇帝规定：“其进书百种以上者，并命择其中精醇之本进呈乙览，朕几余亲为评咏，题识简端……俾收藏之家，益增荣幸。”在封建社会中，君主即是人间的上帝，能够因进献图书而得到乾隆皇帝的亲笔题词，对藏书之家来说，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到的恩荣!乾隆皇帝就是利用人们对封建帝王的崇拜和迷信的心理，以其廉价的题词，从民间征集了许多好书。
其二，以书易书。乾隆皇帝在求书过程中，摸透了藏书家们的脾气和嗜好，深知这些人大都嗜书如命，要想求得好书，只能投其所好，以书易书。当时，几部官修大型书籍刚刚印出不久，社会上一时很难得到。乾隆皇帝便采取了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方法。在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四日的谕旨中规定，进献书籍五百种以上的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两淮的马裕四家，各赏《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其他进书百种以上的士民官吏，各赏初印的《佩文韵府》一部。这样，藏书家们仅仅将家藏图书借给朝廷一段时间，便可以得到皇帝赏赐的大部分书籍，不但在经济上很划算，而且还有荣誉，真是名利双收。因此，也就更乐于主动地将自己的家藏秘籍献给朝廷了。其三，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名。封建社会里的官僚和藏书家，大多都是熟读“四书五经”的儒家之士。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荣前裕后的思想浸透了他们的每一个神经细胞。利用他们的这种心理，乾隆皇帝在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上谕中宣称：“着通查各省进到之书，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即应将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
其在百种以下者，亦应将由某省督抚、某人采访所得附载于后。”
根据这一规定，献书多的藏书家和求书得力的官员，都可以在《四库全书总目》中留下自己的芳姓大名。在他们看来，这是万古不朽的盛事，因此，这一规定也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官员求书和藏书家献书的积极性。
由于采取了上述有力措施，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乾隆三十九年(1774),民间献书达到了**。截至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各省进到图书数量已在上万种以上，而且此后还在不断增加。经过层层审查，除其中部分书籍被禁毁之外，其他都复制了副本，有的还当即发刊于世，从而大大充实了国家的藏书数量，至此，乾隆皇帝发起的这次征求遗书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