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吏、幕友都是各级封建官吏的亲信和办事人员，一般是受各级官员的指令或委托，代替他们经管刑名、钱谷等重要事务。虽然他们没有职衔，地位甚低，但是由于清代官吏多系科甲出身，没有从政经验；不许在原籍任职，对任职之地情况极少了解。于是一些书吏、幕友便乘虚而入，“借历幕更事为名，始终占据一衙门。官有去留，幕无更易”,乘间滋弊，成为当地事务的实际主宰者。因此，在各种贪污、亏空、违法乱纪案件中，往往都有他们插手。为了整顿吏治并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乾隆皇帝在采取措施加强对各级官员进行控制和在经济上严惩贪污、亏空的同时，又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书吏、幕友的不法行径活动。

在乾隆即位之初，针对书吏“贻民害而蛊国事”的问题，即严令京城各机构稽查原已递解回籍而又潜匿京师、营求做吏的书役，将之照例拘拿治罪；尔后不久，又对书吏危害国家政治和广大百姓的情况进行了全面地揭露。他说“书役之为害甚剧”,“其为小民扰累，何可胜言!故有讼狱尚未审结，而耗财于若辈之手，两造已经坐困者矣；额粮尚未收纳，而浮费于催征，中饱于蛊胥，已十去二三矣；其余勾缉命盗、因缘舞弊、遇事风生、株连无辜、贿纵要犯，大率贴写白役之为害居多”。为了对其违法活动进行打击，他要求各地官员“将所有吏役按籍钩考，其有私行充冒者，悉行裁革”;“倘有坏法扰民之事，立即按律重惩”。此后又连颁数道谕旨，着各地督抚、各省藩臬查核书役需索及舞文作弊、因缘为奸种种情弊，对于其中贪污赃私证据确凿者，则严加惩治，不稍宽贷。如乾隆十七年(1752)七月，以在京兵部书吏及福建藩司书吏先后“用空白作弊”“冒领饷银”“情罪至为可恶”,而严令该管上司“审明时即行正法”,“以为蛊役之戒”。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以湖北广济县蛊书周锡琏等十二人轮充粮库总书，自乾隆十四年(1749)以后，“岁岁加派，私征分肥”,传谕湖北布政使富勒浑“详细追究，从重办理”。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以浙江长兴县库书私增粮耗，派侍郎曹秀先等官员驰驿前往，查审具奏。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以浙江太平县书吏黄元桂等“浮收银米，匿地私征”而派人往查，严肃处理。除此之外，对于中央各机构中的役满书吏，不遵回籍定例，“潜留原署或著役他处，诱骗揽办，百弊丛生”的问题，也下令各衙门“严查逐出”。

对于幕友，乾隆皇帝也照此办理，防范备至。乾隆六年(1741)六月，乾隆针对山东等地“上司幕宾往往借端出外，与各官往来款洽，串通信息，又或荐引亲友，入于下司之幕”,“遇事则彼此关照，作弊营私，高下其手”,以致各级官员为其所用等现象，他于是告诫各地官员：“加意防范，严密稽查”,以“得幕宾之益，而不受其累”。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他再次要求各地督抚“关防扃钥，概不得任幕友出署往来交结，以绝嫌疑而肃官守”。

乾隆皇帝为了防止各衙门幕友之间互相勾结，操纵长官，依倚为奸，他还先后做出各种规定，对幕友进行限制直至打击。如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他下令各省督抚转饬首府首县，“将聚集省会之觅馆幕友严行驱逐，倘仍听逗留，即将该府、县照不力行保甲例参处”,并规定“嗣后原官该省者，不得复在该省作幕。如经参奏或被首告，将延请之官照违例议处，营求作幕之人，严加惩治”。又如乾隆十九年(1754)三月，严禁幕友于聘所携眷置产。并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严禁上司幕友向属下州、县勒荐幕友。

乾隆三十七年(1772)九月，云南布政使钱度与幕友叶木果通同贪污案发后，乾隆皇帝又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对幕友的限制。除重申各地督抚不得于本省延请幕友外，还将幕主扩大到了督抚之下的所有官员，被聘幕友的回避地区也缩小到了五百里以内。与此同时，还分别规定，督抚、司道、州县幕友，皆须详开履历、住址，随时报部；前任官员之幕不得留于后任；幕友在幕五年，即行更换。如违例延请及逾限不更换者，本官照隐匿不报例，降二级留任，幕友即行斥逐。对于各地上司、属员幕友之间互相交接、联络声气的问题，则随时稽查处理，并由该管督抚于年终向清廷汇奏，则成军机处对其奏报情况进行稽查。对于纵容幕友往来交通、违法乱纪的官员，则严加处理。

如乾隆九年(1744)九月，以西安布政使帅念祖违例营私，纵容幕友、家人招摇纳贿而将之解任。乾隆三十四年(1769)二月，以安徽太和县知县郭世仪将重价所买之妾转送幕友——本管上司史鲁璠的族叔史纬仪，而将郭世仪、史鲁璠一并革职，并严令该各督抚确查“阖省州、县如有延上司戚属在幕者，立即查办”。安徽巡抚冯钤因为意图徇庇，也受到了革职处分。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不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吏、幕友对中央、地方政务的干扰和影响，而且也对全国吏治的整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