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官场上，由于某种心理作用，高一级的官吏纠参下属贪赃枉法是应尽的职责，而下属官员如果纠参上司，皇上往往对案情持怀疑态度。早在康熙年间，江苏巡抚张伯行弹劾江南总督噶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幸好张伯行是康熙帝心目中的“天下第一廉吏”,最后才得到保护没受冲击，而噶礼被革去总督职务。

乾隆也免不了会有这种心理上的毛病，当御史纠参户部尚书鄂善时，他并不相信鄂善会有受贿行为，后来在即使知道了鄂善果有受贿实情后，仍然有回护的意思，不幸的是鄂善没有体会到皇上的苦心，当听说皇上要赐死他时，不是请求宽免罪行，而是翻供，对当面承认的受贿事实又给否定了，还说他之所以承认受贿，是为了皇上体面一点儿。这就免不了会触怒龙颜，被斥为“无耻丧心，至于此极”,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乾隆即位二十多年后，仍然有类似的案件，云南巡抚郭一裕弹劾云贵总督恒文贪污一案，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五日，乾隆传下谕旨，派遣刑部尚书刘统勋查审恒文一案。四月十一日，他又谕令军机大臣：为了彻底查实恒文贪污案，等刘统勋到达定长处，这次谕旨内容让他看一下，你们一同前往云南。不要把这次行动目的事先告知滇省，以免泄露。恒文家人赵二是这个案件的要犯，应当严加防范，不要让他听到风声远避，一查明案情，就将恒文摘掉印信加以质审，一面向朕奏报情况，一面将云贵总督印务交给定长暂行署理。从这次行动的方式上看，可见乾隆已经下了极大的决心，一定要把云贵总督恒文贪污案查实清楚，严肃国家法纪。

尽管乾隆以极其特殊的方式调查恒文贪污案，他仍不相信恒文真有劣迹，因为恒文给他的印象相当好。恒文是满洲正黄旗人，雍正初年以普通生员身份授笔帖式，做一些文书工作。以后接连四次升迁，从一个普通生员平步青云，成为从二品大臣，对于一个并没有显赫家世的人来说，他凭借的是优秀的治政才能及善于交际的精明。

乾隆十二年(1747),朝廷征伐金川，恒文献计策道：兵贵神速，臣以前在甘肃平庆道任上时，曾见提督以下各营，或者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挑选健壮勇敢的士兵，作为“援剿兵将”,并且预备旗帜器械及各种银物。进剿贵州金川，应借鉴甘肃兵制例子，预先做好准备，提督驻扎安顺，设置重兵，在府库贮银五千两备用。由于此策比较切合实际，乾隆因此非常欣赏恒文的治事才能，就把他调到直隶做布政使，至乾隆十六年(1751)升迁为湖北巡抚，成为一名封疆大吏。在巡抚任上，恒文请疏开采铜矿，鼓励冶金行业，建筑武昌近城石堤，命令停止省城空道仓估价变卖，以备存储协济邻省粮米，都得到乾隆的允许和支持。至乾隆十八年(1753),恒文署湖广总督，授山西巡抚，乾隆二十一年(1756)擢升为云贵总督。

恒文案被揭发的前一个月，也就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三月，恒文尚在弹劾贵州粮道沈迁向属下贪婪索贿，查实后将沈迁论斩。这一切事实都向乾隆证明，恒文不可能有受贿行为，正是认为他是能干贤臣，乾隆才把他从一名小小生员一直擢升到一品封疆大吏。

不久，刘统勋等人查明，郭一裕弹劾恒文受贿确属事实。乾隆为此非常恼怒，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一日他下谕旨说：“以前郭一裕纠参恒文勒令属员通过购买金子，短少金价；巡视营务时，沿途纵容家人收受贿赂等情节，朕原以为恒文长期担任封疆大吏，受到皇恩最重，应当不会有这类卑劣行为，所以派遣刘统勋会同定长暗中察访，结果一切属实。恒文身为封疆大吏，本应洁身自好，为属员做出表率，如今竟然贪污自垢，深负皇恩，因此将恒文革职拿问。案中关涉人犯汪筠、罗以均等人一并革职，严加审讯拟罪具奏。”

针对郭一裕纠参恒文受贿案，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三日，乾隆再次谕旨：“恒文身为封疆大吏，借口进贡，向属员勒派，以短少黄金价格牟取暴利，固然难逃罪责。要是果然像恒文的口供那样，郭一裕先把金炉式样拿给他看，然后又以恒文购买黄金为据进行参劾，明知道向皇上进献会遭到严厉谴责，现在又告恒文勒索属员，不是在设置圈套诬陷恒文吗?就是市井小人也不应这样做呀。身为封疆大吏，竟然想出这样的阴谋陷害上司!"

乾隆怀疑郭一裕曾经制造金炉备贡，后来恒文又购买黄金，阖省引起喧哗，两位封疆大吏唯恐劣迹败露，就暂时没有进献，而郭一裕先发制人，纠参恒文以脱罪责。情况是否这样也是不可知的事情，于是接着就让刘统勋等人进行调查，郭一裕是否有购买黄金制造金炉的行为。如有，买自何人，还未进献的金炉放在什么地方?这时，乾隆不但对恒文索取贿赂不满，而且把视线转移到了纠参恒文的郭一裕身上，认为他也有同样的罪情。

接下来，乾隆紧紧抓住恒文的口供，称与郭一裕商议制造金手炉一事大文章，并且把郭一裕以前曾经向他进贡一万两银子的旧账也翻了出来，硬说郭一裕是有意陷害总督的奸诈小人，还革去他的巡抚职务，责令钦差尚书对他贪婪苛民之事严加审查。

不过乾隆头脑毕竟还是清醒的，他意识到对郭一裕的举动有些过火，甚至很不妥当，因而就在革去他巡抚职务的第四天，又下谕旨：以前因为郭一裕口供称制造金炉时是“照数发价”,除此之外有没有赃私，因而还不能确定，所以传下谕旨令刘统勋穷究缘由。刘统勋奉旨调查郭一裕有关情况，如果发现他也像恒文那样违负皇恩，自然应当查封他的家财，依法治罪；如果并无此情，“因朕已降旨，遂有意苛求，遽将伊任所赀财封禁，则是全不识事理之轻重矣。此事关于政体官常者甚大，必虚公研究，方能情罪允当”。他在此公开承认自己可能有失允当之处，这对于这样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尚属可贵。

毕竟乾隆有意责怪郭一裕在先，而在封建官场政治中，钦差办案又往往是揣测皇上旨意行事，不久审讯结果即送到北京，奉旨审查郭一裕一案，讯明“郭一裕诈伪贪鄙款迹，按律拟流”,请求查封郭一裕的家产。但为了挽回对郭一裕的错怪，乾隆在阅完奏报之后，却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四日传下谕旨，拒绝了已经确定的议说。他为此解释说：“郭一裕与恒文，各有应得之罪，然而轻重有别。恒文赃私累累，证据确凿，家产自应查封，以惩戒其贪黩之罪；而郭一裕只不过让属员代替购买物件，短少价钱不到百金，并且已将原来物件退还给了原主，即便他命令属员修造花厅，也只占用银数百两，比较恒文，罪情自应有所差别，如果一律抄没家产，怎么能服人心呢?朕已经传下谕旨给定长，让他将郭一裕赀财照数还给，不必查封。”

如同处理鄂善时那样，最后乾隆勒令恒文自尽，同时也革去了郭一裕的职务。恒文、郭一裕两人原本企图贡献珍品以取悦乾隆，谁知弄巧成拙，寻福不成反惹祸。乾隆严厉斥责恒文，并且相应惩治了馈送总督贿银的赵沁等十五名州县官员，严煞云贵贪风，整肃吏治，这样做无疑是正确的。就惩贪而言，无论满洲人还是汉人，也不分出身是否高贵，只要贪横犯法，就一律严加制裁，由此体现出乾隆秉公执法的一面。

对于汉人官员郭一裕的处理最初虽有不够公允的地方，后来还是进行了修正和补偿——同年十一月，他又传下谕旨，说：“郭一裕委派属员购买黄金一事，也不能说没有罪行，但是恒文借购买黄金敛取家私，确实是郭一裕揭发出来……郭一裕着加恩准其纳赎。”几年以后，乾隆赐予郭一裕三品职衔，授予河南按察使职务，这样一来对郭一裕的错误判决总算有了交代。之所以在谕旨中仍然坚持郭一裕多少有些罪行，难免会有维护皇上之尊的成分，这样做既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又纠正了对郭一裕的错误惩治。

在处理郭一裕纠参云贵总督恒文贪污案的同一年，乾隆还命令刑部尚书刘统勋前往山西，查审了原山西巡抚蒋洲贪污案。而蒋洲却不同于恒文，此人很有背景。

蒋洲的父亲蒋廷锡是以前云贵总督蒋陈锡的弟弟，蒋陈锡是康熙朝的大臣，工诗善画，以举人、进士供奉内廷，事圣祖内直二十多年，后任至内阁学士。蒋廷锡更是受到雍正帝的赏识和提拔，短短六年的时间，就从内阁学士升迁到礼部侍郎，晋户部尚书，兼任兵部尚书，拜授文华殿大学士兼领户部，蒙受皇上赐予的一等阿达哈哈番世职，雍正十年蒋廷锡病故，雍正赐谥号“文肃”。

蒋廷锡为官秉公执正，政绩突出，“明练恪谨，被恩礼始终”。而蒋洲的哥哥蒋溥，在雍正年间从举人、进士直到入直南书房，承袭父亲蒋廷锡世职，雍正十一年(1733)授予编修，后升迁为内阁学士。

乾隆五年(1740),蒋溥授吏部侍郎后，历任湖南巡抚，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任礼部尚书，掌翰林院事、兼署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兼领户部，身担要职近三十年，政绩突出，颇有建树。

有这样一个显赫的世宦背景，社会影响自然不比寻常。正是借助父亲兄长的威望势力及历朝皇上对父、兄的恩宠，蒋洲从一个职位很低的主事，迅速升迁至山西布政使之职，而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又擢升为山西巡抚。是年七月，蒋洲被乾隆调任山东巡抚，而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东窗事发，山西现任巡抚塔永宁弹劾蒋洲称其在山西任内侵占国帑银二万多两，升于任时勒派全省属员弥补他贪污亏空国库银两，并且卖寿阳县木植赔补亏空。正在处理恒文案的乾隆听到这一奏报，“为之骇然”,要求必须彻底清查。

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十六日，乾隆谕旨军机大臣说：“蒋洲任内，一切舞弊纳贿之事，都是其幕友吴姓及管家黄姓、马姓等人经手办理，已经秘密咨文山东署抚，提押犯人解送山西。吴姓诸人均系此案要犯，著传谕山东巡抚鹤年迅速严拿，委派官差解送晋省，交刘统勋严加审讯，务必严加防范，迅速解送，不要让疑犯逃脱，或者畏罪自杀。”乾隆感觉到这宗案件牵涉不只是蒋洲一人，于是着手重新调查，接着发现山西贪官实在太多，吏治败坏，有进行大力整顿的必要。

至同月二十六日，刘统勋、塔永宁初步审讯结果送至北京城，奏称：“平定州知州朱廷扬因为侵占肥私，使帑银亏空二万多两，守备武琏损公肥私，使营银亏空一千多两。”乾隆十分震怒，当天接连下达四道谕旨处理山西群体贪污案。第一道谕旨着重阐明要彻底查清贪官污吏之详情。谕旨中指出按照调查情况推知，山西吏治已经败坏到不忍听闻的地步，他为此说：“吏治至此，尚不为之彻底清厘，大加整饬，何以肃官方而清帑项!”要求刘统勋会同塔永宁“严行查办，不得稍存姑息”。由此可见，乾隆对清查山西贪污案的态度十分坚决。

在接下来的一道谕旨中，他着重宣布将原山西巡抚现任陕西巡抚明德革职查办。原因是在蒋洲担任山西布政使期间，明德身为巡抚，察吏是基本职责之一，属员任意侵占帑银营私，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作为上司的他却浑然无觉或故装作不知，当然违负皇上深恩，因而应当革职拿问，解送山西接受审讯，其任所赀财立即查封。在第三道谕旨中，乾隆主要解决的是平定州知州朱廷扬占用帑银一案。旨令山西巡抚行文直隶，查封朱廷扬的家产，鉴于朱廷扬原籍是浙江绍兴人，可以传谕浙江巡抚杨廷璋，迅速访查该犯家庭地址，查封所有家产，以补充亏空帑银，不准稍有泄露，导致他隐藏寄顿家财。

最后一道谕旨则是命令刘统勋、塔永宁要秉公严审明德，不可稍有回护。要求把蒋洲贪污案所牵涉各犯审查清楚，并防备他们自杀灭口。

十一月五日，乾隆传下谕旨，宣布对蒋洲贪污案的处理意见。谕旨中称：蒋洲是原任大学士蒋廷锡的儿子，逐渐升迁，历任职布政使、巡抚，不是思考着如何廉洁奉公，报答皇恩，而是恣意侵吞国家赀财，致使帑银亏空严重，还勒派全省属员替他弥补亏空，以为得计，这种贪黩行为实在是“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杨文龙身为监司，曲意逢迎上司，侵占帑银，勒派下属，行为不法到了极点，罪情实在不可宽宥。蒋洲、杨文龙即行正法，以显示国法之威严；七赉帮助作札催取，以知府迎合司道行为不法，罪情较杨文龙稍轻，拟绞监候秋后处决；其他牵涉案犯，命刘统勋、塔永宁逐一查明，分别拟罪具奏；明德收纳蒋洲及其他属员古玩金银等物，已经降旨革职拿问，接受审讯定拟；拖穆齐图和蒋洲结纳通关，收受古玩银物，甚属无耻，革职拿解来京治罪。

这是乾隆自即位以来又一次严肃整饬山西吏治，为此他极为愤怒，指出：“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为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而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

综观此案及恒文案，乾隆整饬吏治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手腕不可谓不硬，方针是正确的，措施也很有力。乾隆能够严厉惩治封疆大吏，能够拿权势重臣开刀的精神，虽不能根治腐败，但毕竟为当朝吏治的清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