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素无政声而且贪婪无比的贪官，乾隆的方针是严惩不贷，而对于与国有功的封疆大吏及江山社稷重臣，他是否会宽纵他们呢?从一些实际惩治贪污官吏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即便是曾经有功于国的宠臣，一旦沾染贪污，乾隆也一样会惩治他们，一视同仁。这充分反映出他对贪污腐败严加整治的决心，浙江巡抚卢焯及兵部尚书鄂善就是其中的典型。

乾隆六年(1741)三月十四日，左都御史刘吴龙上疏纠参浙江巡抚卢焯贪赃枉法。这是一个科道官员弹劾封疆大吏的案例典型，最后判处以绞监候结案。但卢焯毕竟在地方上也有很大功劳，虽然得到惩治，并没有被杀头，不过也对那些有功之臣敲响了警钟，警告他们不要因为曾经有功于国就可以贪赃枉法。

卢焯本人的确很有才干，因为在地方为政政绩突出，曾受雍正皇帝嘉奖。卢焯作为汉军镶黄旗人，通过捐纳入仕的，最初授予直隶武邑知县。武邑县旧有均徭钱，按照田亩派敛百姓以供公差费用，造成当地百姓有双重差费负担。卢焯凭借才干，上任之后巧妙地把公耗归入公项开支，接着惩办把持公务欺凌百姓的大庄头，最终革除了这一弊端。雍正六年(1728),卢焯解饷进京，蒙受雍正帝召见，官职升迁到江南诧州知州。在任期间禁械斗、清监狱，政绩显著，又被擢升为山东东昌知府，并在修筑护城长堤、疏浚运河、赈济灾民等方面，颇有建树。于是又在雍正九年(1731)升迁为督粮道，移河南汝南道，

雍正十年(1732)授河南按察使，到雍正十二年(1734)时一经擢升为福建巡抚，成为一名封疆大吏。

乾隆初年，由于启奏减福建邵武县永安所、霞浦县福宁卫屯田征米科则，豁免侯官诸县额缺田地，减免平和、永安、清流诸县所摊余的丁银，还教民养蚕丝织以及疏浚省会护城河等方面的功劳卓著，因而卢焯受到乾隆的重视。

乾隆三年(1738),卢焯调任浙江巡抚兼任盐政。在任上他奏请停止仁和、海宁二县草塘所征岁修银，减嘉兴府所属七县银米十分之二，并且请求禁止商人短斤少两，严饬州县追捕私盐小贩行为，减少扰民行为，特别规定不准逮捕肩挑小贩，盐场征收课税不准使用刑罚追索。此外，卢焯还命令减轻食盐价格，免征米税，增广学员名额，引起很好的社会反响；他还革除“官价买物之陋规”,使浙江普遍受到政策方面的恩惠。

卢焯在水利方面也颇有政绩，譬如他奏请改海宁草塘为石塘，积极筹措资金、运送石料；尖山坝是浙江的水利屏障，时间长了将要坍塌，乾隆四年(1739)卢焯奏准修筑尖山大坝，并且及时完工，对防护浙江百姓免遭水灾起到积极作用。乾隆有感于此，亲自书写尖山坝建成碑文，称赞卢焯“尖山坝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劳，封疆大吏不数月告成，用慰朕心”。

大量事实说明卢焯的确是一名十分能干的官员，一旦看到有人纠参卢焯的奏疏，乾隆在惩治卢焯贪污上，无论如何也下不了决心。但此时毕竟正在处理山西学政、布政使贪赃枉法事件，对于卢焯贪污案也不能格外宽容，否则他刚宣布的律条就成了空话，以后便无法去惩戒其他众多官员。在看过左都御史刘吴龙弹劾卢焯的奏章三个多月后，乾隆终于在六月十六日传下谕旨：浙江巡抚卢焯解去职任，命令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针对参奏情节逐一查审具奏。

乾隆六年(1741)七月五日，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策楞参奏：“原任闽浙总督郝玉麟和调任巡抚卢焯，在任职期间并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并且都在福建省私自为自己建造生祠数处。”不准外任官员私自为自己建造生祠，这是乾隆一再强调的政策，如今有人就此参奏卢焯，就又少了一道维护卢焯的理由，看来对卢焯从严治罪也是必然了。

乾隆七年(1742)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门会同题奏卢焯营私受贿一案。闽浙总督德沛、副都统旺扎勒奏疏中称经过对卢焯罪情逐一审讯，分别拟出罪行，除了卢焯事后收受财物、求索借贷等轻罪不议之外，卢焯依照贪赃枉法议罪，“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乾隆批准执行。卢焯贪赃案件赃银数量巨大，乾隆之所以没有杀掉卢焯，是因为他的确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官员，在地方上颇有建树，而判处绞监候，既起到了一定的惩戒作用，又保护了能臣，希望卢焯以后能够改掉贪赃弊习，以这次事件为戒，再树新功。

乾隆在处理兵部尚书鄂善受贿案时，也颇费周折，这也与鄂善一向是乾隆的“倚用大臣”有关。但国法不可不执行，鄂善最终还是被判处死刑。

乾隆六年(1741),在命令王大臣查审兵部尚书鄂善受贿案时，乾隆说：“鄂善是朕倚用之大臣，非新用小臣可比。仲永檀建议朕派人查审鄂善受贿事件，不知道应该委派谁才好。如果委派禁近小臣，这不是在说大臣不可信任反而小臣可以信任吗?如果委派大臣要员去调查，怎么能保证他们与鄂善之间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呢?何况要是暗中派人访察而朕不明言，把事端隐藏到心里，就显得朕事先没有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大臣。这件事关系重大，如果不明晰办理，弄清楚是非原委，那么朕何以任用大臣，而大臣又何以身任国家之事呢?”乾隆讲了这么一大堆话，无非是想找到合适的台阶能够查办鄂善，同时还不伤害大臣们的感情。

最终，乾隆派遣怡亲王弘晓、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及来保，共同审查鄂善受贿案件。此时，乾隆仍然不愿相信鄂善真的有受贿行为，为此他说道：“审查确属事实，则鄂善罪不容辞；如系虚捏，则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王公大臣必无所偏徇于其间也。”此时乾隆倒对参奏鄂善的御史仲永檀有所不满，鄂善毕竟是兵部尚书，位高权重，又是他的倚用大臣，怎么能忍心被参倒呢?因而他接着说道：“朕所以广开言路，原欲明目达聪，以除壅蔽，若言官自谓风闻言事，不问虚实，纷纷渎陈，徒乱人意，于国何益!”既然如此，他倒是愿意把这个案件彻底清查，不便含糊结案，以“正人心风俗大端”。

诸位王公大臣会同审查鄂善受贿一案，结果出来后着实让乾隆吃了一惊，兵部尚书鄂善受贿竟然完全属实。是年三月二十五日，他为此颁布谕旨，又是长篇大论，主要阐明鄂善受贿案审理经过及判处结果，并且说明其中发生的曲折是非。

他在谕旨中说：“怡亲王弘晓等七位国家重臣屡次认真审讯、探讨，确定鄂善受贿确是实情。鄂善家人及交送银两的人都承认的确有此事，鄂善收纳俞长庚的贿银。乾隆在长谕中叙述了审讯经过，说他曾特别召见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吏部尚书讷亲、刑部尚书来保协同鄂善进见，以便当面对质。鄂善最初还有抵赖掩饰的举动，他就对鄂善说，此事家人及过付之人，皆已应承。你若实无此事则可，若有，不妨于朕前实奏。”按照实情奏报，可以让王公大臣从轻审问，把罪责归结到家人身上，可以全国家大体。于是，鄂善当着他的面，承认接纳家人一千两银子是实情。

在长谕中乾隆说道：“鄂善承认了受贿事实，没有什么疑问了。他是朕及皇考平日深加信用的大臣，然而负恩如此，国法断不可恕。若于此等稍有宽纵，朕将何以临御臣工。当时朕面带泪痕告诉鄂善：‘论罪你按律应绞，但念你曾为重臣，不忍明正典刑，然你亦何颜复立人世乎?’因此让鄂善自裁。”

其实乾隆的确不忍心让鄂善死，毕竟是国家重臣，是他“倚重之臣”,于是命王公大臣详加议论。王公大臣详议后奏称：鄂善贪赃枉法，法所不容，人心共愤。皇上恩典令他自尽，并不算严苛。鄂善听到让他自尽的消息，突然翻供，声称他之所以承认受贿一千两银子，完全是为了顾全皇上体面，因为以前皇上多次降旨，担保满洲大臣操守没有问题，他作为一名满洲大臣，既然被言官纠参，唯恐皇上办理为难，是以一时应承，而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收纳贿银。

这样一来，案情变得复杂化了。乾隆原先想的是如果鄂善诚心悔过，恳切哀求，可以免去他的死罪，监候秋后处决，宽待时日，就可以使死罪变活罪，活罪化免罪。现在鄂善竟然欺妄于他，出尔反尔，依法应当斩首，于是命令刑部严加审讯。

以前鄂善仅有受贿罪行，在皇上面前认罪却又翻供以后，加上欺君大罪，这次不应死也得死了。纵然如此，乾隆依然念及君臣之谊，命令新柱、五十七前往刑部，把鄂善带到家中，命令鄂善在家里自尽。

乾隆对卢焯、鄂善贪赃行为的惩治，表现出他整饬吏治的决心，虽然有私心在里面，但在总体上还是以惩贪为根本目的，以此警戒众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