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倘若劳动之余，有书为伴，有歌可听，谁还非主动加班不可呢？我们团地处边境，连队在山区——老战士、老职工家里都不买收音机，因为收不到国内的几个台，信号也不好。

196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连的知青多了，两个男排、两个女排，外加后勤、连部的知青，共一百三十几名，由哈尔滨、北京、上海三地知青组成。我们连不是知青人数最多的连队，有的连队甚至有二百多名知青。

于是，“宣传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文艺的种子历来在青年的心里，将青春期的热血当水分，将才情当土壤，时机一到，环境一允许，必然发芽。一旦发芽，生长得很快。

到下半年，全团各连队都有“宣传队”了。

又于是，各连之间的友好演出你来我往，大大活跃了北大荒知青的文艺生活——“八一”“十一”、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日、春节；春播、夏锄、秋收季节，几乎都有演出可看。水平不是很高，也不可能多高，但毕竟有人进行文艺表演，大多数人有机会成为观众了。

到年底，团“宣传队”成立。

团“宣传队”的演出水平要高不少，因为队员都是从各连“宣传队”选拔的——一个团三四千名来自各大城市的知青，文艺方面可谓藏龙卧虎，展现才艺的平台一旦形成，文艺精英自然亮相。

我将“宣传队”用引号引了起来，乃因实际上应叫“演出队”。当年习惯上叫“宣传队”，谁一说自己的同学是“宣传队”的，别人便明白那是颜值高且有文艺细胞的知青。而谁若承认自己的对象是“宣传队”的，不论是哪一级“宣传队”的，都会使别的知青羡慕。

而我未将“精英”二字用引号引上，乃因他们中某些人确实称得上是文艺精英。有人在下乡前便是本校宣传队骨干，在城市里经过多次演出历练，演出经验已相当丰富。有人则曾是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并是出类拔萃的学生，文艺才能是主要素质，表演是专业课。若没发生“文革”，毕业了是会考入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音乐学院的；毕业了是要直接分到文艺单位的。

那么，我们团“宣传队”的演出水平究竟怎样呢？

当年，也就是1969年春节，团长、政委率“宣传队”到黑河市慰问——生产建设兵团也终究是兵团，有“拥军爱民”的任务。“拥军”指地方对我们要做的；“爱民”指我们对地方要做的。

团“宣传队”一演出，令黑河市的干部群众惊艳。原定演一场，走走形式，不得已加演两场，载誉而归。

黑河市有文工团，代表全市最高文艺演出水平——不久，黑河市派了几名文工团员到我们兵团“宣传队”蹲点儿、学习。也许才艺水平是不相上下的，但兵团“宣传队”的创作水平是地方所不及的。地方条条框框多，不敢越雷池半步。相对而言，兵团的文艺知青禁忌心理少，每每有体现本身特色的新节目。

到1970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七个师七十四个团，各师团都有“宣传队”了，没有“宣传队”的连已经不多了。

兵团“宣传队”似乎就是在那一年组建的。

这使黑龙江省歌舞团压力山大。他们能演的节目，兵团“宣传队”都能演。兵团“宣传队”能演的，他们却未见得能演，比如整场的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据我所知，其实兵团“宣传队”只演过片段，没演过整场。有那实力，没那必要。

所以，省市文艺单位从不到兵团进行“拥军”演出，兵团“宣传队”也很低调，不到省市“慰民”演出。

兵团“宣传队”的水平又如何呢？

“文革”后，有次与知青好友们相聚，电视正播《长征组歌》，唱到《祝捷》，一句“活捉了敌酋牛师长”，皆赞。那句确实唱得好，由一句平实的男中音倏然飙至嘹亮高音，且甩了一节民歌乐观情调的花腔，有特点。座中一人忽道：“他曾是我们师宣传队的。”是否属实，我未了解过。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文艺知青，当年返城后，确有不少进入各省市以及国家级文艺单位者。电视普及后，渐成著名文艺界人物。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兵团总部在哈尔滨举办各师文艺汇演，夏末秋初，天高云淡，凉风宜人，七个师的宣传队员着一色的无领章帽徽的草绿军装，列队向北方大厦行进，步伐整齐。恰逢西哈努克亲王夫妇访哈，见队中男女青年个个英姿勃发、精神饱满、气质不凡，引发好奇，竟双双下车，上前询问、交谈。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之知青文艺现象，当年可算是全中国特别例外的知青文艺现象，由以下因素形成：一、知青人数多，据言最多时达四十八万；二、实行军队编制，不易涣散，便于凝聚；三、大部分知青来自哈尔滨、天津、北京、杭州、上海几大城市，那些大城市一向是集中“出产”文艺青年的摇篮；四、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直属沈阳军区，而沈阳军区同其他各大军区一样，有重视文艺的传统；五、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当年两个知青人数最多的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存在作用关乎国家领土安全，在中南海受到非同一般的重视，给予其相对不太受干涉的文艺自主权。若无后一点，其文艺现象例外不了。

兵团总司令部几乎每年举办各类文艺学习班——或在总司令部所在地佳木斯，或在各师、团部。除表演艺术学习班，还有版画班、油画班、文学创作班。十万官兵中才情斐然的人也不少，经常举办经验讲座。

放眼全国，由于没有了书籍可读，中国喜欢读书的青年对书籍的饥渴般需要之忍耐已近崩点，周恩来总理心知肚明，却也无奈，仅能做的事是下达指示重印了一百万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同杯水车薪，只得再加印一百万本。

但城里人又有电影可看了——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各进口了几部电影，加起来也就十几部吧。《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又允许放映了。后来，样板戏陆续拍成电影——在“文革”十年中，全体中国人能看到的电影也就这么多。

还有一种文艺现象值得一提——各县一度瘫痪的文化馆，似又渐有缓机。与“上山下乡”有一定关系——国务院“知青办”下达文件，要求各地重视知青们的文艺生活。条件相对好些的县，落实得快，文化馆活跃农村文艺生活的功能作用，重新发挥得顺利些。而知青中有文艺才能者，也为文化馆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当年极“左”的情况下，真能发挥作用，并且作用发挥得较好的文化馆，毕竟是不多的。若以理想化之文艺观要求，等于是站在凳子上说话——太高调了。

诚然，从始至终的“文革”十年，没打上年代烙印的文艺，是根本没有的。后来的文艺学者，据此一概否定当时的文艺，认为皆无价值，这种观点我也基本同意。

区别在于，有人以一片虚无的观点视之；而我则要求自己从一片虚无之中，发现文艺本身坚忍的存在能力，它是由许多热爱文艺的人，主要是当年的一些文艺青年体现的——那是一种戴着紧箍咒还要进行的文艺实践。交办的政治任务，拒不完成是一种罪；在有限的空间，试图进行不沾极“左”色彩的努力，搞不好更会厄运当头。但当年许多文艺青年，抓住一点点机会，努力过了。

曾有一位当年的文艺青年后来对我说：“好比吊兰，栽于盆盆罐罐中，里边尽石子，根不着地。需要时才临时喷点儿水，不需要时没人侍弄。但自己一想，它终究也是绿色植物，有益无害，那样也要活，还要尽量发挥正能量。缺少阳光，就将人们的欢迎和喜欢当阳光，真不容易。往往真寒心！”

其言也悲，其情也戚。

问：“那又图什么呢？”

答：“有什么可图的啊！热爱呗，已经爱上了，咋办呢？”

然而“样板团”，无论哪一级的“样板团”，却是香饽饽，当年各方面都享受特殊优待。以兵团“宣传队”的总体实力，整场演出任何一部样板戏都不成问题。但兵团没单独成立“样板团”，也就没有享受什么特殊优待的“宣传队”。

1971年，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虽然举国震惊，但对文化、文艺界并无大的影响。好的和不好的都没有。而对于文化、文艺界的个人，又有遭殃的了。如谱了大量语录歌、诗词歌的李劫夫，因也为林彪语录谱了曲，被“打翻在地了”。由他谱曲的最普及的林彪语录歌便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能将这样的大白话谱成嘹亮易唱的歌曲，证明他确是才华横溢的人，其“折”令人叹息了。

《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与林彪那首语录歌，可谓当年中国之“三大流行歌曲”——而林彪那首语录歌在军队中几乎成了当年的军歌，所以李劫夫在劫难逃。

“九一三”事件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知青中引起的思想冲击如深水暗流。表面上，不久就都转过弯子了。实际上，许多知青对“文革”不容置疑的伟大意义的怀疑，由此埋下了种子。

四季照常交替，兵团还是兵团，知青还是知青，“风沙漫漫无边地走，什么都没改变”。

转眼到了1974年。9月，我有幸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

在1971年至1974年三年间，主要文化现象如下：

1972年10月2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率先播出业余外语广播讲座，掀起了“外语热”；

1972年，全国形势趋于稳定，教育开始转向正轨。大学招生过程，文化考试成为必经一关——当然，是对普通青年而言；

1972年反对所谓“右倾回潮”；

1973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新年献词》强调，当前重要政治任务“首先是批修”，即继续反“右”，而不是反“左”。

1973年辽宁省插队知青张铁生、北京某小学校一名五年级女生黄帅，被政治宣传塑造为“反潮流英雄”；

1974年“两报一刊”之《元旦献词》，“四人帮”攻击的矛头直指“党内大儒”周恩来，已成不争事实；

1974年“批林批孔”。

而最主要的文艺现象如下：

由于样板戏基本都被拍成了电影，中国人连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朝鲜电影也不容易看到了——一切放映场所必须以反复放映样板戏电影为主；

各县文化馆的作用，又从丰富人民群众文艺生活的方向，被扳回到为政治服务亦即为“批林批孔”运动服务的“正确轨道”；

有一道亮丽的文艺风景线——只有那么一道文艺风景线可以用“亮丽”来形容，便是内蒙古的草原文艺之花“乌兰牧骑”——它超凡脱俗，不怎么受政治风烟的熏染，活跃在草原上，只为将牧民喜闻乐见的歌舞献给他们；在新疆，当年据说也有类似的民族文艺演出队……

至于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各级“宣传队”已风光不再。连、营、团的“宣传队”基本都取消了。一是队员们都长了六岁，个人问题摆在面前了，没六年前那种饱满的排练和演出热忱了；二是知青们都看腻了，长了六岁，不再是小青年，感觉再看那类演出欣赏水平太幼稚；三是“精兵简政”后，“宣传队”的队员们，大部分分配到团直属连队去，成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散兵”——只有一两个师的“宣传队”，因毕竟还有需要之时，且水平较高，遣之不忍，特批保留。但也都忧心忡忡，心生种种旁骛了……

1974年至1976年

1974年几乎每一名知青都盼望着返城了，各兵团知青也不例外，尽管挣工资不挣工分，比插队知青的境况强多了，铁定了一颗心扎根的人是有的，极少。

这乃因为，“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时，有一种官方说法是——到农村锻炼几年后，仍可回到城市分配工作。第一批返城了，第二批再去，如此循环不止……

如果这样的预想真是初衷，并且真能贯彻实行，那么即使今天看来，我个人也认为不是多么糟糕的国策，起码当年可以被普遍接受。诚然，从长远看，仍不明智。因为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通过农村城镇化来减少农村人口，使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也能享受城镇生活的便利，并从而提高农耕土地的经济价值。

几年究竟是多少年呢？

没了下文。

成为知青的“老高二”“老高三”，已二十七八岁了。六年的时间算短吗？返城似乎遥遥无期，全国知青的心都已浮躁不安。另一方面，被“解放”的干部越来越多。往往是，他们被“解放”不久，他们的子女便以参军、升学、招工等各种途径，堂而皇之地结束了“接受再教育”的过程，这使广大的知青愤愤不平。而某些女知青为了达到返城目的不惜以自身为代价的真事和编造之事，更加使知青们感到命运的可悲。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虽然还是军队化编制，但普遍的连队已绝无当初那种连队的样子和气氛了。就样子而言，当初便与农村没什么区别。所不同的仅仅是，由于知青多，气氛活跃而已。知青们既已精神颓唐，当初之气氛也就不再了。

逢年过节放电影，也不像当初那样都去看了，不少人宁肯补觉、打扑克、凑一块儿喝个一醉方休。就那么几部电影反复放，连放映员自己都看腻歪了。

我按复旦大学录取通知的要求，9月中旬先回到了哈尔滨。派性斗争已表现式微，斗烦了。这是好事，一切迹象表明，“文革”一页差不多翻过去了。大字报已少见，偶尔出现，看的人也不多。某些墙上标语仍在，如同“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标志。

我越接近我的家，越感到整个中国仿佛是一大杯鸡尾酒，并且加入了黏稠剂，各色层互不混合，也难以混合。我感到最上面一层，其实反而是混合了的。按说应该是绝对的红色，但关心国事的知青们都心知肚明，北京上层的所谓“路线斗争”仍十分激烈，所以岂能是清一色的？而且，大多数知青内心立场上已经有了倾向性——革命口号喊得最响的政治人物，引起的反感更大了。

在最下面一层，我至今也无法形容其颜色，却能顿时就感觉到，与最上面一层的颜色是那么的格格不入——更确切的说法应是“隔隔不入”。之间隔着几层，有一层便是我这样的底层之子。

为什么不是底层儿女呢？

因为在当年，女知青总体上不议论国事。即使高中女生也不议论，除了按自上而下的要求进行的谁都不例外的政治表态，普遍的她们，本能加自觉地与政治保持最正常最正确的关系，即跟着“红头文件”表态绝不会错。往往，也只不过是早已习惯了的例行表态而已，不走心的。也许头脑里是有些个人想法的，但却能做到完全的若无其事。她们当年处对象的眼光，也大抵青睐紧跟“红头文件”所指引的政治风向的男知青。不似如今，如果男方甚“左”，女方会因而厌之。

但男知青们则不同。

当年某些男知青，经常交流各自获知的“小道消息”，并互相吐露感想。或能从某些“小道消息”中预判一下自己的知青命运，是本能关注的一方面原因。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也是有的，还往往体现为超本能的自觉。

却也不是所有的男知青都那样。

下乡时初中还没毕业的年龄小的知青不那样；他们中是底层人家之子的更不那样；父母哪一方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政治问题的还不那样——像我这样的工人的儿子才往往那样，以高中知青为多。因出身好，颇敢私言。某些父母是知识分子，但并没被划入另册的高中知青，也往往加入分享“小道消息”、交流看法的“小集团”。出卖现象不能说没有，但极少发生。何况，也都有明智的底线，看法含蓄，点到为止，听者心领神会就是了。

在1974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谁若做了政治出卖之事，个人付出的代价是很重的，可能会身败名裂，从此没了朋友——所谓“坏事传千里”。

当我这名头脑中有“异质思想”的知青回到我所熟悉的城市底层，顿时发觉到它的漠然和自若。是的，是漠然，不是淡然，更不是泰然，也不是超然；还不是淡定、自适。尽管整个国家已趋于稳定，但底层人家的生活普遍地、一如既往地被种种困厄所纠缠，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所以断无淡定可言，也不会对操心事接连不断的日子反而自适。实际上都希望尽早摆脱那种生活，既不能摆脱，日子仍得过下去，便“修炼”出了一种认命般的态度，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自若——一种与泰然无关的存在现象。他们的眼已很少关注国家的政治之事，心里也不装那些，装不下了。连市里省里的政治之事也不太关注的，听说了也就是听说了，左耳进右耳出，波澜不惊。要求他们参与，便随帮唱影地参与一下，意思意思。若并不强迫，便乐得置身度外。何况，北京那么远那么高层的政治之事，他们也看不明。谁非跟他们讲，他们特烦的，如农夫农妇烦秀才对他们宣讲“四书五经”。

这种政治冷感，是参与热忱被耗尽了的征兆。

他们曾积极地参与过不少运动了，最消耗他们政治热忱的是“文革”。八年了，民间说法是“跟抗战一样长的年头”，他们腻歪透了，疲沓了。

又何况，懂事的长子长女大抵下乡了，家中只剩半成熟不成熟的小儿女，平时没谁与他们聊国家大事了。整个城市，尤其是底层居民区，白天已难得见到成熟男女青年的身影。

冷感归冷感，他们对1973年邓小平的复出是拥护的，男人们也知道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十分不易。他们习惯于眼见的社会是有秩序的社会，到处无政府的状态不是他们乐见的社会。他们“认死理”，认为农民种地、工人做工、学生上学、干部好好为人民服务，是国家正道。在天天按时上班、下班与整日不务正业地东造一通反、西造一通反两者之间，他们宁愿回归前一种状态，那使他们觉得更是自己。造反之事，偶一为之可以，长期不行。不但自己觉得不行，别人那样也不行，看着来气。

我重新了解他们仅用了一天时间。

我是知青时，每次探家，照例挨家挨户探望是邻居和街坊们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此次我将去上大学了，更是必须的。

我也不谈政治，只聊家常。

有收音机的人家仍没多几户，我问早就开始攒钱打算买的叔叔为什么还没买？

答曰：现在收音机里广播那些内容，都听了八年了，暂时不买也罢。以后什么时候买，看情况再说……

在从哈尔滨至北京的列车上，秩序井然。因是长途，无座者寥寥，站立者皆为搭长途的短途乘客。有座的乘客见谁站久了，便起身让让座，自己也活动一下身子——这种情况，使我不禁觉得“文革”仿佛从没发生过似的。

列车广播室在播放《红灯记》选段，一位抱小孩的母亲叫住列车员，问可不可以声音小点儿——她的孩子困了，在广播声中难以入睡。

有人提议：干脆关了算啦！

列车员做不了主，请来了列车长。

列车长向大家解释：明明是广播时间，停止广播是不可以的，怕别的车厢的乘客有意见。

谁都看得出来，他怕犯错误——万一有人质问：广播时间正广播着样板戏，为什么忽然停了？对样板戏什么态度？

这样的质问，一位年轻的列车长是经不起的。

大家理解万岁，一致要求声音小点儿就行。

“找茬”的人未必绝对不会有——列车长和大家共同的担心，又证明“文革”确实还在继续中呢。

在1974年，上海市的街头大字报、大标语少之又少，我与新生们坐在接站车内，至复旦的一路上就没发现有。车外过往的上海人，一个个看上去气定神闲，步履从容，给我以自适之感。眼前一派“人生何必自烦恼”的市民生活图景，祥和气息宜然。想到该市曾发生过“一月风暴”，使我恍如梦中。

老师、老同学、新同学初见的氛围也十分愉快，其乐融融，彼此亲近友善。

我体检时转氨酶甚高，第二天就住进了校医院的隔离病房，两个月后转到了传染病医院，直到第一学期结束才出院。住院期间，老师和同学几乎都去看过我，倍感温暖。

第二学期开学后，在全系的一次什么会上，同学们推选我代表创作专业新生发言，我具体所说的话已全忘了，只记得中心思想是——机会难得，要好好学习，老教授们都是学养深厚的人，要尽量将他们头脑中的文化知识接收过来……

不料系工宣队队长，也是系党支部书记总结讲话时，表情严肃地批了一通“知识唯上”，正色指出——复旦既是藏龙卧虎之地，也是虎豹豺狼之窝。工农兵学员的首要任务不是往头脑里装知识，而是战斗。要时刻牢记，大家现在是来到了“斗批改”前线，应该自觉做毛主席的红色文化战士！

我虽挨批，心有不服，一度要写大字报反驳。

老师们皆爱护我，纷纷做我的思想工作。

我于是明白，“文革”真的尚未结束，接受了老师的劝告。

我在复旦的三年，思想倍觉压抑，开心的时候很少。关于此点，一概略去，下面主要谈当年的文化与文艺感想：

文化依然与政治密不可分，如同棉花与柳絮的混合，神仙也无法分开。《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时有上海的“两报一刊”之说，每每登大块文章，借古喻今，含沙射影。乍一读蛮学术的，其实学术是面纱，面纱之下是不便挑明的帮派政治的意图和野心。

自姚文元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见报后，中国假学术之名包裹政治之实的伪学术文章，一直不间断地出现于各大报刊。起初连学界人士也难以识破其用心，单纯幼稚地将其误视为学术见解。待那等样的文章有呼有应，檄文的声讨性质明显，四面出击，八方策动，矛头不言而喻之时，思想迟钝的人们才恍然大悟。

1974年以来，那等样的文章非但未少，反而出现得更加密集，火药味也更浓了。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评〈吕氏春秋〉》《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斗争的社会基础》《读韩非〈五蠹〉篇》《论商鞅》《评罗思鼎〈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的斗争》《论西汉初期的政治与黄老之学》《汉元帝的尊儒反法及其历史教训》《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从曹参“尊而勿失”看吕后时期的法家路线》《论吕后》《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李鸿章出洋》……不一而足。

从“批林”始，引向“批孔”，引向“批儒”，引向“批党内大儒”，引向崇“法”，引向歌颂吕后和武则天，引向崇拜当代的吕后、武则天及其帮派政治势力。

若单看那些大块文章的标题，任谁都不得不承认学术得很，但若联系起来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也不能不承认那是文化现象，但若掰开了揉碎了看，字字行行都围绕着政治目的。

越到后来，文风越浮躁，越显出迫切焦虑之气，对吕后和武则天的歌颂，也越发成为吹捧，词句肉麻。对于当代“党内大儒”们，诅咒和辱骂之文字，也越发用得肆无忌惮。

为了保证本书的品质，概略不引。

以上“文化现象”，可谓中国当年独有之“文化现象”——可叹的是，当时不少真的学者和教授，出于自我证明、自保甚至投机心理，做了断不该做的事，加入了“大合唱”。

也正因为那些文章假学术之名，便很难鼓动起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配合——尽管也有工人和农民“大批判小组”的应和，但却是政治策划的“成果”，绝不能代表工人和农民。

有大报开辟了“历史中的法家人物介绍专栏”。

也有大报设专栏连续介绍吕后和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还有的大报发表题为《学与不学就是不一样》的动员文章。

于是从1974年到1975年，组织学习以上文章，几乎成为就职于正式单位的中国人的日常“文化”学习表现；大专院校尤其如此。

1975年“两报一刊”的《新年献词》，也“高屋建瓴”地指出：“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线问题，抓住他们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实质……”

孔子早成古人，林彪已死，其“反党集团”成员该抓的都抓起来了——“他们”是何人？几乎是挑明了说了。

然而即使在“四人帮”控制严密的上海，我依然感觉到了那种加入了黏稠剂似的“鸡尾酒”形态。也就是说，不管某些人造势造得多么来劲，心情多么迫切、焦虑，那一种“文化现象”，差不多还是像“自娱自乐”的现象，还是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厌倦感觉“隔隔不入”。

那些文章中的某几篇，我们中文系创作专业的师生自然要学，无非便是轮流读，大家听。往往的，读完了，沉默开始。有同学干脆说：“文革”前没上几年学，历史知识少，不明白，得先补一下历史知识再发言。

而老师往往因势利导：咱们是创作专业，结合创作问题发发言也行。

一谈创作问题，大家这才有了发言的情绪。

但据说评论专业的同学比较苦，他们的女辅导员老师太认真，不许转移话题。他们却也有对策，主张以实际行动代替讨论。

于是评论专业先于创作专业写了一两篇大字报式的表态文章，贴在大字报专栏，算是集体参与了。而谁都明白，那是过“学习关”的招数。

那一时期，我与另外两名同学到江南造船厂深入生活——工人们也须学习。他们对学习并无“遭罪”的感觉。学习往往在工作间歇之时，照例一人读，别人听。喝着茶，吸着烟，每每说：“没听够，再读一段。”

于是有人接着读。

学习可以使他们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至于民间，可以肯定地说，基本形态是——知道的全当没那么回事，不知道的宁愿永远不知道。衣食住行，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酱醋茶，病凶婚喜——事事都要操心。在几乎没有文艺的时代，民生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所思、文化主题。甚至，可以变得挺有文艺色彩。

试图以政治文化全面占领民间意识形态的一切维度——在当年就可得出结论，那是根本行不通的，或曰不再能够行得通了。

然而我在1975年却幸运地观赏了多场文艺演出，而且是代表当年上海最高文艺水平的演出——我后来又由老师们安排，与另外两名同学到“杂技学馆”深入生活。上海当年有多所艺术学馆，从农村招了不少符合培养条件的孩子，“杂技学馆”是其中之一。老师们教得一丝不苟，孩子们学得非常刻苦。他们不但要学习杂技，还要学好文化课。教他们的文化课老师，是从各小学抽调的优秀教师。我看孩子们练功，真正领教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坚韧，每每心生怜惜。

各学馆也有工宣队员。“杂技学馆”有两位，都是纱厂的老年纺织女工，都是党员。她们原本是很好的阿婆级别的女人，若非身负政治使命，也必是可亲可爱的阿婆无疑。身负保证红色的“杂技学馆”不变颜色的政治使命，使她们不得不进入政治角色，也就与老师们在如何教孩子们方面矛盾不断，每每使孩子们无所适从。她们对我很好，希望我这名“工农兵学员”能和她们“站在同一战壕”。“工农兵学员”也是大学生啊，是大学生就算是知识分子啊。所以老师们特别是教文化课的老师们，也希望我比工宣队员更理解他们的教学善意。

我每每左右为难。

政治意识形态一旦也要占领孩子们的头脑，事情往往就会变得既使人无所适从，也使人不知说什么好。

但我住在“杂技学馆”的那一学期，基本心情是舒畅的、愉快的、自感幸运的——因为居然能在较高级的演出场所欣赏到一流水平的文艺演出。当年，代表上海最高水平的文艺演出，放在全国而论也够得上一流了。

1975年，上海依然是大多数外宾离开北京后首选的访问城市。对于他们的造访，一次能代表上海文艺水平的演出是招待过程必不可少的一环。“杂技学馆”的孩子们因而经常有演出任务。比起来，杂技是政治审查最易于过关的——而我和老师们，则可沾光入场，并每每能见到上海“市革委”头面人物的身影。

女声独唱《请茶歌》、民乐合奏《渔舟唱晚》、样板戏选段、样板芭蕾舞片段、钢琴协奏曲《黄河》、上海评弹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以及其他毛泽东诗词歌曲都是主要节目——杂技是固定节目，场场必有，最受外宾欢迎。实事求是地说，孩子们的技能就是高，表演就是精彩；我从没欣赏过西洋乐曲或歌曲。

但，那样的演出，一般上海人是绝对看不到的。

存在于上海民间的文艺是哪几种呢？

除了评弹因其广泛的民间性和演出方式的简单，其他文艺形式几乎绝迹。

《孔老二诛杀少正卯》《武则天反儒》就有过评弹形式。而作为观众的普通上海人，听到了什么内容已根本不重要——演员的颜值、台风、嗓子怎样，才成为表达喜欢程度的标准。

但是上海另有一种文艺现象尤其值得一提，便是成立于1972年的“上海市美术创作办公室”，旨在从工人中发现画家苗子，培养一批工人画家。至1975年，居然卓有成绩，于同年举办了一次由文化部主办的上海、阳泉、旅大三地工人画家的绘画作品展览。即使以现在的专业水平来评价，那些作品也可圈可点——题材皆为车间、工地和船坞背景之下火热的劳动场面，画中人物亦皆工人。尽管时代符号显然，作者却大抵是青年工人。内容未免单一，画风也很传统，但都是一丝不苟的作品。这次画展曾在南昌、桂林、长沙、西安以及沈阳等地巡展，引起甚大轰动。后来，当年的工人画家中，产生了多位闻名美术界的实力派画家。

不排除上海“美创办”成立的背景具有某种政治因素，但客观效果却是中国美术很接地气的一次特殊亮相。特殊不仅特殊在工人画工人，受到广大工人的喜欢，还特殊在当年的工人画家们有着极高的创新热忱——竟尝试在中国宣纸上进行油画创作，并且成果斐然。

1975年7月，毛泽东对于文艺问题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出了《海霞》，长春电影制片厂拍出了《创业》——两部影片的播出都遭“四人帮”阻挡、刁难。

《海霞》是反映海岛女民兵精神风貌的，因导演谢铁骊执意先拍《海霞》，后拍“文艺旗手”布置的样板戏电影，令“文艺旗手”大为光火，横挑鼻子竖挑眼，结论是“改都没法改”。《创业》因为在片中塑造了一位忍辱负重却仍以找到大油田为使命的工程师形象，更加触怒“文艺旗手”，斥为“配合右倾翻案风”的“新毒草”。

电影《创业》的编剧、导演据理力争，上书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将信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又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四人帮”虽同意上映，但又明确指示：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认为被告了“刁状”，怀恨在心。同时，督促将他们视为“好电影”的《春苗》《决裂》改为舞台剧，要求尽早在全国巡演，以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

《创业》的上映，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引起的波澜远超文艺——上海越剧团武功教师兼演员朱绵多、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青年教师李春光、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负责人韩爱民、江苏吴桥县机械厂工人李连兴等“时代义士”，以向中央写实名信、张贴标语甚至乘列车沿线撒传单的方式，表达对“四人帮”的愤怒。

1975年8月，毛泽东与人谈《水浒传》，说了自己的一番看法，有“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之语——这看法，与鲁迅一致。

1976年是中国的在劫之年；也是“四人帮”的劫定之年。

1月8日，周恩来逝世。

民间正义由而显现、凝聚。

如果说《创业》风波是显现的讯号，那么全国性的、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使民间正义凝聚的速度、力度可用“波涛汹涌”四字形容，遂成声讨“四人帮”的全国性运动。斗争的武器是文字，方式是诗、挽联、檄文、演讲——纯粹文艺的特征；彻底政治的狂飙。

比之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后来被言为“四五运动”的那一场重大事件，规模更加宏大。不同之处在于，“五四运动”的先驱是知识分子，主力是学生，市民是被启蒙的对象。而“四五运动”却无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分，是广大学生、知识青年、工人、市民集体的，一致的，不约而同的行为，有些基层干部也隐秘地参与其中，有些军人也着便装经常参与。运动主体在城市，影响辐射至农村。

那是完全超越个人或群体利益动机的运动，因而“民间正义”也体现得特别纯粹。它自1976年1月始，至4月被定性成“反革命事件”止，可谓旷日持久。

然而，“四人帮”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已成敌我关系，以“四人帮”为“界石”，阵营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内心更加分明。

邓小平被软禁了；

7月6日，朱德逝世；

7月28日，唐山市发生大地震，几被夷为平地；

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10月6日，“四人帮”成为“阶下囚”；

之后，抓捕“四人帮”爪牙的行动继续……

大约数日后，上海各高校学生涌向外滩，聚在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临时住的宾馆前，高呼：“徐景贤出来！”

徐景贤披风衣现身于阳台——那晚有风，却并不冷。徐景贤披风衣之举，令当时在人群中的我十分困惑。

那时马天水、王秀珍已在北京被拘，但抓捕了“四人帮”的事实尚未公开报道。张春桥曾指示上海：必要时，可动用上海工人、民兵保卫**胜利成果……

徐景贤当时对抓捕“四人帮”的行动也并不确定。或许，他以为人们喊他“出来！”，只不过是要从他口中获得可信的消息。

“革命的同志们……”

他刚一开口，“打倒徐景贤！”的口号直冲夜空。

他呆了片刻。

他动作僵硬地转身回到了房间，再未出现。

风衣掉在地上，由他的秘书捡起。

“四人帮”太善于利用宣传工具愚弄群众、运动群众了。以为他们总是成功的，却不了解那成功只不过是表象，其实群众也学会了愚弄他们。他们被愚弄而不自知，与群众的“隔隔不入”已到可悲程度。

那天晚上他肯定大出所料，如梦乍醒。

宣传绝不是万能的。

平时表态往往是不可全信的。

我在《从复旦到北影》一文中，写到过徐景贤当年因别人讲其爱听鬼故事又怕鬼，认为损害自己形象，密令逮捕对方，判“坏分子”罪名，发配农场劳改。

徐景贤出狱后，看了我的文章，致信于我，声明绝无其事。

我认为作为当事人，他的声明肯定更是事实，在当年的《小说林》公开复信，道歉。

他又致我一信，表示满意。

我和他还互留过家中电话，某一时期，年节互相问候，每每是他先给我打电话。问候之后，常聊几句家事。

我认为，他服过刑了，出狱了，恢复了公民身份，我当以常人待之。

他还赠我一本他写的报告文学，很薄，不足一百页，追忆他当年认识的一位成为了烈士的上海学生运动领袖。

那么，1949年以前，他也是一名“进步学生”。

政治当然是要讲站队的，但——若将政治搞到“文革”那么复杂、诡异、险恶，一直不曾会错了意、站错了队，太不容易了！

粉碎“四人帮”十年后，我在友人家与他同时看电视，电视中重播当年天安门广场万民欢庆的纪实片，友人忽指着电视说：“快看那个女人，我太了解她了！”

我问：“她有什么故事？”

答曰：“她总那样！镇压‘四五运动’之后，单位组织人到广场欢庆，别人都找借口不去，顶数她积极，跳得兴高采烈。欢庆粉碎‘四人帮’，她又跳得那么兴高采烈！她怎么总能兴高采烈呢？怎么做到的啊！”

我失语了。

良久，友人幽幽地又说：“也许她太爱跳舞了？”

我仍无话可答，暗想——倘一个国家那样的“太爱跳舞”的人甚多，国家太可悲了。又想，倘一个国家的文艺工作者中“太爱跳舞”的人甚多，这个国家的文艺也太可悲了——十年“文革”还不能证明此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