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我应该初中毕业。
5月，“**”开始。
当年初中、高中以及大学的毕业生，皆被延迟毕业，必须“留校闹革命”。
学校传达了一份“中央文革小组”下发的文件，规定：每一名学生能否毕业、升学、分配工作，当视在“文革”中的表现而论……
如此这般地被延迟毕业，关乎全中国所有初中、高中以及大学应届毕业生的人生和命运走向，自然无漠视不睬者。
哈尔滨毕竟不是北京，比之于北京的“文革”步骤总是慢一拍。当哈尔滨的学生和青年们还在紧跟北京的学生们“破四旧”时，北京已遍地红卫兵和“红色造反团”了；当哈尔滨的学生们也要求各学校批准成立红卫兵组织时，北京的红卫兵们已夺取了各初高中以及大学的领导权，并将往日的校领导宣布为“走资派”，批斗成风了；当哈尔滨的红卫兵们辩论那样对不对时，北京红卫兵已开始将批斗的方向从学校转向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界，并敢于冲击许多中央领导们住的深宅大院了……
当年的交通尚欠发达，一般人不敢想坐飞机的事，而从北京到哈尔滨的最快的一次列车也要十八个小时多，慢车二十几个小时。当年的世界不是“平”的，中国同样也不是“平”的——发生在北京的事，如果报上没报道，收音机没广播，哈尔滨人就只能通过口口相传、道听途说才知道。即使报上报道了，收音机广播了，首先也还是只有少部分人知道。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市，订报和有收音机的人家仍不超过几百分之一。所以，我这种家住市边儿的学生，只能从大人们的交谈中了解到市里发生了什么事、又发生了什么事——同院邻居有几位叔叔在市里上班，谈到市里发生的事时——批斗了什么人；抄了什么人的家；什么人被罢官了；什么人在被批斗时挨打了；什么人揭发了什么人什么问题……每每显出困惑和忧虑——这样下去中国不就大乱了吗？
肯定是为了解惑和去忧，我在学校与全校同学集体听到了一篇社论，中心思想是——乱得好！乱了敌人的阵营，锻炼了革命学生、青年、工农兵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有敌人才怕乱……
那时我已经是红卫兵了，仍几乎天天到学校去。我是工人的儿子，同学们几乎都成了红卫兵，我自然也不例外；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学已有几个红卫兵组织了。
二十九中是一所总体稳定的中学，虽然也对老师们进行过批判，但打老师的事仅发生过二三次；一名男生打了一位教俄语的男老师两记耳光，这名男生是我们班的，与我们几名关系亲密的男同学都处得很好。因为那一件事，我们几天不跟他说话，直至他保证再也不了。
还有一次，在许多同学参加的批判会上，有一名是红卫兵的男生，乱剪几位女老师的头发，并往她们脸上泼墨水——那种做法，是他从别处学来的，但也与他个人以往的品行有关。他曾被认为道德素质不良——主要指平时对女生屡有不当言行，却也从没出格。但三位分别教政治、俄语和语文的年轻女老师，上课时往往目光都不望向他一次。
当时台下许多同学齐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喊声居然具有威慑性，那名男生悻悻地离开了会场，再没出现。
有几名女生，包括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立即走上会台，簇拥着三位女老师离去了。她们在卫生间安慰老师们，帮她们洗脸，借衣服给她们换。
我们几名关系亲密的男同学，皆认为那名凌辱老师的男生是出于报复，品行极其可耻。
我们班的男生，家长大抵是“闯关东”的农民，以山东人为多。又大抵是底层劳动者，收入低微，多是文盲。他们只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将日子逐渐过得好点儿。一怕失去工作，二怕被别人“戳脊梁骨”——就是背后进行的负面议论。他们自己是相当看重名声的，因为已是底层人了，名声再坏了，家门被人侧目指点，绕行而过了，又都绝对搬不起家，那样的日子还有过好起来的希望吗？过得还有意思吗？所以，他们做人都有起码的底线——与政治无关的底线，民间评价一个人怎样的底线。那一种底线，百代千年其实不曾变过；某一时期，似乎因为世道变了，也变了。但变是表面现象，逐渐地又能回归原本——底层靠那一种底线而互不嫌恶，形成帮扶关系；而帮扶是不定什么时候自己也需要的。所以，若儿女们的行为使他们被“戳脊梁骨”了，名声受损了，父亲们是会大为光火的，母亲们是会无颜出门的。那样一些家长，较能承认儿女聪明不聪明是天生的，儿女学习不好往往认了——却很难面对儿女品行不良的事实，认为是自己做父母的最大的失败。
在可曰为品行不良的诸条中，辱师欺老是极其恶劣的表现，仅次于抢、偷、骗、奸。
与我要好的几名男同学的父母，我都很熟悉，像我的父母一样——父亲们经常沉默寡言，眼里总是有活，下了班也闲不住。左邻右舍谁家摊上了不好的事，即使以往关系处得一般，也还是会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遵循“那种时候哪能看别人家热闹”的原则。而母亲们，如今回忆起来，都善良得像嬷嬷似的。
“闯关东”并在城市安家落户，生儿育女——往细处想，肯定是个艰辛过程。家长们的性格原先也肯定是各不相同的，极少数人以霸悍强势为落足之道，多数人强势不起来，更霸悍不起来，于是本能地选择和为贵、善为本的做人之道。又于是，使他们个性少了，共性多了。
或许有人会问——照你说来，当年红卫兵们干下的那些恶事，都是谁家孩子所为呢？
这我是回答不了的，我没调研过，而且也非一个人就能调研出翔实结果的。底层人家的儿女以假“革命”之名义行凶作恶的事例，估计也是不少的吧？
其实我要表达的是这样一种观点，确切地说是一种文化观点，即以“阶级斗争”“阶级憎恨”为圭臬的意识形态越是鞭长莫及甚或忽略的人家、群体、阶层，其悠久的、比较深入人心的民间意识形态的正能量，越可能成为不显山不露水的主流。平时没什么表现，邻里争吵、泼妇骂街、不是光棍耍光棍、不是二杆子装二杆子的事，往往也非鲜见鲜闻之事。但不寻常的时候，民间意识形态的正能量反而就发生作用了。
我进一步要表达的观点是——中国这个国家，真的要感激曾被批判为“旧思想”“旧道德”的传统文化的根基——尽管一些中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一心想要将其彻底铲除，但它的根深入民间、深入民心百代千年了，不是那么容易根除的。
如果当年的许多儿女并未受自己好父亲、好母亲言传身教的好影响；如果从城市到农村，当年的每一个儿女都成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俘虏，都成了被个人崇拜之意识形态彻底洗脑的狂热徒、狂暴徒——那么中国大地上的暴行和惨事肯定更多了。
再进一步分析，我的父母以及我许多同学们的父母，不过是些家庭妇女和苦力工、平板车夫、小饭店的厨师、小作坊的裁缝、地处城市边边角角大集体性质的半倒闭未倒闭的微小工厂的工人；一言以蔽之，是与产业工人的政治概念、社会地位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些次等级工人；不论政治这样还是那样，都从未沾过政治的什么光，也自知沾不上政治的什么光。政治运动从不特别需要依靠他们；他们也从不特别来劲地依附政治，想依附也依附不上。于是他们对一切政治运动的态度是能不被搅和进去就不搅和进去，能躲远点儿就躲远点儿。又于是，他们的头脑反而容易保留住原先固有的关于做人的民间意识，而这会影响儿女。也可以说，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的正能量的微粒，通过细长的须根起了作用。
当年，即使在大工厂里，四十五岁以上的中老年工人与二三十岁的青年工人的政治表现也不一样。
中老年工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大抵是——政治立场加民间原则的表现；而青年工人们的表现则是——只讲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政治立场，对民间原则不屑一顾，或根本不知除了政治立场，还有民间原则。
那样的表现，自然就很激进。
并且，激进的表现，完全有可能带来比争先恐后地涨了一级工资大得多的利益。
狂热也罢，狂暴也罢，掰开了搓碎了细看，绝不仅仅是政治现象，同时也是文化现象、社会心理学现象、利益现象。
将城市的“文革”现象与农村的“文革”现象对比一下，也能看出些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利益现象的区别。
在城市，在任何机关、单位、学校和工厂，一个活着的曾经的资本家是少有的。能成为资本家，新中国成立前起码是中年人了，按年龄推算，差不多都该是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的人了。故城市里的“革命”对象，主要是各级“走资派”“技术或艺术权威”“黑线分子”“清查重点”人物等。
在农村，则主要是地主之家。
村干部虽然也会被“革命”，却断不会被视为死敌。
但老地主即使终日猫在家里，也还是存在于村里。
他们一向被政治意识形态宣布为农民的死敌，文艺在此点上加深了农民们的记忆。“走资派”有被重新起用甚至重用的机会；“技术或艺术权威”今后还要统战、团结；站错了队的“黑线分子”可以再次站队；“清查重点”可能最终还了清白……
大多数城里人都懂的。
但在农村，地主除了是农民的死敌，不可能还是另外任何一种人——他们绝不会被统战、团结；他们绝没有什么第二次站队的机会；他们是地主也绝不需要再“清查”。
他们只能是宿敌。
中国的阶级斗争史上，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远早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前者有从古代至近代的积累，在土地革命时期，互相危害深重；而后者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近代以来历史上记录的急促的一笔，像乒乓球台上获胜的一方发出的一个短平快的抽球，且一抽定胜负。
并且，在中国，就人数而言，资本家单独够不上一个阶级，仅是社会学上的“符号”。而地主不同，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在百代千年的历史中，有过众多大大小小的地主，想否认他们是一个阶级都不可能。
故所以然，“文革”中，农民对地主的再次“革命”，竟有超过于城里的暴力现象，必然殃及地主家庭的所有成员。而实际上，地主人家早已在过着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对并无实际危害的他们，实行暴力性的再次“革命”，缘于先入为主的有罪推断——他们时刻妄想变天。
1964年前后，曾有一部旨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教导的话剧《刘文学》在全国巡演，内容是——农村少先队员刘文学发现四十几岁的老地主在队里的辣椒地里偷摘，欲将其揪到队里去。老地主将已摘下的几个辣椒全给了他，求他放自己一马。刘文学当然不肯，结果被掐死……
与其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莫如说是不该发生的悲剧——但这是确实发生的真事。
试想，如果一个贫下中农的孩子看了此剧，面对本村的一个老地主，认为他表面看上去的老实是伪装的貌似的无害，实则极其危险而可恨，于是发起主动性的暴力攻击；老地主越显得软弱无辜，越发惹恼对方，于是遭到越暴力的攻击……是不是也不出人意料？
归根到底，人类需要文化、文学、文艺，不是为了将恨代代相传下去，而是为了探讨消除恨心的可能性和有说服力的理由。并且，将此种对人类的进化有益的事以更多种方式进行下去……
在1966年的六七月份，在哈尔滨，小人书铺全都关门上锁了，铺主们怕他们的小人书被红卫兵烧了。有一处小人书铺的小人书确实被烧了；租小人书的大爷胆小，见一伙红卫兵远远奔来，逃之夭夭。另一处小人书铺的铺主却不胆小怕事，老婆孩子全家齐上，都手操家伙，为了保卫财产不受损失，要玩命。去小人书铺表现革命行动的只不过是没名气的中学的红卫兵，有名气的中学的红卫兵和是中专生、高中生、大学生的红卫兵才不屑于干那事。而允许开小人书铺的人家，或有红色家庭背景，如生活困难的军烈属人家、已故劳模人家——当年那是种照顾。人家一亮家庭底牌，些个半精不傻的红卫兵知道不好惹，悻悻而退了。
全市到处都乱起来了，一切被认为该砸该毁的也都砸了毁了。有些地方，造反派已经开始因谁更有资格夺权而打起了派仗——在乱局已成、乱象丛生的情况下，一种电影放映现象应运而生，曰：“为了批判！”
这是任谁都得配合的硬理由。若不配合，什么意思？
不少机关、单位、院校、工厂的造反派组织，带着盖有大红印章的证明——当年造反派组织的印章都不小，小的也比得上如今局级单位的印章了；还带着造反派袖标，带着一彪人马，去到省、市电影发行公司、资料室借片。
除了没有，有就必定借得出来。
某时一部电影两三个造反派组织同时借，就互相协商，按先后顺序跑片。而谁若知道放映地点，约上数人，戴红卫兵或造反派袖标——必须的，此政治身份证明也；或认识放片单位的人，沾光蹭看一场电影是很容易的。场场爆满，站立者多。
我在那一时期蹭看了如下电影：
《秋翁遇仙记》《画中人》《追鱼》《宋景诗》《武训传》《清宫秘史》《怒潮》《洪湖赤卫队》《风暴》《不拘小节的人》《新局长到来之前》……
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柯楚别依》《夏伯阳》《运虎记》……
老花农秋翁的牡丹园中，牡丹按季盛开。朝廷凶官恶吏命秋翁皆砍之，秋翁爱花如命，抗旨。结果入狱，惨遭毒打，宁死不从。官府只得派衙役闯入花园，大肆破坏。恶举激怒了牡丹仙子，以神术予以惩罚——这是《秋翁遇仙记》。
放映时，有人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随后呼声稀弱，人们看得都很投入，也因第二句口号字数多。
《宋景诗》的“问题”在于，这位起义军首领，为了免于部下做无谓牺牲，向清廷妥协——有歌颂投降主义的意图，尽管那是史实。
《武训传》的“问题”在于——虽然武训这一位晚清的乡下叫花子以筹资兴办义学而成名，南方某些乡下为其建庙塑像，但鲁迅针对康有为、梁启超对他的功德的肯定，是讥嘲过他的。武训本无任何筹资能力，惯用之法是苦肉计，在影片中的台词是：“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为了从富户筹得义款，每每于朱门高阶之下，一跪便是两三天，酷暑严寒、风雨交加而不去。演员赵丹将一个叫花子的“教育强民强国”的梦想演绎得细致入微，看得人一阵阵心酸、心疼。既为武训，也为中国。尽管片中加入了农民起义的片段，但不自觉歌颂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而将艺术兴趣转向历史边边角角的“庸俗人物”身上，为文艺界带了一个坏头——这一罪名还是坐实了。
《清宫秘史》的主角是光绪、珍妃。——光绪主张改良，珍妃支持；慈禧恨光绪的“糊涂”，尤恨珍妃竟敢涉政，于是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仓皇脱离之前，下旨处死了珍妃。
这一段宫廷历史，即使今天看来，也与“爱国”“卖国”之论点不切。
“文革”前，报上对《武训传》和《清宫秘史》是同时批的，且加“编者按”，用语严厉。关于《清宫秘史》，指出是卖国主义的影片。
至于《怒潮》《洪湖赤卫队》《风暴》，罪名分别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替贺龙和刘少奇树碑立传——盖因《怒潮》中主人公的早期革命经历，与彭德怀的早期革命经历相似；而贺龙开创了洪湖革命根据地；《风暴》歌颂的虽是工人运动领袖林祥谦烈士，但刘少奇是中国工人革命运动的创始者之一。
《怒潮》有一段插曲当年深受爱唱歌的青年喜爱，便是《送别》：
……
送君送到江水边，
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
我持梭镖望君还。
“文革”中有漫画对此歌词进行解读——刘少奇手持梭镖伫立河边挥手，船上的彭德怀一脸凝重。
而《洪湖赤卫队》为歌剧片，脍炙人口的歌曲数段，曾尤为流行。其中“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一句，**气回肠，有“革命气概高如天”的冲击力。
当然，“文革”十年中，这些皆为禁歌。私下唱必受批判，公开唱定会判刑。
《不拘小节的人》讽刺一位文学作家，缺乏在公共场合的公德意识，屡出洋相；《新局长到来之前》，则如官场浮世绘——讽刺官场阿谀之风。
至于《第四十一个》，在中国，在当年，我这一代许多人只知其有，看过的人少之又少——属于斯大林死后的“解冻”电影。中国当时进口此片，乃为配合“九评”，意在让中国的干部们了解——看，斯大林一死，苏联的电影都弄出了什么鸟东西！其内容是——战争时期，苏军女兵奉命押解一名金发碧眼的白卫军中尉前往苏军一处指挥部受审，过海湾时遇风浪，船翻，女兵与俘虏漂于一岛，日久天长，一切为了生存的共同经历，使二人渐不敌视，又渐生爱的火花。忽一日，轮船出现，却是德军的。俘虏欲说服女兵跟自己走，遭拒。于是独自向轮船跑去，女兵举枪，瞄准，击毙了第四十一个敌人。最后的画面似乎是女兵的脸部特写，缓缓淌下了爱的泪……
《运虎记》是一部轻喜剧片，拍于美苏领导互访之后——一艘苏联货轮上载了一个大铁笼子和小铁笼子。大的关一只虎，小的关一只黑猩猩。黑猩猩淘气，放出了虎，于是船上大乱。但老虎若要活下去，就得学会与人相处才能不挨饿；而人在抛给它食物时，也积累了与之同船共处的经验——很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我看以上电影时，有人手持话筒从旁念批判稿，至今记忆犹新，关于《运虎记》的批判是——船指地球；虎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食物指外交外贸策略。“我们认为，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也有真老虎吃人不改的本性。只能坚决消灭，绝不能心存共处于地球的幻想。”
然实际的批判效果并不好，人们看时该笑则笑。
至于《柯楚别依》《夏伯阳》，是苏联十月革命时期的革命将领的传记片。两部影片中，《夏伯阳》更好看，他那种绿林好汉般的战斗英姿，迷倒了不少男青年。“文革”前，两部影片在中国公映过，都没什么值得中国人批判的，也免费放映，肯定仅仅是为了白看电影。白看嘛，只要是大多数人没看过的，放什么都值得看呀。
后来，上头传达了一份“红头文件”，指出有些单位以批判为名，趁机放映禁片，是破坏“**”的行为。至于是否是北京下发的文件，不得而知。
此风戛然而止。
在“文革”中，某些哈尔滨人竟有机会弥补遗憾，白看了许多部此前不曾看过的中苏电影，想想也有几分喜剧色彩。
1966年8月，我被班里选为进京接受检阅的红卫兵代表——十人中选一人。我被选上，不是因为造反有功，而是因为我人缘较好。
听说，四川“大三线”乱得甚凶，全家都牵挂我父亲平安与否，我一说我想从北京前往四川看望父亲，母亲欣然同意，给了我五元钱。
既然红卫兵乘列车可以免票，干吗不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母亲嘱咐我考察一下父亲所在的乐山地区是怎样的地方，若还可以，她打算率我们投奔父亲那里，实现全家大团圆。她希望，大团圆后，哥哥的病也许会彻底好了。我已是实际上的长子，完全同意母亲的预想。
因为我们一百余名学生和十几位老师是经过大民主方式选举出的进京“代表”，铁路部门很关照，居然为我们确定了一节车厢，叮嘱我们沿途停站时，不要打开前后车厢门，以防止各地的非“代表”学生涌入。
虽然，几乎全校每一位老师都无一例外地被贴过大字报，但师生们同处一节车厢时，自从是学生以后所养成的尊师的意识又起作用了，男同学应该关照女同学的常理本能般的又有所体现了。师生关系，与以往相比确乎发生了些微变化，却也就是难免的互觉尴尬而已。
到那时为止，除了前边提到的辱师现象，我们学校没再发生更严重的暴力批斗事件。针对校领导与老师们所贴的大字报，也主要是批判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鼓励白专道路”“热衷于培养白专苗子”而已。还没有哪一个或几个学生写的大字报中，出现“打倒”哪一位校领导或老师的文字。有的大字报，所涉及的虽非政治问题，却使老师们更受伤害，如某女老师经常往身上喷香水，某男老师经常到市里最高级的理发店理发，结论自然是——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明明都作出了结论，却非添加一行字：×××，必须回答！速速回答！！
老师们便只得予以回应——喷的不是香水，是花露水，皮肤过敏，怕蚊子叮；那处理发店离自己家最近，与理发师傅熟悉了……
于是，又招致一轮批判，使被纠缠住的老师很狼狈，斯文扫地。比起来，他（她）们反倒更欢迎上纲上线的政治化的批判，如“着力培养白专苗子”之类。
对于使老师更受伤的大字报，有许多同学是反感的，私下里也会表达，但都不会仗义执言，以大字报方式替老师鸣不平——怕惹火烧身。情形与当下中国的某些网上现象如出一辙——如果被误解甚至受到成心羞辱、贬损的某人一回应，新一轮伤害反而加剧。
在我的中学母校哈尔滨市第二十九中学，在我的记忆中，似乎只有一位老师没被贴过大字报——王鸣岐老师，数学教研组组长，也是我哥哥的中学班主任老师。
我还不是二十九中的学生时便认识她了，我下乡后，每年回哈尔滨探家，有两位老师我是必定看望的——一位是我中学三年的班主任，一位是王鸣岐老师。
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师。我第一次在家里见到她时，看上去她已五十多岁了，实际上可能四十几岁。我成为二十九中的学生后，她还那样——一位小个子女老师，不说话时，一脸庄肃；说起话来，却很和蔼。那时她尚未婚，属于颜值偏低的一个女子。
但她教课教得好。
如今想来，没人给她贴大字报，与以下几点有关：
她是教数学的而非教语文的；她虽是教研组长却不是班主任了；除了上课，她不再与学生们发生亲密接触；她颜值偏低的形象。这一形象，使她如同中学校园里的一位寡言少语的老阿婆，尽管她的穿着一向得体、整洁，一头灰发梳得利利落落，完全是知识分子的气质，并不真像乡下的老阿婆。并且，她的气质总给人一种朴实无华、超凡脱俗的印象。
她是伪满时期哈尔滨师范学校数学系的尖子生，这一点在校园中是有所流传的。却没有哪一名同学写一张大字报勒令她对那一段历史交代什么。
她有什么特殊政治背景，受到暗中保护吗？
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没有。
她也并非一位与学生之间零感情的老师。
我感觉在我哥哥他们几名学生心目中，她似乎既是师，亦是母。他们对她的敬爱，非我日后所见所知之中学师生关系可相提并论。
顺带一笔，“文革”后期，她退休了，她的一名学生为她介绍了一位老“对象”，并且介绍成功了，便是某小学同样退休了的韩老师。有了老伴，最敬爱她的学生们认为她的晚年生活还不圆满，其中一个，又将自己聪明可爱的小侄子过继给了她——那一年，她的学生们可都三十几岁了，各自都成家立业了。如今，王鸣岐老师和老伴都已作古。她先逝的，在她的追悼会上，些个五六十岁的男人女人，悼念深情溢于言表。
近年，钩沉民国时期人、事的文章和书籍可谓不少，历史烟云中的师生关系，常成美谈。这使我常回忆起王鸣岐老师和她教过的我哥哥他们那一届初中生的关系——他们中三分之一左右的人后来考上了大学。她与他们那一种关系，未必不及民国时期某些成为美谈的师生关系之温馨。
但她身上究竟有什么为人师的魅力，却是我至今说不清道不明的，只能顺带一笔而已。
又常想，所幸“文革”来临之年，我哥哥他们那些学生早已毕业。否则，也被大势所迫，对她进行很混账的带有羞辱性的批判，使良好的师生关系变成了一地鸡毛，该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
另外两位大字报极少的老师是夫妻。男老师姓聂，女老师姓隋，当年都不到四十岁，都教语文。他们都曾是北大学子，聂老师曾是北大话剧社的“明星”，以演《家》中的长兄觉新而耀眼于北大，身材颀长，像邵洵美。本可留校的，却被打成了“右派”，分配到哈尔滨。隋老师的形象有几分古典美，像陆小曼。为了爱，连党籍也不要了，一往无前地追随“大表哥觉新”也来到了哈尔滨。
他们都是没资格做班主任的老师，而这对他们成了幸事。
尽管都没做过班主任，但当年若不是在二十九中，而是在哪一所重点中学，就他们那么一对人儿，很可能被斗惨了。为爱，一名“右派”党籍都不要了，仅这么一条，都够夫妻俩喝一壶的了！——你“右派”用什么坏思想影响了你妻子，使她无怨无悔，认为值得啊？你预备党员当时怎么想的？不划清界限，反而置党籍于不顾——若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报，过得了关吗？
他们的大字报少，除了没做过班主任，还因那一年隋老师流产了，身体看上去更弱了，学生们似乎都不忍心难为他们。
记得有一张针对他们的大字报，内容是谴责他们不应该自己一直放不下政治包袱，有意与学生保持疏远距离——与其说是批判，莫如说是提意见，表达了不少学生其实希望与他们建立良好的，起码是正常的师生关系的心声。
像王鸣岐那样的“老”老师，学生们因为普遍具有传统的敬老意识，而不用大字报骚扰她；像隋老师那样的弱不禁风似的老师，学生们又因其弱，还因他们夫妻身上已有政治包袱了，亦不忍再加伤害——足见我们那一所中学的学生，当年的造反精神普遍是多么的有限。
回顾且思，我敢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年越是重点的中学，闹腾得越凶。因为那样的中学里，学生的家庭成分较复杂，高级知识分子与干部子女占比例较大，他们的父母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一向是“紧跟没错”的教诲；他们自己对政治也有多种多样的诉求，如学生时期被栽培，毕业后受重用，而立之年被委以重任，于是跻身于或起码是贴近了上层社会。新中国没有所谓“上流社会”，但有上层社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核心价值观是“官本位”，权力至上。并且，他们晓得，特别是那些是知识分子儿女的学生晓得，自己在“文革”这场必然导致官场重新洗牌的大事件中表现怎样，也关乎父母与新权力阶层的关系怎样。如父母已然失宠，他们要表现得更积极；如父母尤其受宠了，他们的表现要比更积极还积极。总之，因他们的父母不同于普通劳动者，他们的表现普遍也异于普通劳动者的儿女。重点中学干部的儿女，心理也都差不多这样。区别在于，知识分子的儿女，很暴力的事是干不来的，振振有词的歪批能力却是有的，于是大展“才华”。干部的儿女缺少那种才华，于是积极表现转向暴力方面。总而言之，重点中学的红卫兵们的“文革”表现，从心理学层面看，是一种“个人迷信的追随狂热+自我证明的唯恐落后+学生式政治资本投机”的芜杂且不单纯的现象。不是说所有重点中学的学生都如此不可爱，但凡是当年有恶劣表现的学生，其心理肯定如上所述。至于比重点还重点的红色贵族中学，即主要招收“红二代”子女的中学，情况又不相同。在那样的中学，普遍表现的动机反而相对单纯，投机成分稀少。已经是“红二代”了，投机变得多余。个人迷信形成的个人崇拜是绝对的积极动机，而自我证明是那种动机的主要表现。如果父母一开始就被划到“黑线”上了，那么他们的命运很可能会像父母一样悲惨。因为，他们的同学斗他们的父母有多狠，对他们也会有多无情。他们从小接受的尽是“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你死我活是阶级斗争的真谛和铁律”那一套言传身教。一名往日的同学如果已经是“黑帮”的儿女了，那么就不再是同学了。他们这样重新组合同学关系，像他们的父母重新组合官场关系一样，是天经地义，完全符合革命原则的。也不是说都那样，大抵如此。而他们中某些“黑帮”子女，当年也曾互相保护，抱团取暖，在异常的岁月加深了友爱；也是当年人性温度尚存的现象，应记一笔。
至于像我的中学母校二十九中那样的中学，与“重点”二字无缘，普通得很。学生的家庭成分也分外单一，基本都是底层人家的儿女，谁的父母一方是科长、副科长，在同学心目中便是官的儿女了，连老师们也会另眼相看的。大多数学生都是底层人家儿女这一点，使政治投机的想法对学生心理的坏影响甚微，或可说没有。投的哪门子机呢？图的什么呢？底层儿女的人生目标定位都不高，有志向入党的和有志向考大学的都少而又少，打算考中专的居多。中专毕业了还未见得便能确保有工作，当年哈尔滨的中专生已经过剩——自己的将来能有份较稳定的工作，那就谢天谢地全家烧高香了！总而言之，上层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我们是所知甚少的，对我们几乎等于不存在。虽然，抄家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但主要是市中心区的现象。上层社会高等的甚至奢侈的生活被一再曝光了，那也还是曝光在市中心。我和我的同学们往往只是听说了而已，谈论几句，也就忘了，思想转而就会回到自己所面对的现实。
自我证明的意识，每个人都是有的。中央文件已经将规则摆明了——能否顺利毕业、升学，要看“文革”中的表现，报上、广播里还在强调“史无前例”“势不可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谁都不能不重视，重视就得有些自我证明的表现。
但若为了自我证明而变得凶暴，却又是大多数学生会觉得证明过头了的。反正我参与了，别人写大字报我也写了，别人喊的口号我也喊了，别人去开过的会我也去开过了——既然我参与了，别人毕业也得让我毕业吧，别人有的升学资格我也得有吧？不过就是这么回事，那我为什么非要证明过头呢？
此种普遍心理，使哈尔滨市绝大多数普通中学的绝大多数学生，即使在“文革”最乱的时期，也并没有都变得穷凶极恶。
1966年8月，我们这一届初三生本该毕业了。7月，按往年的时间表，许多同学该上高中或中专了。
但“留校闹革命”的公告，使大家谁都毕不了业。而接下去的“革命”还怎么个“革”法，谁都是满脑袋糨糊。
都毕不了业，车厢里的气氛其实就并非多么的活跃和开心，尽管都是“代表”。但是谁都尽量装出荣幸甚至幸福的样子。所以气氛也不能算是沉闷。毕竟，能被选为“代表”，意味着自我证明获得了公认。而且，免费去一次北京，包吃包住，这样的好事从没摊上过。绝大多数同学都没去过北京，也都没出过跨省的远门，没理由反而不开心——但开心的表现包裹着难言的心事却也是真的，更是真的。
那是一次意外情况频出、一言难尽的旅程。
而接受检阅是一次军训拉练般的经历——早上四点起“床”，其实没床，我们与许多别省的红卫兵“代表”入住地质博物馆，睡展柜之间，有席，不够，不少人直接睡地上，我也是；北京没准备好一下子接待那么多“红卫兵小将”。五点半开饭，六点出发，分给每人一个馒头和一条小腊肠。腊肠少，多数人没分到。我幸运，分到了。有人听说那就是午饭，怕吃不饱，冒领第二份，被识穿了，差点开起了现场批判会。
我们的队伍一出胡同便汇入了马路上的由全国各地红卫兵组成的人流。那是真正的人流，若耗子横穿马路必被踩死。可谓浩浩****，却也前进缓慢。
三小时后，到了离长安街不远的什么胡同，都坐原地等待。
第一种可言为文化现象的现象，便是人手一本“红色语录”，是出发前的要求，领队人像检查士兵带没带枪一样检查过的。
第二种可言为文化现象的现象，便是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有那么多毛主席语录被谱了曲。领队人多是军人，指挥这一群红卫兵与那一群红卫兵进行歌唱比赛。间或有红卫兵自告奋勇，教唱最新谱曲的语录歌或诗词歌。
十点左右，骄阳似火当头照，没有遮晒的阴凉，队伍也不能乱，红卫兵便个个脱下衣服罩头上，都不唱了。
至十二点左右，前边传过来话——检阅开始了。同时，听到了“红太阳升起在天安门城楼”的广播声，男声女声交替，其声亢奋，伴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两首音乐。
一点左右，我们的脚下是长安街了，队形更紧了，有女红卫兵晕倒，不止一个。
两点半左右，我们那一段人流，终于到了天安门对面。
组成人墙的军人大喊：“不要停！往前走！往前走！……”
终于望到了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众目仰望的身影以及他向下挥军帽的姿态……
也听到了被扩音器放大得响彻云霄的声音：“人民万岁！……”
好不容易才从天安门对面走过去了。一走过去，队伍就散了，但见遍地是被踩掉的鞋，有草鞋……
我和同学们走散了。回到住地，倒身便睡。那晚回到住地的人少了一小半，不知去向。我们学校的老师说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可以自由行动。
我和同班的一名男同学听说，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要将首都变成红色的海洋”，东单和王府井先行变了，都想见识一下“红色海洋”怎么个红法。
第二天上午我俩便去了。东单倒也没怎么变红，但王府井街两边的柱子、门板几乎都刷上了红漆。我俩见到有人正刷着，满眼红，闹心。
我俩都不觉得北京的王府井比哈尔滨的中央大街更值得一逛。中央大街俄式小楼多，有异国情调——这是王府井比不了的。
如今想来，人类的发展史，差不多是伴随着口号的历史。简直也可以说，没有口号，就没有改变，没有发展。从前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中国、外国，都如此。人类的口号现象，非常值得研究，有兴趣者，肯定可以写成一部很有文化的口号学大书。
但，很“二”的想法，怎么就变成了口号，又怎么一下子毫无阻力地被许许多多人拥护了，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实际行动——这其中的高级荒诞，却是我至今想不明白的。
在一家书店，多种多样的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穿大衣的毛主席像令人目不睱接，买的人不少。
我花五角钱买了一套油画，明信片那么大。却不是明信片，是纯粹的硬纸的油画——所画皆为毛主席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光辉形象。有一幅是《井冈山会师》——但与毛主席握手的，已不是朱德，而是林彪了。
如今想来——文艺皆为政治服务，着实是一个危险的口号，若被大多数文艺家奉为神圣口号了，后果不堪设想。因为，那么一来，文艺家就不但会参与篡改历史的勾当，而且还会以为自己在行创造历史的神圣之事……
两天后，我告别北京，登上了开往成都的列车。
那是千辛万苦的旅程，大约在车上待了一百个小时。有时列车一停就是半天，因为经常被“大串联”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拦住。
在成都人民广场，我亲眼看到了红卫兵抡起皮带抽人的情形——台下有些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还有一些红卫兵则在台上讲伊索寓言《农夫和蛇》的故事。
这也有文化现象的色彩。
在乐山，我收到了父亲复我的电报——“不许来，速归。”
父亲不到乐山接我，我是难以找到他的——他们的住地并不在当年小小的乐山市，而在乐山地区的深山里。父亲的态度那么坚决，我只有服从。然而返程特别不顺，中国的铁路已被“大串联”搞乱了秩序，途中我还病了一场。到北京，又因几次没挤上北去的列车，滞留了多日。
回到哈尔滨，竟已是国庆之后。我已回忆不起来，当年是怎么在途中度过的“十一”了。
我在北京结识了十几名武汉某中学的学生，都是高中生，有男有女。他们坦言都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学生，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也没资格“大串联”，于是组成了一支“长征小分队”，徒步走向北京。也都坦言，名曰“长征小分队”，其实并非一直走，遇到有车可乘的机会，是会卷起旗帜登上不管是什么的车的。
他们对我很爱护，都像大哥哥、大姐姐。
我们同住在一位外交部官员腾出的房间里，混睡在草床垫上。他们差不多每人都带了小说，以外国小说为多——有人还带了《红楼梦》，内夹纸卡片，其上抄鲁迅关于《红楼梦》的一段语录，说是为了在被人发难时作为盾牌。
每晚，他们都读书，我也有机会读他们暂时不读的书。
《怎么办》就是我在那时读完的。
“没有完全的独立，就没有完全的幸福。”——这句话当时印在我头脑中了，第三百九十八页，绝不会错；如果是我读过的那一版本的话。
我的“代表之行”对我家意义重大——因为父亲住在大山里，母亲再也不提全家去不去四川的事了。
1967年，我们还不能毕业。
然而哈尔滨的“文革”之乱，已经不再是最初那种全社会性的骚乱了。各个单位，都发生着“内向型”的更尖锐的冲突了——所为皆因一个“权”字。从前的掌权者或“彻底”被打倒了，或“靠边站”了。权力的“真空化”，使每一派造反组织都生取代之心。有时，一个单位的权力在一个月里会更变两次——从街道小厂到市里、省里的厅局级部门，每每因内部的夺权斗争而剑拔弩张。
正常的生产无法进行是不言而喻的。
但也不是完全停止了生产——不管哪一派掌权，即使仅仅半个月，就必须下达生产指令，那是显示自己有能力掌权的起码的证明。何况，还有“抓革命、促生产”这一“最高指示”约束着。
春节后，我和班里的几名男同学到拖拉机制造厂“学工”一个月。“学工”也是对我们的要求。我们都心存幻想，希望自己样样照做，毕业时能有份好鉴定入档案。一千几百人的拖拉机厂中的两大造反派组织誓不两立，一个月里我们经历了两次夺权与反夺权。直到我们离开，谁都没搞清楚两派究竟为什么势不两立。但厂里的许多老工人给我们留下了可敬的印象——有时两派的骨干分子都快在办公楼里武斗起来了，他们却还能心沉气定地在车间里，在车床边目不旁顾地工作着。
新生入学了，有些老师被取消了教学资格，老师不够了。我毛遂自荐，当起了一个新生班的代理班主任。数学好说，公式不染政治。没有语文课本，我给新生上“毛主席诗词欣赏课”。
那一时期我住在曾为老师们建的图书阅览室，兼做更夫，防止哪一红卫兵组织的学生将书搬走，卖了，用钱买写大字报的纸和墨水——那时有一条针对红卫兵的纪律，不清楚是哪方面颁布的——明确指出，凡属各级公共图书馆的书籍，只许封存，不许瓜分，否则按盗窃论处。之前烧掉的，自然不加追究了。这使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的部分书得以保存了下来。
而我度过了一个许多夜晚有书可读、枕书而眠的冬季。
实际上大部分书我已看过，没看过而又觉得吸引我的书不多。
在那样的岁月，我居然有幸读到了《白鲸》《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荒野的呼唤》《镀金时代》等外国小说和裴多菲、海涅、拜伦、雪莱等外国诗人的诗选。
除了《白鲸》，另外一些小说，小人书铺都曾有过小人书；那些外国诗人的诗选却是小人书铺没有的，使我一度也喜欢上了诗。
哈尔滨漫长的冬季曾使夺权的派性斗争处于冷战阶段，随着春季的来临，又变得白热化了。而中学红卫兵们造成的社会骚乱却渐平息了，大学红卫兵和大厂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冲突成为“文革”的主要剧情。
但又产生了新的文化现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开始活跃。
那时样板戏还在孕育过程中。外国的、古典的、苏联的一切文艺，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一切的中国现当代文艺，或因作者被划入了另册而禁了作品，或因作品被批为“毒草”而祸殃作者——全中国进入了一个无书、无电影、无戏剧，几无任何文艺节目可看的时期。
不论东西南北中，在中国大地星罗棋布的农村，农民们似乎面临着一种超历史的空前绝后的寂寞岁月，连民间娱乐现象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民间艺人仿佛将要绝种。他们的娱乐愿望仅能通过以下方式来满足——婚丧之事、田间地头的戏谑、敲锣打鼓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一向的阶级敌人及一切新型阶级敌人——后者的罪名大抵与“反文革”有关。婚丧之事并不经常，且禁止搞得过于热闹；最新的“最高指示”亦非盼之即来；田间地头的戏谑本是农村常态；于是，批斗会具有了非常态的消遣娱乐的性质，并渐由非常态而转向常态。年轻人们也渐由习惯于此道而乐见之、参与之，又因而善于此道了——这使农村在“文革”中产生的“批斗罪剧”并不亚于城市。
城市人却常有场面宏大的“文革剧目”可看——在哈尔滨，动辄数千人近万人的示威游行、追悼游行、抗议游行、宣传游行不足为奇。红袖标基本完成历史使命了，或当擦鞋布了，或成个人收藏品了。但当那种宏大“剧目”上演时，仍是统一标识，其一片红仍有视觉冲击力。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成熟的脸与中学生们未成熟的脸给人行道上的观看者们留下的印象就是不同——前一种脸上似乎呈现着信仰的坚定性，“为有牺牲多壮志”的凝重、肃穆与感染力。往往，开路的是高呼“文攻武卫”之口号的武卫队员，如“御林军”；其后是宣传车。又往往，焊了装甲钢板，队伍的中间通常是女性，老工人殿后……
当时的哈尔滨基本分成了两大派，大学生与工人，也因此站到了一起，两派大学生都尽量“团结”，也可以说是“绑架”更多的工人。
那种场面宏大的“剧目”虽很可观，却也不是普遍市民想看到就能看到的。爱看热闹的市民有时听说发生在何处了，骑着自行车赶去时，很可能结束了。
一方面，轰轰烈烈的大事件经常发生在各个城市，令人心躁动不安；另一方面，因为基本上没有了文艺对人精神需求的给予，全中国，确切地说，大多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陷入了空前的寂寞。
“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适时出现。
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推行、倡导，更是一种文艺本能性的时代反应。举凡中国的省会城市、直辖市，皆是文艺工作者云集，文艺青年生生不息的地方。文艺家可以一批一批地被人为废掉，文艺本身满足精神需要的功能却不是任何人可以废掉的——它只能被改变方向，只能被异化。而在文艺极度匮乏的时代，被完全异化了的文艺，也是大众所不排斥的，甚至持欢迎的态度，饥不择食。
于是在当年，在哈尔滨每每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处有舞台的场馆所在的街道，白天发生过派性冲突，甚至酿成了流血事件，到了晚上那里却有演出，门外聚集着一心想入内而不得入者。
观看自然是免费的，却也预先发票，或凭工作证等证件观看。表演者基本是青年，他们只争取表演机会，只满足于才艺的呈现，此外无任何功利目的。当年，各大专院校、各大工厂几乎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后来简称为“宣传队”。若某大专院校或大厂存在对立的两派，则各有各的“宣传队”，并各有其势力范围内的演出场所。毛主席语录歌和诗词歌是节目的主要内容；某些抗战歌曲也在允许演唱的范围，如《黄河大合唱》、电影《地道战》的插曲等；某些民歌的演唱也不必忌惮，如《嘎达梅林》、才旦卓玛一唱而红遍全国的《共产党来了苦变甜》。还有某些经典的红色曲艺节目表演了也无质疑之声，如山东快书《奇袭白虎团》、快板《三进山城》、评书《肖飞买药》等。
器乐独奏、合奏也有点儿展现才艺的空间。
总之，在内容极有限的范围，十几个人的“宣传队”进行一场两个小时的演出，也能博得阵阵掌声。演出次数多了，有些人的才艺就会被民间口碑广为传扬。当年的演出简单，无背景，也不必着演出服——所着大抵是无领章帽徽的军装，典型的红卫兵小将的服装；倘是工人，则着工作服。但袖标是必戴的，因为演出是代表派别的。
我也饥不择食地看过，故有切身体会。
此种文艺现象并未持续多久，不知何方神圣下达的“红头文件”予以禁止，理由是防范非无产阶级文艺鱼目混珠，趁机卷土重来，悄然占领无产阶级的红色舞台。
春夏之交，有正式的新老师参加工作了，我的代理班主任角色结束。当初，我之毛遂自荐怀有侥幸心理，幻想表现够格，或许会被破例留校，即使能较长期地做代课老师，那也很不错啊！
母亲经常因手头拮据而愁眉不展，我要为家里挣钱的愿望十分迫切，无报酬的班主任角色告终，未免嗒然若丧。学生们与我已建立了感情，别时相互依依不舍。
邻家叔叔是收废品的个体户，经常收回整车的书刊，大部分盖有单位图书馆公章，估计是造反派们缺经费了，肆无忌惮地给卖了。
于是我有了许多书刊可读，多到根本读不过来，只能选择性地读。我见到过《收获》《草原》两种刊物的年度合订本，邓友梅的短篇小说《在悬崖上》就是我从《收获》上读到的——内容是一名年轻的男性知识分子与有夫之妇产生了爱情，如何靠道德感和自制力成功地了断不该发生的事……
我第一次读到中国作家所写的当代的婚外恋故事，大觉讶然，却挺爱看——邓友梅是我记住的第一位中国短篇小说作家，那一期刊物也予以保留，为的是以后常读——暗想说不定自己以后也会面对那般“悬崖”，有必要先给自己打打预防针。其实，我也常幻想自己是于连，有机会爱上已婚的德·瑞纳夫人，只不过不愿违背道德脚踩两条船，将自己和别人的命运搞得很悲惨。
邻家叔叔收破烂的车还使我读到了《法国革命史》，五十多岁后才知道有几种版本，却不记得我读过的是哪一版本了，只记得书中多处对于暴民行径的描写使我震惊，不禁联想到了种种耳闻目睹的“文革”暴行——我必须承认，听说的比见到的多。
我也从书刊堆中发现了雨果的《九三年》，写此小说时，因参与了巴黎公社起义而逃亡国外的雨果，已被允许回到法国了，老了。在《悲惨世界》中，雨果极正面地描写到公社起义的血战和失败，而在《九三年》中，他变得和晚年的托尔斯泰一样了，似乎成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即呼唤“好人政府”和“人道主义”的老翁。他似乎是在通过《九三年》反思法国大革命；而其反思的立场是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我所读到的《九三年》，出版前言中有这样的话：晚年的雨果，由其贵族出身所决定，无可救药地堕落到所谓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泥潭中去了……
原话肯定不是那样，意思肯定是那样的。
我先读的《法国革命史》，便很能理解雨果的反思了，并且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一个人，不管曾是什么人，倘到了晚年还不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那也着实是个可怕的人了。
也可以说，当年的我，“文革”背景中的我，开始成为一个少年人道主义者了——不，那一年我十八岁了，是青年了。《法国革命史》和《九三年》使我在思想上有种自甘“堕落”的倾向，“不可救药”也无所谓。
我也第一次接触到了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短篇集——托氏短篇小说一如他的长篇小说，人道主义主题更明显了，《舞会之后》《穷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前者对我的影响，在“文革”后我多次与记者谈到过，后者如今收在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一部短篇，讲俄法战争结束后，一些农民要以私刑的方式处死另一个农民——法军占领期间，他被迫为法军做了些事。他七八岁的儿子一直跟随着，哭着哀求人们放了父亲，那孩子的母亲仍病在家中。有一个人忽然动了恻隐之心，说那就算了吧，战争已经结束了，何必多死一个人，反正他的罪过也不是多么严重……
我与同学对此篇小说讨论过，他认为同样的事如果发生在军人身上，就不可以那么简单地说放就放了，必须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罪行不严重，当然不应判死刑。但不判刑也不对，那军队就没法带了。
我同意我的同学当年的看法，至今也同意。我成为作家后开始意识到，托氏的某些短篇分明是人道主义主题先行的——但我理解他用心良苦，从不嘲笑他用小说形式进行的人道主义“布道”。并且常想，倘世人皆讥讽人道主义，那我直接去当人道主义传道士，不当作家了也罢。
与以上作品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几期《支部生活》杂志，小三十二开，白皮黑字，薄薄的——除了讲怎样过好支部生活，后两页还讲“怎样过好夫妻**”；千真万确，我写下的与实际标题一字不差。
如今，我一回想起来就忍不住笑。
那两页内容使我明白，党员首先也是人。并且，直接完成对我的性启蒙。
印象最深最深的，是用钢笔抄在笔记本中的几行诗：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面旗子吗？
用到，把它高举着，
用不到了，便把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一顶破毡帽吗？
需要了，把它顶在头顶上，
不需要的时候，又把它踏在脚底下。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木偶吗？
你挑着它，牵着它，
叫它动它才动，叫它说话它才说话。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吗？
拿它做装潢“宣言”“文告”的字眼，
拿它做攻击敌人的矛和维护自己的盾牌。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什么？
这用不到我来告诉，
他们自己在用行动，
作着回答。
人民是什么？人民是什么……那笔记本中还抄了不少别的诗句和书籍中的名言。我没敢保留，替它的主人毁掉了——那样的笔记本自己不偷偷烧掉怎么还敢卖了？！从字体看，不是中学生抄的，像成年人的字体。转而又一想，也许是抄家抄到的，它的主人已经罪名成立了。
当年，那是我读过的对我最有冲击力的诗，与之相比，拜伦、雪莱、海涅的诗立刻逊色。
于是便牢记住了“臧克家”这个名字。
我仍是到校次数最多的几名学生之一，因为被选为班级“勤务员”了，也可以说是服务员。我们“勤务员”到校之目的已只剩一个，如果有什么招兵、招工、毕业或可以升学的消息，能及时通告大家。
1967年全年没有那样的消息。
1967年我除了在家里将一切我能做的事都做了，包括和泥、托坯、修房子、改造火炕和火墙、做煤球……再就是阅读了。除了阅读时光，更静好的时光是没有的。
因为还不能为家里挣钱，我负罪地、自虐地捡过煤渣、扒过树皮。
1968年前五个月，还是没有关于我们这一届初三学生的任何好消息。
6月初，“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
6月17日，我去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
1968年的中国，两种文化现象无处不在——关于“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最高峰”；关于林彪提出的毛主席的“四个伟大”以及关于“把无产阶级**进行到底”，否则全中国人民“将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强劲宣传。确切说，两种文化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现象，并且只有这一种文化现象无处不在。
这不是政治现象吗？为什么说是文化现象呢？
当然首先是政治现象，但同时也是文化现象——正如中国古代的诗现象分“风、雅、颂”，若“风、雅”全无，唯“颂”存之，则“颂”就是独一无二的诗现象，虽然我们明知“颂”同时也是王道现象。
不论是在农村生产队的队部，还是在小学校，甚至在幼儿园和许多家庭，有几样“东西”是必具其一的：毛主席画像、成为印刷品的毛主席语录、各种开本的“红宝书”、不同材料的毛主席像——以石膏的、瓷的为多。
在干部人家的客厅，大抵四样都有。因而，若进入那样的人家，见正面墙上，中间悬挂毛主席像，左右对称地贴着红底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宾主落座，擎杯饮茶时，见杯上也印着毛主席语录或诗句——任谁都会觉得那简直也是文化现象了。
古今中外，文化现象必然反映在家庭。
城乡普通人家都没有年画可贴了。
年画的选择折射一个家庭朴素的审美取向。当年春节贴上，直到来年春节才换新的。既然无处可买了，而墙上总以贴着什么有色彩的“东西”为好，于是毛主席像和语录代替了年画的审美作用。
在小镇的小饭馆、小旅店里，包括叫作“大车店”的最便宜的旅店里，主席像和语录也是不能少的。为了省钱省事，每每用镂板和彩漆喷在墙上，那就多年不必换了。
党政机关单位办公室及其所属的会议室、礼堂，纵使并无要求也会自觉那样，不那样肯定是个事。但对于很下层的一切公共场所以及家庭，从无硬性要求。
既无硬性要求，何以那样？
一由于从众心理，二由于审美意识。
从众心理与审美意识混淆在一起；有些人是从众心理为主，有些人是审美意识为主。
在某些农村，春节期间的集市上仍能买到剪纸——剪纸的内容也与时俱进，体现出“文革”的文化主题。而无论剪这一类剪纸的人还是买这一类剪纸的人，内心活动大抵与“忠”“不忠”无关，是缘于对美的创作和欣赏来剪或买的。但祈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爱情牢固、家庭幸福一类的剪纸或对联，在农村，在1968年，也还是允许出现的。
“无处不在”不等于无孔不入地全面占领。
我们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既自谓“军垦战士”，对我们的宿舍内务起初便有军营般的要求——除了被裤的叠放方法必须整齐划一外，“红宝书”也得清一色地摆在明面。但这要求只严格了一个时期，因为我们的宿舍非砖瓦化的营房，住得也比正规军的战士们拥挤，整齐划一根本做不到。
1968年，如上文化强劲，常态文艺现象不常见，从城市到农村，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几乎没有文化生活的情况下淡定自若地生活着，仿佛并不缺乏什么。
这乃因为，相对于人民大众而言，从前文艺在生活中所占的时间比例也很有限，没有那种从丰富到匮乏的强烈反差。何况，语录歌、诗词歌、歌颂伟大领袖的歌此起彼落，时常可闻——这使他们的实际感觉是接受得太多了，而不是少；尽管是被动地接受。
但对于青年而言，对于即使只有初中文化的青年而言，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十分单调的文艺形态是不能满足精神需要的，对多样化的文艺的需要越来越强烈，几近如饥似渴。而比之于城市，“广阔天地”更加使人内心寂寞。当年我们二十几名首批连队知青，为了抵御形同包围的大寂寞，宁肯干了一白天活，晚上再到地里去加班，直至天明。深层原因并非积极的劳动表现，而是内心没着没落、不堪寂寞。自然也有从众心理在作祟，别人去了，自己不去，怕显得劳动表现不如人。但主要是为了抵御寂寞，正值麦收季节，看地里的收割机往复穿梭，有点意思。